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真人秀”节目中的虚构表意

“真人秀”(Reality TV),又被称作是“没有剧本的表演”。这种节目形态近年来由国外传来,并在中国大行其道。美国故事片《楚门的世界》(见图21)很生动地展示了“真人秀”节目的特质。所谓“真人”,就是指一些缺乏演出经验的普通人。节目的形式主要是将一些参加者安排在一个“预先虚设”的特定的环境中,让他们在当中或者做残酷的汰弱留强的比拼,或者毫无隐私地“展现”着自己,就像那位楚门先生一样,一言一行都毫无保留地暴露在电视观众面前。

其实,“真人秀”的兴起是电视市场化与娱乐化、电视节目日常化与故事化的一种必然现象,也是在数字化时代真实与虚拟更加模糊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与电视节目走向“多元化”有关。也就是说,“真人秀”节目中掺杂着不同类型节目的特性,如既带有纪录片的真实性,又糅合着游戏节目的娱乐性及戏剧节目的虚构元素。

正是由于“真人秀”强调的是“真人”在设定的虚构框架内进行“真实”的表演(秀),这与纪录片的虚构表意有着外在的相似,却有着质的不同,因此有必要将“真人秀”节目与纪录片的虚构表意加以比较。

一、虚构的初衷不同

“真人秀”节目的起源可谓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美国的公共电视(PBS)在1973年首播一部纪录片叫《美国家庭》(An American Family)。一户姓Loud的人家开放其家庭,让摄制队拍摄了7个月共300多小时的片段,最后剪接成12个小时的节目。这档节目曾吸引了数千万观众来观看这一家人由儿子出生到婚姻破裂的整个过程。但这家人后来却投诉PBS所选择的生活片段未有代表性⁽¹¹⁾。而另一种说法,“真人秀”节目的开创,最初是由一位美国的著名导演Allen Funt受“隐藏镜头”的拍摄方法所启发的。其实,这种在大街小巷,以隐蔽镜头拍摄公众被捉弄后的尴尬情况的“真人秀”节目,在美国已有50年历史⁽¹²⁾。

图21　故事片《楚门的世界》(1998,美国,彼得·韦尔)

2000年以来,这类“真人秀”节目在西方电视里发展得如火如荼。最先有荷兰的《老大哥》(The Big Brother)节目。节目即出,就迅速被澳、德、丹麦等18个国家购买了版权。而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CBS)电视公司根据《鲁宾逊探险》炮制的《生存者》(Survivor)也一炮而红。之后,美国福克斯(FOX)电视台又推出《诱惑岛》(Temptation Island),而法国的《阁楼故事》,德国的《硬汉》等也相继推出,它们立即成为了西方流行电视节目的“奇观”。西方有评论者将这股节目新风潮称为“纳斯达克⁽¹³⁾的现实泡沫”,认为“真人秀”就像股票市场中新兴的科技股。⁽¹⁴⁾

为什么“真人秀”节目能够在西方许多国家迅速窜红?为什么参加者能够按照“游戏规则”远走荒岛,把自己置于绝境,不惜吃老鼠或昆虫,赴汤蹈火,乐此不疲!主要原因当然离不开金钱和名誉。“真人秀”节目的胜出者一般都可以赢到可观的奖金,比如最后那个“生存者”获得了一百万美金的奖金,而且她一夜成名。而对于电视台来说,由于制作成本低,并且节目中的惊险情节、个人隐私等能够极大地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使收视率迅速飞升,因此他们能够获得很好的利润。

在赢利的目的下,编导们精心策划、设计出节目行进的每一步程序。因此,节目设定的情景、环境、框架是虚构的,在此虚构的情境中,参加者必须遵守相应的行动规则。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参加者的每一次“反应”、“行动”和“结果”,表面上看来都是不可预知的,他们和观众一样,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将要展现的情景又会是怎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真人秀”参加者,所呈现出的一举一动,自然是“真实”的。但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在低成本的条件下,满足观众“窥视”的欲望,以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其中部分存在着节目制作者的诱导和干预。

而纪录片虚构表意手段的运用,虽然有时也是为了满足纪录片步入市场化的需要,但是这种手段存在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为了求取高收视率,也是出于“表达”的功能需要,出于弥合时间、空间的“断点”,以及将抽象化的认知赋予形象化表达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超越题材,将创作者的情绪呈现出来的需要。

所以,不同的目的决定着不同的道路。“真人秀”与纪录片的虚构表意其初衷与目的有着质的区别。

二、真实性的差异

这类“真人秀”节目虽然带来高收视率,但也引起了西方社会广泛的讨论。有观众投诉：这类节目为求高收视,而刻意羞辱参加者并使他们处于尴尬境地,完全不顾他们的个人感受,也不管游戏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后果——伤害或者痛苦的回忆等等。

