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代的诗学

(一)四家《诗》学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学昌盛的时代，“汉学”主要指的是汉代的经学。汉代的诗学首先体现在四家《诗》学中，所谓四家，“毛诗”是古文经学，齐、鲁、韩三家为今文经学。

“毛诗”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大、小序中，《诗大序》可以看作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诗大序》中开篇便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作者认为“诗歌”是有情志在心而发出的文字、声音或舞姿，或情或志。毛诗作者兼而重之，认为这是文学之所以有的基础，或者说诗歌是因为有了情志才有的，后代的言情与言志各得一端，遂有诗文分途，诗重情，文显志，其实，《毛诗序》的时代这样的文学功能的意识还并未形成，所以情志不分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

《毛诗序》同时还表现为诗、乐、舞一体的特征，这是中国文艺发展轨迹中的一个重要特质，中国人眼里心头均认为一切的艺术均是可以对话的，均是相通的，诗、乐、舞，诗、书、画、印，甚至于建筑与诗都是可以相通，也是应该相通的。更重要的是《毛诗序》作者认为诗、乐、舞相通是因为皆是由“情志”开始的缘故，可以说中国诗学的“情志论”传统是由此发展起来的。

《毛诗序》另一值得提出的是对“诗六义”的阐述，“诗六义”源于“六诗”，《周礼·春宫·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孔颖达于此作过解释，称其是从“异体”、“异辞”、“形”、“用”的不同来说的⁽²⁴⁾，因与本论无涉，在此便不赘述了。需要说明的是《毛诗序》的阐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这一段文字非唯研究《诗经》的重要理论论述，实是我国诗学在汉代的重要论点。由诗体到诗用，讨论了《诗经》中“风”、“雅”、“颂”各部分的文学特征和功能，这是后代论文体有别的开始，六朝时文体观念的形成及其论述在思路上与此极有渊源。

“三家诗”自“毛诗”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以后逐渐亡佚，就现在由王先谦所整理的《诗三家义集疏》⁽²⁵⁾来看，所论诗的方法和视角也略有可观处。首先就“诗”的功能来说，“毛诗”主“美”，“三家诗”主“刺”，以《关雎》为例，“毛诗”认为是“美后妃之德”，“韩诗”认为“刺时”，“鲁诗”、“齐诗”认为刺康王及夫人。这是对文学两种功能的两面理解，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讨论从文学开始的时候就已是焦点，两汉时这种功能的讨论尤为对立，其实这跟古文经学和金文经学的政治主张和人生态度异趣有关。古文经学重稳定，故凡“诗”多从“美”处评述;今文经学重革新，故凡“诗”多从“刺”处评述。

(二)司马迁的诗学主张

司马迁以史学传世，在诗学主张上的成就常被其史学成就所掩。司马迁以创作实际彰显了中国文学中的“实录”精神，稍后的刘向、扬雄和班固称这种“实录”精神为“不虚美，不隐恶”⁽²⁶⁾。这是说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应该能够黑白分明，善恶清楚，态度鲜明，不能够无视是非，随风趋势，这是指的创作者的态度，司马迁正是在这样的态度下创立了影响千余年叙事文体的“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本称为“春秋义法”。“春秋义法”强调“采善贬恶”，这一点又可视为与古今文(诗)经学的前呼后应，所以有论者认为司马迁古今文经兼采⁽²⁷⁾，这是很符合事实的。

如果说司马迁用“春秋笔法”端正了创作的态度和甄别了文章的取材的话，那么，他提出“发愤著书”则是这一理论链接的深入，因为他本身的人生经历，“怨”而“发愤”便是《史记》创作的动力，于是司马迁将这种外在动因放在显著的位置来讨论文学的创作，这便是他在《报任安书》中所坦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同时还认为，文学创作有一个内在动力，那就是人的天性，“不平则鸣”!这一观点主要集中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惮，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从人性的自然反应的角度说创作的“怨”自然会通过个体诉诸文字，“穷则反本”，文学创作是帮助人“怨”后反本的重要途径，这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