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心绪的呈现
◎文本解读:
《舟舟的世界》
《英和白——99纪实》
《幼儿园》
《舟舟的世界》(1997,中国,张以庆)

图31 纪录片《舟舟的世界》(1997,中国,张以庆)
梗概:《舟舟的世界》纪录了一个高度智力残疾的孩子胡一舟,因从小跟随着作为乐手的父亲长年“浸泡”在排练厅,而滋养出了一种对音乐天然的热爱,在他那对音乐指挥逼真的模仿中宣泄出了一种与音乐旋律同抑扬的本能的激情。于是,无论在怎样的场合,哪怕手中只有一只小木棍儿,只要给他一个音符,他就能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这个天生的智障儿,就依了这种激情穿行在这个模糊的、他并不能理解的社会和各种人群中,除了音乐排练厅,话剧院、京剧院、商场、马路边……都成了舟舟经常光顾的地方。于是,舟舟的各种遭际,他的快乐、满足、痛苦、尴尬、无奈就为我们折射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见图31)
《英和白——99纪实》(1999,中国,张以庆)
梗概:纪录片《英和白——99纪事》,粗粗看来只是纪录了武汉市杂技团驯兽员白与她驯养的雄性熊猫英在1999年一年的生活流程。汉口洞庭小路3号,一扇窗口,熊猫英常探出脑袋来张望,窗外最抢眼的是小街对面的一座酒吧。入夜,霓虹闪烁,灯红酒绿。有着中西混血的白,大多数亲人都在美国,她放弃了另一种选择的可能。14年来,白伴着英,过着一种复制般的日子。一个大铁笼,一张白天卷起铺盖的床,几把椅子,一台电视。淹没了世界的各种信息正从电视屏幕里溢散出来:科索沃战争、二恶英污染、印巴冲突、叶利钦辞职……,这更加渲染了英和白的日子的平静、漫长、寂寥、无奈……。邻家的小女孩娟,无关联地等待着什么,一种隐喻生长出来……。依着这平淡的日子,纪录片就这样一日一日地展开。全片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事件过程的展示,没有解说,只有非常精炼的字幕提示。画面不是线性地呈现的,是时序、时空的交错,使得它更像是一首诗。这一切都构成了张以庆心绪滋蔓的框架——“不经意间人们或许忽然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热闹,人却越来越孤独,而这恐怕不仅仅是白一个人的写照。纪录片往往是通过人和事去观照故事背后的东西,揭示人类面临的某些共同问题的。”
《幼儿园》(2004,中国,张以庆)
梗概:经过了14个月的前期拍摄和半年多的后期剪辑,张以庆完成了他的纪录片作品《幼儿园》。影片呈现着幼儿园的一些日常生活碎片,其中穿插着一些对孩子们的访谈,没有解说词,只有一些简单而精炼的提示。创作者通过这些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碎片,折射出了当今成人世界的各种生活形态。
张以庆在导演阐述中这样写道:“在中国在武汉在一所寄宿制幼儿园,我们纪录了一个小班、一个中班和一个大班在14个月里的生活。幼儿园生活是流动的,孩子们成长是缓慢的,每天都发生一些小事却也都是大事,因为儿时的一切对人的影响是久远的。一个单位、一段日子、一堆成长中的生活碎片,总会承载点什么,那便是当我们弯下腰审视孩子的同时,我们也审视了自己和这个世界。”
一、作者与作品
1987年,张以庆从武汉一家工厂调入湖北电视台,这年他33岁。张以庆先后拍过《红地毯上的日记》、《起程,将远行》、《导演》等等,但却一直不被纪录片界所容纳。直到《舟舟的世界》、《英和白——99纪实》、《幼儿园》陆续推出,张以庆才被纪录片界所关注,他和他的作品也备受业界内外的褒奖与争议。
近些年来,张以庆的纪录片作品不断受到业界同仁与研究学者们的关注,褒奖与争议之声不绝。有人说,张以庆以及他的作品颇具思想力、震撼力,开拓了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形态以及审视的视野,呈现出了深邃的人文精神与独具特色的思想感情,具有可贵的价值,因而好评连连。也有人说,张以庆的作品,具有艺术的特质,其唯美而精致的表现形式、电影化的拍摄、制作手法,以及其主观意识的顽强表现等等,都有悖于纪录片纪实的精神等等,其作品应该划出纪录片领域。这其中的反差,自然彰显着一种被关注、被解读的理由。
