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

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时期，中国文学理论与学术理论体系的创造处于巅峰状态，主要成就是“六经”和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学说。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理论观念，中国古代理论体系均为嘎嘎独造，与先后出现的印度吠陀经典、以色列《圣经》、希腊哲学等经典一同彪炳史册。中国理论以“道”为核心，以人文主义的非宗教理论为特色，成为世界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瑰宝，与爱琴海沿岸以“存在”为主旨的另一种人文主义类型的希腊思想相互辉映，共同居于世界理论创造的前列。

然而，世界理论创造的形势发展可谓匪夷所思，天命难测。公元前后出现的历史转折可能永远改变了中国学术的命运。

中国与希腊的学术在公元前后都因为与外来思想接触而产生了大的转向。公元68年即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明帝遣使赴天竺求佛，行至大月氏，迎回了天竺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公元69年，明帝在洛阳建白马寺，标志着独立发展的中国学术与印度佛教正式接触。公元1世纪，也正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开始发展的时期。公元70年以后，罗马教会的势力扩展到帝国的各大城市，如亚历山大、安提阿等地。也就是说，正当中国学术与佛教接触时，希腊罗马的学术也开始与来自犹太文化的基督教联系在了一起。异类文化的接触必然产生逾越与形成新的创造，这是一般的学术发展规律。中国与印度佛教和希腊罗马与基督教之间的结合也各自有创新，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其结果并不完全相同。笔者认为，一个不同之处即在于:西方中世纪以宗教思想统治为主，其学术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即从最初的排斥希腊罗马学术最后发展到接纳它们，并且形成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以后经过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思想的加入，西方学术以其理论体系严密、思想深刻著称于世，对于近现代世界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中国学术则走上相反的发展道路，虽然有唐代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的兴盛，但是，其理论体系创造的衰微早已经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可以说借佛学之理论来振兴中国理论的宏图实际上未能实现。

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就曾指出中国学术发展中理论不足的弊病:

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漫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刘勰之后1400余年，他所提出的中国理论“体势漫弱”的问题，终于在中国20世纪末期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次的重新发现，人们用了一个与刘勰相近的说法——“失语症”——主要用来指中国理论在世界学术理论中的“漫弱”，当年刘勰用的“声其销乎”，用现代语言来说，“声销”恰恰也是“失语”的意思。

其实，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直到今日，我们就一直在努力向西方理论学习，这个学习的过程比起历史上前一次大学习运动来规模并不小，时间也不短。从汉唐到宋明，中国学习古代西方印度佛学历时千余年，最盛时还派了大批的“留学生”——西行求法的僧人们——去亲历求法，可以说是轰轰烈烈，以致名声不佳的英国人斯坦因20世纪从印度穿越白沙瓦等地到中国，一路上不断感叹当年法显、玄奘等赴印度留学生的行路难。然而，这种学习似乎没有给中国学术理论带来体系化的结果。今日的学习似乎还没有达到宋明理学那样的成就。早一些提倡向西方学习的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基本上不谙西文，深通西文的严复后来反而后悔当年学了“旁行书”(西方文字)，没有在“国学”的圈子里创下名声，我们知道他的翻译多于他的著作，有点类似于玄奘等人。但这一辈学者确实没有改变中国理论“漫弱”的局面却是事实。以后的冯友兰、陈寅恪、周一良、胡适之、闻一多、朱光潜、钱锺书等无不留学西方并获得各种学位，他们都是才华出众的学者，在留学期间就已经享誉国内学界。可惜的是，他们的学术研究也没有能改变中国学术理论衰弱的局面，就是一些至今仍在西方大学任教的华裔学者，也大多集中于东方或中国学研究的系科，不能跻身于理论创造的学术主流。同为东方民族出身的美国学者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一书中颇为睥睨那些栖身于东方学研究所中的只知“西方东方学”的东方学者。据我本人在国外学习的经历所知，这种指责是不尽公平的，但是中国学术的理论衰弱是一个事实，我们无可讳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形而上学光辉业绩的印度人，竟然也在欧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这一介于哲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领域里涌现出一批人才。抚今追昔，先秦诸子，汉魏名士，其遗风安在乎?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

据说这个五百年的期限是司马迁所提出，他在《史记》中计算了孔子到他的时代，大约为五百年，有了“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的结论，后人改为“才人”，可能是对于再出圣人的希望不大所致。无论如何，从汉唐之后至今越二千岁，中国应当有理论创新的“才人”应世运而出了，我们寄希望于来哲。

希望能够力挽颓败，再现我六经与春秋诸子之理论辉煌。

天不负我，天必不负我也。

二

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000年左右，世界文明始予更新，继而大成，各种古代文明无不经历战火灾荒，蛮族入侵，虽则如此，但仍然“艰难玉汝以成”，最后大体形成自己的文明模式。东西方各文明古国显露出自己的特色，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经典的形成。经历世代淘汰，世界有八大经典以其思想深刻、精神宏大而历久不衰，为世人所共同赞颂:

