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刘勰(约465—520)，字彦和，籍贯为“东莞莒人”(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笃志好学，博通儒学和佛教经纶，又擅长骈文。《文心雕龙》这部集大成的文学理论著作约成书于南齐末年。《文心雕龙》全书50篇，可分四个部分，其中涉及了若干关于诗歌的理论问题。按《序志》的说明，全书可分为上、下两编。前25篇为上编，主要论述文学的基本问题及各种不同文体的历史发展状况;后25篇为下编，着重论述有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的历史发展、作家的才能与修养等理论问题。全书组织严密，自成系统，体大思精。《文心雕龙》是在儒、道、佛三家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熏陶下产生的一部文艺理论巨著，它不仅全面地总结了齐梁以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经验和成果，而且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和主张。

关于写这部书的目的，刘勰论述得非常明确，“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³⁶⁾。从《序志》篇可以看出，首先是“立言”观念，希望通过文章创作使自己流于不朽;其次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通过对圣人文章的体味和阐发来挽救当世文坛的浮靡之风;最后，是出于对当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状况的不满。

《文心雕龙》的体系结构宏伟，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为第一部分，即“文之枢纽”，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这一部分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基本观点作为全书的理论核心。

第二部分，从《明诗》到《书记》20篇。该部分分述了诗歌、辞赋、论说各种文体的源流、特点和写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三部分，从《神思》到《总术》19篇是刘勰的创作论，泛论写作方法。

第四部分，是刘勰的批评鉴赏论，属于杂论部分，包括对文学发展史、对作家的评论、对作品的鉴赏和对作家品德品评的具体观点。⁽³⁷⁾

作为一部思深虑周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对过去的诗学理论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系统的挖掘，如论文学的发展，文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论文学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性的关系，论文学鉴赏的方法等问题，都提出了一系列相当系统而又富于创新的意见。此外，《文心雕龙》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范畴与文学理论概念，如“神思”、“隐秀”、“虚静”、“风骨”、“通变”、“奇正”、“体势”等。“与此前诸家的诗学思想相比，刘勰的诗学观具有集大成的特点，他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诗学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在对诗歌的基本看法上，他主张雅义与丽辞的统一;在诗歌的内容上，他主张言志与缘情的统一;在诗歌的艺术风貌上，他主张风骨与藻采的统一，而在藻采方面则力主雅与丽的结合;在诗歌的发展上，他倡导通变，主张继承与创新的统一。”⁽³⁸⁾

历代以来，《文心雕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从各个方面论述了这部巨著的价值。当今时代，更有学者从跨文化诗学比较的角度论及这部中国古典诗学巨著的特色。从“神思”的艺术心理与语言进行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研究可见，“刘勰的神思论建立在他系统的言辞美学基础上，艺术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是他探讨的核心问题。……神思论并不是凭空虚构的想象论，在理论形态上，它发展了陆机以来的中国艺术思维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符号思维融合与疏离的辩证关系理论。这种理论形态与当代西方的语言心理和艺术思维理论是相同的。令人为之扼腕的是，西方学者的贡献早已被我们所熟知，而刘勰的语言与心理研究却埋没千载，现在确实到了让它与西方理论交相辉映的时候了。”⁽³⁹⁾

关于对《文心雕龙》当代研究的火爆局面，也是应该令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清以前的重要文学批评和理论著述很少把《文心雕龙》作为权威著作来引述，……对《文心雕龙》研究的兴起从清代起大大提高，自现代以来，该书更是受到无与伦比的关注。西方传统对系统诗学评价甚高，这大概就是《文心雕龙》一书在现代中国逐渐受到重视的原因。”⁽⁴⁰⁾这段话切中要害地解释了《文心雕龙》的历史地位以及在当代形成火爆研究局面的原因，也启发我们应该在中西比较诗学的观照下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诗学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在整个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都是其他时期所不可替代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其意义:首先，开辟了诗学独立与自觉的新时期。第二，魏晋南北朝诗学又是古代诗学发展之链上的必要一环。第三，魏晋南北朝诗学还为中国诗学理论框架的构成奠定了基石。这首先表现在这一时期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诗学体系。⁽⁴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发展，绝不是凭空建构，而是在传统文学理论基础上的重大突破和新的发展。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顾易生、蒋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蒲友俊:《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先秦—魏晋南北朝卷》，巴蜀书社，2001年版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文集》(第6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陈伯海等:《中国诗学史》(魏晋南北朝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

张文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日〕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此处下限断至明中叶，参见赖力行:《中国古代文论史》，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9页。但上限断代不同。

(2)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顾易生、蒋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此处“文学批评”和下引“文学理论”等概念近于“诗学”一词，不再注明。

(3)〔美〕卫姆塞特·布鲁克斯:《西洋文学批评史》，转引自蒲友俊:《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先秦—魏晋南北朝卷》，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4页。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5)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顾易生、蒋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9页。

(6)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文集》(第6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7)“情”、“意”、“志”三字，朱自清考述甚详，不赘引。

(8)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顾易生、蒋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9页。

(10)参见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5—1938页。

(12)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顾易生、蒋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14)姜亮夫:《文学概论讲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229页。

(17)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0—173页。

(21)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顾易生、蒋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184页。

(24)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顾易生、蒋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

(25)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吴格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

(27)参见陈桐生:《史记与诗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8)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29)陈伯海等:《中国诗学史》(魏晋南北朝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30)〔日〕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页。

(3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见《而已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8页。

(3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33)曲德来:《陆机〈文赋〉刍议》，载《北方论丛》，2005年第5期，第16页。

(34)陆机:《文赋》，见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

(35)张文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36)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09页。

(37)参见王运熙:《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38)陈伯海等:《中国诗学史》(魏晋南北朝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

(39)方汉文:《“神思”新释:艺术心理与语言——〈文心雕龙〉的比较诗学研究》，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78页。

(40)〔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

(41)陈伯海等:《中国诗学史》(魏晋南北朝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