诚然,无论是纪录电影还是纪录电视,每一部作品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本质特征,如果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进行相应的考量,我们就可以收获不同向度的结果。
二、一种超越题材的心绪呈现
心绪的呈现,指的是纪录片创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情景的客观纪实,自觉地借助影像的表意功能,在将现实表面的影像“打碎”之后进行主观重构的过程中,避离了纪录片的故事性、过程性、说教性,直抵创作者本心,是一种超越了题材本身的影像造型风格。
从造型风格的表现来看,张以庆的一系列纪录片作品与我们惯常所见的纪录片样态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其作品非常注重题材所流露出的天然的承载力,当他找到一个表现载体的时候,比如舟舟、英和白以及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会尽量去承载一些社会的意义,理性的意义,甚至是主观的意义,而不是仅仅去展示他们生活的表象。
心绪的呈现,是纪录片创作者随着现实社会生活的不断演进,随着所拍摄题材的不断发展,慢慢地、主动地、主观地、独特地在纪录的过程中逐渐凸现出来的创作者的一种审视、一种思索、一种感受、一种阐释,是创作者对他所纪录的题材的一种衍生和超越。从表面上看,这些纪录片创作者依然要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素材,依然要确定拍摄的题材和拍摄的角度,依然要保持对生活平滑而客观地纪录。但是这种心绪呈现的,早已不是题材本身,它具有跨越地域、种族和文化差异的力量,是对影像表意功能的一种主观的、创造性的充分应用。
其实,对于心绪的呈现,并不是新近才有的一种纪录片的创作方式,它早已存在于纪录片的创作实践中。早期作品,如《关于列宁的三支歌》(1934,苏联,吉加·维尔托夫),表现了苏联人民对列宁逝世的哀悼;《倾听英国的声音》(1941,英国,汉弗莱·詹宁斯)表现了二战期间,英国人如何坚韧不屈地面对敌军的轰炸;《夜与雾》(1955,法国,阿伦·雷乃),从个人的经历和个人感受的描写上来表现二战法西斯大屠杀的暴劣行径。这一类纪录片很少从事件发生的时间、经过以及原因这样的高度去谈论现实社会生活和历史,创作者常常避开现成的论点和既定的视角,以主观的、感性的、个性化的、非典型化的表述方式“把我们共有的现实世界指给我们看”(8),以创作者对现实世界做出的感情回应来唤起受众的感情回应。这些纪录片充满了情绪的宣泄和情感的渗透。国外近期作品,像马龙·里格斯的《舌头不打结》、恩果兹·翁乌拉的《美丽的身体》等,就属于此类呈现心绪的风格。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陈建军的《牧魂》(2000年),通过自然、真实地纪录哈萨克牧民的生活,凸现了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一种根性的精神,还有我国大连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李汝建、王轶群、张申的《海路十八里》,则通过对海边滩涂渔民劳作的场面纪录,呈现出了一种对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感动。这些都属于呈现心绪的纪录片风格。
近些年来,倡导“超越”题材的法国纪录片导演尼古拉·菲利贝创作了纪录片作品《是与有》(2002年)、《区区小事》(1996年)、《博物馆里的动物》(1994年),这些作品深受法国观众欢迎、具有较高票房收益。《是与有》(见图32)纪录了法国奥弗涅地区依然存在的那种从小学到中学只有“一个老师”和“一个班级”的学校生活,在导演阐述中,菲利贝尔写道:“与以前的影片一样,这部影片也不是传统的展示性或说教式的纪录片。我想讲述一个故事,激发一种情感,与故事中的人物分享磨难、快乐、伤心,与他们一起学习读写算,感受他们的成长过程。”这便是一种超越题材的心绪的呈现。
