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繁荣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兴盛的原因

东汉统一帝国的瓦解，儒术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人们开始寻找重新统一和治国的理论。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显得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这些时代条件不仅使得各类人才辈出，而且促使学术思想界儒、玄、墨、名、法、纵横、佛、道以至兵家都应时而出，都适应着新的现实的需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领域呈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进入魏晋以后，群雄纷争、长期割据的局面使儒家思想处于分崩离析之中，人们从儒家忠君的思想中解脱出来，转而注重自我、自我修养和品格陶冶。这种觉醒的自我意识，也深深地反映在当时的文论之中。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²⁸⁾魏晋时代，人的觉醒和情感的高扬反映在创作上便是文的自觉。普遍追求形式的华美，强调个人情感的真挚流露，提倡清雅、脱俗的自然文风。魏晋南北朝文论对文艺规律的深入探讨，应当说是个人自我价值觉醒的直接影响的结果。文艺作为自身观照的对象，其自身的完美自然会受到高度重视。

魏晋南北朝开放型文化特征，是由于国内各民族大融合，以及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等时代条件决定的。由于汉族对外来民族文化表现了一种包容和吸取的积极精神，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在此社会背景下文学呈现了发达繁荣的局面，开创了诗学理论的新天地。这一时期，首开风气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

(二)曹丕的《典论·论文》

曹丕(187—226)是汉魏时期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建安时代，由于政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文学创作非常活跃，文学创作的自觉精神有显著的提高，再加当时品评人物的清议风气的影响，品评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产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典论》共20篇，《论文》是其中之一。《典论·论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第一篇文论专著，在文学批评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是第一篇，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典论·论文》篇制虽短，但已涉及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几个重要方面。

关于作家气质、个性和风格的关系，曹丕提出了“文气说”，以文气论作家。他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气”，指的是作家的气质、才性及其在文章中的表现。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是文艺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曹丕将风格大体上概括为清浊两种对立不同的类别，认为“文气说”包含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和“不可力强而致”三个彼此联系的方面，第一次明确而自觉地从分析作家主观气质个性入手探讨作家与作品风格差异的关系，这是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在文体论中，曹丕将文体分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诛尚实、诗赋欲丽“四科”，并简要地提出各类文体的写作特点，根据文章的不同体裁提出了不同要求。曹丕首先区分了不同文体的特征并提出了“文体二义”:一是指体裁，一是指风格。一个名词两种含义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气之清浊有体”指风格，“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则指体裁。关于诗歌本身的认识，曹丕提出了“诗赋欲丽”的见解。强调了文学对华丽形式的要求。这既是曹丕本人诗赋实践的理论反映，也代表了建安文人共同的文学观念。

在文学批评方面，曹丕阐明了文人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各种文体特点不同，除少数通才能备其体，一般说来作家不能兼擅，不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批评了“文人相轻”的古来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文坛不良风气，在赞美建安文人“相服”的基础上，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公允中肯地评价了建安七子各体文章创作上的长短。

另外关于文学的作用，曹丕第一次将文学提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政治高度。他不再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曹丕这篇《论文》说理与抒情融合，极富感染力，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曹丕的论述还是初步的，……但是，《典论·论文》毕竟显示了一种新的诗学观念，标志着诗学的自觉与独立”⁽²⁹⁾。不仅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不仅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是后人关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主要根据。

“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源于日本人铃木虎雄。他通过对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分析，主要强调了四点:首先，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开始了对于作家气质、个性和风格的评论。其次，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所谓“经国”可以说是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这是从道德论的文艺观转向的重要标志。第三，曹丕“根据不同的文体说明其归趋之异”而提出的“诗赋欲丽”的观点。第四，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观点。由此得出结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³⁰⁾鲁迅在论及曹丕的文学见解时，也意识到了这一自觉时代的意义:“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³¹⁾

之后，“魏晋文学自觉说”逐渐在一些学者们的论述中开始出现，其具体内容也作了比较多的概括与补充，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是袁行霈先生。“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的自觉”。“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300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³²⁾尽管对“魏晋文学自觉说”还有一些争议，但魏晋以后，所谓文学意识的“自觉时代”已经日趋明确。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文学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及其艺术规律，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在创作实践中得到体现，从理论上得到总结和表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繁荣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三)陆机的《文赋》

从建安到西晋，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诗学史中，陆机是继曹植之后又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一篇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著，具有承上启下而又有开拓创新的作用。他以“缘情绮靡”为准则，着重阐述创作论，将诗歌进一步推向文人化、贵族化，引导了华丽雅致的诗风。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的矛盾展开论述，通过总结直接或间接的写作经验，《文赋》还对整个文艺创作过程进行了探讨和描述。

《文赋》把文章分为十类，其中就诗赋特征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较之《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论点，更为明确而具体，强调了文学中情与美并重的重要意义，这反映出魏晋以后诗赋写作风格的新趋势，也表明晋代作家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准。“《文赋》的重大理论价值，不表现在讲‘诗缘情’，而表现在对文学作品形式完美的追求上。‘诗缘情而绮靡’以下十句，是对各种文体风格的概括。专注于文体风格，恰是对文学审美价值积极追求的表现。”⁽³³⁾

陆机《文赋》的序言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清楚地说明他创作《文赋》的动机和目的，主要在于探索才士创作的“用心”，“论作文利害之所由”⁽³⁴⁾。

陆机认为构思是创作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在《文赋》里，陆机生动地描述了作家创作的过程。陆机认为，作家有了创作的欲望和激情以后，便进入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构思。“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产生了创作动机以后，就进入了“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构思的过程。构思开始时，都是必须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作家在想象时不为外物打扰，凝神思考、专注酝酿，这样才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从而把客观世界的形象诉诸文字。

陆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理论的很多重要问题，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他第一个把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的问题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探讨了谋篇、定章、遣辞、造句等写作技巧和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是他忽略文学的思想内容而片面地谈表现的方法技巧，也是不容讳言的。

总的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转型期，也是从文学观念的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³⁵⁾除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诗学理论之外，还有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和文艺主张，其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文心雕龙》，才是最能代表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最高顶峰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