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秦诸子中的诗学

(一)儒家诗学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先秦语录体散文的代表，计有20篇。

孔子的诗学主要体现在《论语》中，同时代典籍所引孔子的论述也是讨论其诗学的另一侧面，如《左传》、《庄子》、《孟子》以及稍晚些的《大戴礼记》、《孔子家语》等。

相传孔子曾经删定了《诗》、《书》和《礼》、《乐》，并作了《春秋》⁽¹⁰⁾，尽管我们认为这样的记载未必可靠，但是孔子曾对这些经典典籍作过修订和整理应该是属实的。孔子曾自己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¹¹⁾有论者认为这是将捍卫正统的礼乐为己任的表现，同时孔子也在侵犯着君主制订礼乐的传统专利权⁽¹²⁾，其实这是将孔子眼中的《诗》与《春秋》混淆了，《春秋》属史，故孔子方有“罪我者”之言。孔子论诗主于实用者多，“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诗文言志，《诗》用来表达感情，这与先秦的赋诗实际是相一致的，赋诗即唱诗、用诗，无论是用自己写的诗来表达感情还是用别人写的诗来表达感情，孔子强调的是实用!

强调学诗，孔子同样也是从实用出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¹³⁾“兴观群怨”成了中国诗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其实在实用的文学观下，孔子已经埋下了文学的政治化和道德化的伏笔。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认为的，道德化和政治化是中国文学的特色。⁽¹⁴⁾中国诗学中的道德化和政治化的价值观根植于中国先民对文学的实用性，主要是为了解决行为上和灵魂上的秩序问题，文学不仅要解决人的行为和灵魂的秩序，还要能够让人们通过文学认识生活和社会，这也是孔子强调学诗的一个出发点。孔子最掷地有声的话是:“不学诗，无以言”!没有诗(文学)就不能说话，不能说话当然无法生活，这种对文学功用性的实用视角的评价毫不逊色于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论断。学习诗是为了认识生活和社会，认识由鸟兽草木为起点的自然生活和社会，继而拓展成为一个会“言”的人，孔子的文学实用精神是一贯的。

当然于此还不得不说孔子的另一个诗学命题:思无邪。“《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¹⁵⁾“思无邪”，出于《诗·鲁颂·暕》，自宋人朱熹始几乎一致认为孔子是从道德和情感的角度来讨论《诗经》，“思无邪者，诚也。”这是朱熹所引程子的话，他自己解释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¹⁶⁾。其实这似乎并非孔子论诗之本意，“思无邪”，于省吾先生阐释甚明，“无邪”即“无圉”，即“无边无际”的意思。“思”，发语词，无义。⁽¹⁷⁾后人如何阐释这一命题固然重要，但孔子本意似乎当从引《诗》原文和他一贯的文学思想中考释方能接近本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里孔子还是从实用性角度来阐释对《诗》的评价，《诗》是无边无际的“海”!主要从内容浩繁的角度来说的。《诗》几乎是百科全书，“鸟兽草木”不过是起点，所以“不学诗，无以言”!

(二)道家诗学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创者，五千言《道德经》简约而深蕴，本身就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希言自然”⁽¹⁸⁾!希言即少言，非无言也，而是珍惜语言。

老子诗学中极重要的一点是将“信”作为“言”的首要标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¹⁹⁾，可见老子是“疾伪”(《文心雕龙·情采篇》)的。老子崇尚自然，有真情在，无论多么朴实的语句都是美的。这一文学主张跟老子尚愚与原始密不可分，他常常神往“婴儿”与“赤子”，“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²⁰⁾。他强调的是文学应该没有被人化的社会“污染”过，孩子般的真诚是文学的起点，最美的文字应该有孩子般的真诚。近代的王国维虽有西方尼采、叔本华的影响，但他在著述中那种对李后主赤子之心的论述，似乎更多的是从老子中得到的感悟。

至于老子关于“大音”和“大象”的妙言更是中国诗学在先秦阶段极为重要的命题，何谓“大音”?何谓“大象”?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有论者认为:“奏‘大音’者，可以是圣王，也可以是婴儿”，“‘大音’指的是音乐本身”，“大象”指的是最本真的想象。⁽²¹⁾其实，我们更是可以看出，老子于此强调的语言、想象和世界本真之间的关系应该朴实而含蓄，其中包含着相应的文学主张。当然这一问题竟又成了后代“以禅喻诗”时可以对接的一个榫头，这是有那么一点不好解释了，司空图和严沧浪不知是从老子这里受到的启发还是从释迦牟尼那里接受的影响，文学也许是和宗教一样吧，都是那种直面灵魂的东西，所以“国界”也许就模糊了。

庄子在文学思想上和老子有相继承的关系，“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²²⁾，这是庄子对文学和“美”的总体观点。崇尚朴素自然的美，不要虚伪的修饰，庄子与老子在文学的审美标准上的倾向性是一致的。

庄子认为的“朴素”基于“天真”，“法天贵真”，“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²³⁾庄子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华饰，但他更为强调真诚是文学最重要的基石和内核。

正是在尚“真诚”的文学主张起点下，庄子提出了“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命题。“言者所以在意”，一切的语言均是为真性情所设的，庄子反对华辞浮说，继而影响了后代尚自然表达、重文词之中的真性情的诗学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