正是缘于超越,这种心绪的袒露便自然穿越了国界、社会、文化,成为了人类的共识。在张以庆的纪录片代表作《舟舟的世界》、《英和白——99纪事》、《幼儿园》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对题材的超越。《舟舟的世界》、《英和白——99纪事》、《幼儿园》,其作品本身也不是传统的展示性或说教式的纪录片,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把《舟舟的世界》简单地表述成:一个先天愚型儿想当乐队指挥的故事,也无法把《英和白——99纪事》随意地说成是:一个女驯兽师和熊猫的故事,更无法把《幼儿园》轻松地描述为:“武汉一家寄宿式幼儿园的故事”。因为这些题材承载了太多的社会意义以及创作者的思想和心绪。

图32 纪录片《是与有》(2002,法国,尼古拉·菲里贝尔)
张以庆说他拍的《幼儿园》其实并不只是说着孩子们的事。“我表达的是我一点点观察、感受到的,这就是人的本质的东西。尽管我们纪录得好像有点极端,但是当你在幼儿园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人类本质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成人社会。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资讯的世界,他们已经不是哪个人可以直接影响的了,他们被公共媒体影响并渗透着,还有商业化的东西,外来文化的东西都影响着孩子。今天孩子们面对的这个社会跟成人面对的是一模一样的,你会突然发现:‘幼儿园是美好的’、‘孩子们是快乐的’——这其实都是概念化的东西;你还会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并不了解孩子。”(9)
可见,正是在这样一种超越了题材的纪录中,张以庆的纪录片作品也自然呈现出了他的思索、他的感悟、他的审视和他的心绪。在不经意间,张以庆的纪录与法国菲利贝尔的纪录竟形成了一种异曲同工的呼应。无须刻意,我们便可以自然地将《舟舟的世界》与法国拉波尔德精神病院里发生的《区区小事》,将《英和白——99纪事》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博物馆里的动物》,将《幼儿园》与《是与有》穿缀起来,在彼此类似的纪录题材中,感受着人类共通的、各具创作者独特个性和风格的心绪。为此,两位纪录片编导在这次展映会上还曾进行过有趣的交谈。
三、张以庆的心绪世界
与其说张以庆是位纪录片人,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诗人。
张以庆从来不避讳在创作中尽情地呈现自己主观的心绪,也正是因为这种创作主体强烈地介入,他与他的纪录片作品也就常常受到来自业界内外的质疑。
时下,人们常常对纪录片的认知有着一个不小的误会,似乎一说纪录片就必然是纪实的,就必须有故事性,就必须有“线性”的具体而形象的叙述过程,因而人们对纪录片的确认更倾向强调它的客观性、现实性、描摹性,因而也常常热衷于在创作中将创作者“自己”深深地隐去,以求得给观众一种醇正的生活现实流程。这种做法,自是一种风格,无可非议。但是,避开“形而下”的惯常视角,避开跟踪、纪录过程的“窠臼”,在现实生活中找寻对应,恰切地选择具有承载能力的题材,充分地应用影像的表意功能,在超越题材的过程中,关注内心的映照、顺遂情绪的流动、纪录生命的状态、展示创作者独特的心悟,这本身也是纪录片不可忽视的创作领域或路径。当然,避免自恋式的独语,也是此类纪录片形态应该警惕的。
就此看来,难道我们不认为,张以庆及其作品在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开阔了一种接纳的胸襟吗?!