其实,这些“真人秀”节目所营造的“真实感”,大都是经过特别设计的,其情节编造非常明显,这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而且参加者的对白也是经过了筛选及剪辑的,并不能真实反映参加者的生活面貌。因此,“真人秀”本身并不真实。无论是情境、游戏规则,还是参与者的招募选拔和最后结局的确认,大都充斥着节目制作者们精心挑选及计算出的“娱乐趣味”,暴露出“人为控制”及“建构现实”的痕迹。虽然,纪录片的虚构,也体现着一定的“人为的操控”,但是由于这种“操控”是以表意为目的的,而“真人秀”的“人为的操控”却是以牺牲参加者自尊、隐私来满足观众不太健康的“偷窥心理”的,同时也是为了攫取巨大的商业利益。其中的本质区别,不言而喻。

此外,西方媒体也开始留意到“真人秀”这类节目造成的性别及种族“定型”问题,例如大多数黑人女性参加者的性格都非常相似,普遍带着个人主义、富于侵略性、喜欢诿过于人、喜欢教训人等特征。而有调查者留意到,“真人秀”参加者的性格特征大多是十分鲜明的,这除了有利于观众将他们类型化以外,也有助于增加节目的娱乐性及戏剧效果,以便引起观众的注意。这其中,既有“真人”天然的性格,也有靠着编导“剪接”而成。例如《飞黄腾达》里有一个被称为“最令人讨厌”的女人,她在这档“真人秀”节目里的性格便主要是由剪接师塑造出来的。根据她个人的描述：节目编导决不选用她的笑脸,他们总是显示她的负面形象,如有一次她在录像场内受了伤,静静坐在一旁休息,但镜头却反将她描述成一个又懒又拒绝工作的人。由此可见,所谓参加者“真实”的反应,其实大多都是经过制作人员精心挑选及计算出的“娱乐趣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令观众看得津津乐道。⁽¹⁵⁾

而纪录片的虚构表意,表面上看是主观的重构,是人为地搬演,或者是情景的设置,但这一切都不是纪录片的虚构为了表现而表现。纪录片虚构表意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历史事实和现实社会的本质真实,为了尊重影像的特殊表意功能,也为了探索出纪录片发展的新路。二者有着质的不同。

三、表现的功能不同

“真人秀”节目受到普遍的欢迎,最大的原因在于节目理念的创新,它能令观众觉得耳目一新。这类节目融合了多种电视节目的手法,包括纪录片式的跟踪拍摄和细节展现,以及电视剧式的人物环境营造和矛盾冲突等。同时,这类节目以“竞赛形式”来设置巨额奖金等,使整个节目充满了悬念和趣味性。而参加者在缺乏剧本的自然状态下,显露出当下的各种反应,这也给观众带来了一种无可预知的新鲜感。

此外,这类节目提供的娱乐模式与其他戏剧或表演节目不同,因为它将参加者置于一个痛苦、尴尬,甚至受辱的“虚设”环境里,观众或审丑、或猎奇、或娱乐,把自己的观赏快乐,建筑在了参加者的受辱或痛苦之上。因为当看到别人受辱,自己心理上会出现一种“替代作用”,产生出“幸好那人不是我”的侥幸心理。于是,观众在“窥视”时的刺激性与其自身的“安全性”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窥视”他人隐私的欲望。正如尹鸿先生认为：“真人秀”在中国受欢迎,正是因为它是一种日常性和奇观化的节目的结合⁽¹⁶⁾。加之,“真人秀”节目在一夜之间,将一般平民塑造成为英雄,这无疑也强化了观众的观看快感与投入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真人秀”节目都以窥探私隐招徕观众。英国有一个著名的“真人秀”节目名为《超级保姆》(Supernanny),便被观众和专家们认为是很多初为人母的好“指导”。调查显示,很多观众觉得此类节目提供的“生活指导”很实用,她们非常需要有关的信息。另外一些诸如帮助瘾君子戒除毒瘾、酒瘾、烟瘾、药瘾,甚至减肥等所有恶习的“真人秀”节目,它们对社会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还能够不断地减少人们对“真人秀”节目的不良攻击。

而纪录片的虚构表意,其功能并不是一种“日常性和奇观化”的影像结合,它是本着一种“像似性”的“替代”作用,将那些被时间、空间以及抽象性的思辨压占了的生活情景“活脱脱”地呈现出来的一种形象化表达,也是和纪实一道共同构筑着纪录片纷繁景致的一种表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