(1)古代印度吠陀经典，以《梨俱吠陀》等为代表。

(2)古代印度佛教经典。

(3)中国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

(4)中国先秦诸子经典，尤其以孔子《论语》、老子《道德经》与庄周《庄子》为代表。

(5)西方的《圣经》(包括《旧约》与《新约》)。

(6)古代希腊哲学经典，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

(7)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陀》等。

(8)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

世界八大经典中，相当多的数量是文学经典，古代文学经典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包含了大量丰富的文艺理论思想。这就是古代文学理论或诗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它们都是一种文化诗学，是以民族文化为其理论根基的理论体系。中国六经的名称排列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诗经》起首，另一种是以《易经》起首，无论哪一种排列，六经的精神是统一的，它们有共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无论是《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或是《易经》作为哲学理论，全都依托于这种民族文化精神，处处能表现出这种文化精神的影响。作为证据，我们甚至可以从《诗经》与《易经》中举出语言结构、遣词造句相近的用语。如《易经》“中孚”:“鹤鸣在阴，其子和之”。而《诗经》“鹤鸣”中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其意象基本相同，显然出于同一时代并有共同的文化精神。

正因为如此，比较研究不同文化诗学，就成为诗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式。顺便说到，我们这里所说的诗学，是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的部分含义，用来指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我也曾经用过“比较文论学”的名称，但考虑到比较文学学科通常的习惯，本书中仍然用“比较诗学”的名称。关于这一道理，笔者在拙著《比较文学高等原理》中已经作出“比较文论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与范围的界定，可供参考比照⁽¹⁾。值得关注的是，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一支，近年来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三

世界学术界的竞争如同各国经济军事力量之间的竞争一样，从来就是学术实力的较量。它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能力与学术研究能力的集中表现。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与研究能力如何，可以说是面临严重的考验。

其实，早在中国与世界大规模接触之中，梁启超等人已经看到世界学术发展的大势，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过:“自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我国对于‘形’的科学(数理的)渊源本远，根柢本厚;对于‘质’的科学(物理的)，因机缘未熟，暂不发展。今后欧美科学，日日输入，我国民用其遗传上极优粹之科学的头脑，凭借此等丰富之资料，瘁精研究，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公民。”⁽²⁾其实，梁启超的预言早已经以不是他所想象的方式实现了，世界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中，华裔科学家的人数与成就都受到世界的关注，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民族，有科学研究能力、有理论思维能力与天才的民族。

但从另一方面看，世界近现代学术研究中，我们仍然不能处于前列，而欧美学者一直在世界学术研究中相当活跃。这其中当然有所谓的后殖民主义的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而理论创造的薄弱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直到当代学术研究中，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仍然以“中国研究”或是“东亚语言文学”的研究者形象出现，这不禁令人想起了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所嘲弄的那些“躲在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心”的东方裔学者们。当然，国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能唯有国学来应对世界。这好比我们参加国际奥运会时只参加武术，不参加足球等不是我们优势的项目。而世界学术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文史哲文化文明的国际化研究，是对各国文学文化的综合与分析。但愿我们在这种世界共同的学科研究中奋起直追。

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次年3月，恩格斯在《民主周报》上发表了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书评，开头是这样写的:

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是有价值的，并且将来也是有价值的，可是要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这只有待诸一个德国人。⁽³⁾

无可怀疑，康德、赫尔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胡塞尔、马尔库塞、卡西列、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德国人在世界社会科学理论界声名显赫，使世界学术界对于这个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与科学研究才能十分关注。

那么，有什么理由不使具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呢?

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就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桥梁，它们是世界众多大学里都开设的重要课程。如今，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学、文化背景的学生和学者们都汇聚在这一学科之中，其中不乏对于世界学术发展有相当贡献的著名学者，仅以美国为例，《文学理论》一书的作者雷·韦勒克(René Wellek)、杜克大学的弗·詹姆逊(F．Jameson)和康乃尔大学的杰·卡勒(J．Culler)等有世界影响的学者都聚首这一学科，而他们的研究又都具有高度的理论性，所以使得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的学术水平得以迅速提高，成为一门成熟的、有影响的学科。

中国学术向来以缜密严谨、考据精确、理论性强为世界所称道，这样一种学科特点，正为中国学术参与世界对话提供了契机。

这种学术之间的共鸣、对话、参契、互相逾越，乃中国学术之大幸，亦为世界学术之大幸，盖世界之新学术，融东西方文明于一体之学术，必将大成于来日，勿谓言之不予也。

方汉文

2005年6月

【注释】

(1)方汉文:《比较文学高等原理》，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341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