1.《舟舟的世界》:一次乌托邦式的欢愉
《舟舟的世界》是一种具有启示意义的开掘和审视,它超越了同类题材惯常的推演,呈现出来的一切早已和残疾人的话题无甚关系。这,其实就是张以庆的一次欢愉,它渗透着张以庆式的激情和理想。
心绪的呈现,其实是缘于对现实生活的尊重的,它必须是在牵涉着“事实核心”的基础上来延伸个人独特的心绪和思想向度的。
只要给他一个音符,他就能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天生愚型儿舟舟却浑然不知他生存的尴尬。正是舟舟这样的附着了极大尴尬的激情,牵引着张以庆的心绪,并延伸到了“残疾人的故事“或者“关爱残疾人”的惯常视点和概念之外,才形成了张以庆独特的、无需避离主观的视野。于是,我们在片中看到了张以庆独白式的言说:“一切生命都具有尊严”,“每一个人都构成了别人世界的一部分。”
片子总体结构上是由影像与解说构成的,在貌似静态观察的影像背后,舟舟的日常生活,他的嬉笑怒骂以及周围人们的关爱、不解与耻笑无不浸染着张以庆的心绪。“你看《舟舟的世界》,那么激情,那么张扬,那么温暖!表现得强烈绝对是因为感受得强烈,依据是客观的,是那个事件的,是那个选题特有的并传达给我的。所以我不可能因为自己偏爱孤独和忧郁,就把《舟舟的世界》也弄得孤独和忧郁,不是的。当然,到了《英和白》,我会觉得很吻合我。”(10)
当起伏的旋律从舟舟划出的那一道道弧线中流淌出来,穿越了他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之后,作为观者,此时我们已无法弯下我们关爱的“腰身”,已无法不去平视这个“舟舟的世界”了。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自己。在此,舟舟已成为张以庆传达思想和心绪的载体和媒介了,它唤起的是观者乃至人类共通的情感。因此,当人们质疑舟舟是否真的会指挥时,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舟舟给我们打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斥着张以庆那乌托邦式的欢愉情绪,在这里我们也映照着自己。
正如张以庆所说:“有时我想纪录片《舟舟的世界》是一扇窗户,从这扇窗户里我们看见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距离我们十分遥远而且陌生的世界。可是当我们真的看清楚这个世界之后,忽然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我们的世界。当善良、敦厚、直率、单纯离我们越来越远,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功利、越来越沉重,因此也就越来越不是原来的自己的时候,舟舟简直就是一面镜子。”(11)
2.《英和白——99纪事》:一声无奈的叹息
如果说,《舟舟的世界》颠覆了人们对此类题材审视和开掘的思维定势,那么《英和白——99纪事》便颠覆了一种叙事的方式,它展现了一种具有启示意义的表达。
在《英和白——99纪事》里,我们能够很明了地看出,张以庆的用心之处,他不是在讲述一个女人和熊猫的故事,更不是在讲述如何关爱动物的话语——“英和白”是他内心恰切的“对应物”,是他宣泄心绪的“窗口”,是一种认知表达的“媒介”。生活就是生命的流程。当张以庆观照“英和白”的1999年的生活流程的时候,也是张以庆在观照世纪之交的年月里自己心头显示出的与“英和白”相契合的生命映像。这个映像属于“英和白”,但更是属于张以庆的。可以说《英和白——99纪事》流动着张以庆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已不再只是“英和白”客观的生命流程。
在“英和白“的架构中,张以庆为我们展开了生命中四个层面的“无奈”:“电视”大摇大摆、目中无人地映射着这个嘈杂而紊乱的人生世界,人类恬静的内心需求被喧嚣逼仄着;大铁笼里的“熊猫”,绝对地孤独——不知何为孤独的孤独,这个生命的个体与这整体的人类生命运动隔膜着;“白”,为避离人世间的嘈杂和“英”一起“圈”在了自己内心的囚笼里,整整14年了,然而“白”和“英”天然的隔膜,又无法给这种“避离”以真正的补偿,“白”处于两难的境地,这种孤独透着深深的无奈——是人类自己生命中深深的无奈;邻家小女孩“娟”,静静地等待着,犹如“戈多”的宿命。
张以庆剖开了生命的深层,让观者自悟。
3.《幼儿园》:一种自省的审视方式
《幼儿园》展现的其实不只是孩子们的事,我们也无法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仅仅归于孩子们,这是张以庆的一种审视方式,亦是我们成人的一种自省的映照。从根本上看,它是对观者收视心理期待的一种颠覆。
张以庆曾说道:“对每一部片子,人们都有所期待,看完后都感到有些异样,也有不同的抵触。但很奇怪,人们在看《舟舟的世界》、《英和白》的时候是不太抵触的,可一看《幼儿园》,不少人就有抵触情绪,他们说孩子是天真的、幼儿园是美好的,你张以庆拍得不真实。其实,这些人是带着根深蒂固的观念来看的,他们始终认为苹果是红的,如果你拿出一个绿的,他们就不认为是苹果。其实,我们对今天的幼儿园的了解,对孩子们的了解,存在着很多‘盲点’,我们不能这么概念化。”(12)
自然,依循着“幼儿园”这个词义所负载的人们惯常的想象、心理期待,观者在面对张以庆的《幼儿园》时,没有看到透明的快乐,没有看到我们期待的灿烂,看到的是孩子们的孤独、无奈和沉重,心里的落差自然凸显。
全片依然没有故事情节,依然不是对现实生活过程的纪录,然而它更像是现实生活的本来——平淡、无奇,散在却又彼此联系着。张以庆在片中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纪实的,纪录下了创作者在14个月里摄取到的很多富于意味、情趣和内涵的幼儿园的生活碎片——一切成人社会所涉及到的诸如生存意识、信息蔓延、文化冲突、历史积淀、社会地位、权势、金钱、婚姻、足球、战争、能源危机、疾病……无一不从孩子们的生活里、话语里、心里投射出来;另一条是访谈,简短的访谈穿插在生活纪实的片断中,既形成了一种结构,又凸显着创作者的意图。一首童声无伴唱的北方曲调《茉莉花》,像一声声叹息,烘托着全片。于是,我们不难感受到,在这看似散在、零碎的画面中,唯有一条情绪线是完整的,是连贯的。
无疑,“幼儿园”又是张以庆呈现心绪的一个“承载”,他通过《幼儿园》折射了我们的成人世界。
张以庆的创作风格是很稳定的,在注重片子的构图、影调、光效和色彩的同时,他还非常注重题材所流露出的天然的承载力。从激情的“舟舟”,到孤独、无奈的“英和白”,再到并不仅仅只有快乐、天真的“幼儿园”,张以庆所展现的主题越来越宽泛,越来越多义,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容量也越来越大,它是复杂的、复合的、混沌的,是非常个人化的、也是非常普遍地存在着的。在题材的超越上,后者更是一次一次地胜于前者。东方文化研究学者董子竹先生评价说:“《幼儿园》在平淡中,在人人都可以见到的事实中,找到了人人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这部片子远远超过《舟舟的世界》和《英和白》,这取决于选材本身的深刻性。在普遍中见深刻是真深刻;在奇特中见深刻是矫情。片子整体感非常好,看似杂乱,却在不经意的结构中,延伸着主题,它穿越了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直抵生命层面。”(13)
难怪,身为德国籍的女评委贾塔·克鲁格在2004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在给获得本届大会“纪录片大奖”的得主张以庆颁奖时,也“读”出了《幼儿园》这种直抵生命层面的“相通”心绪:“这部影片非常完美地展现了童年生活本身,在这一方面这部影片超越了其他所有影片的主题。片中展现了许多精彩时刻,比如警觉,亲密,天真,但同时也有天真的丧失。这部影片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儿童世界是成人世界的价值观的折射,同时也提醒我们作为成年人的责任。本片风格纯朴自然,全世界的每一位观众都能产生共鸣。”——其实,这也正是对“心绪的呈现”这种利用影像虚构的表意功能所做出的一种合理性的脚注。
说到底,正是社会的多元化和纪录片创作观念的多元化,张以庆及其作品才会被社会、被文化、被人们所容纳。
【注释】
(1)[美]林达·威廉姆斯:《没有记忆的镜子》,引自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第592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2)李宏宇:《用镜头寻找没有痕迹的浩劫》,《南方周末》,2004年10月9日。
(3)[美]林达·威廉姆斯:《没有记忆的镜子》。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58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4)转引自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1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5)[美]林达·威廉姆斯:《没有记忆的镜子》,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58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6)[美]林达·威廉姆斯:《没有记忆的镜子》,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583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7)[美]林达·威廉姆斯:《没有记忆的镜子》,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58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8)[美]比尔·尼科尔斯语。
(9)摘自本书作者对张以庆的访谈。即:刘洁《幼儿园:一种审视的方式——纪录片编导张以庆访谈》,《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第81页。
(10)摘自本书作者访谈。即:刘洁《幼儿园:一种审视的方式——纪录片编导张以庆访谈》,《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第82页。
(11)摘自本书作者访谈。即:刘洁《幼儿园:一种审视的方式——纪录片编导张以庆访谈》,《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第82页。
(12)摘自本书作者访谈。即:刘洁《幼儿园:一种审视的方式——纪录片编导张以庆访谈》,《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第81页。
(13)摘自本书作者访谈。即:刘洁《幼儿园:一种审视的方式——纪录片编导张以庆访谈》,《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