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纪录片时代：虚构与纪实复归融合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广泛使用,信息高速公路的不断延伸,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西方社会逐渐步入了一个崭新的电子时代。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人们愈来愈分不清真假。

1990年8月12日的《纽约时报》“艺术与休闲”专栏刊登了一张照片——弗兰克林·罗斯福的两边分别是温斯顿·丘吉尔和喜剧明星格鲁乔·麦克斯,站在他们身后的是表情严肃,身穿“波兰服”的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这风马牛不相及的照片轻松地嘲弄了影像纪实的“真实性”。生活在电子科技统治下的人们发现：影像画面,可以借助电子计算机随意地炮制、组合,摄影机是“可以撒谎的”!影像,也早已不是从前“映照着物体、人物和事件的视觉真实的‘有记忆的镜子’,而是变成了对真实的歪曲和篡改。”⁽⁵⁾

于是,一些纪录片创作者开始不断地反省,开始不断地挑战从前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真实”,开始突破狭隘的观念,重新构想一条激进的思路,他们积极主张虚构的策略,为的是能够获得一种“深度真实”——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作用。

纪录片创作又走出了“一条新路”。倡导者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开始对“真实”进行重新阐释。如后现代主义纪录片的典型作品是：美国纪录片人艾罗尔·莫里斯的《细细的蓝线》(The Thin Blue Line,1987)、法国纪录片人克罗德·朗兹曼的《浩劫》(Shoah,1985)等等。

创作者认为：当历史事件无法用任何简单的或单面的“有记忆的镜子”进行表现时,应该采用“虚构”的策略,并且采用不同于以往纪录片对事实的简单“搬演”或“重构”。他们绝不把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简单地搬演给观众,而是用影像搬演出一些“假定情景”。这些“假定情景”不是完整的、全部的对过去事件的呈现,而是牵扯着当下的历史记忆的“碎片”,是通过创作者的虚构,呈现出“生活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一种推演。⁽⁶⁾

在此,影像的表意功能得到了深刻而自觉的认知。在《细细的蓝线》中,创作者以虚构的手段搬演了伍德警官遇害的场面,这个场面不同于原告大卫·哈利斯与被告伦德尔·亚当斯声称过的事件场面,也不同于警官的搭档以及声称目睹过事件的各位证人回忆的场面,它是创作者莫利斯在深入的调查中,对各种人物的辩解之词以及对他们产生“回响”的记忆进行衍生的“副产品”,是一种经过分析、判断、推理的策略性的真实,充满了创作者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和独特的认知。

1993年美国电影理论家林达·威廉姆斯用“新纪录片”一词,来称谓纪录片创作中呈现出来的这种新倾向。并且系统地阐述了“新纪录片”的内涵。威廉姆斯认为：“电影或电视自身无法揭示事件的真实,只能表现建构竞争性真实的思想形态和意识,我们完全可以借助故事片大师采用的叙事方法来搞清楚事件的意义。”⁽⁷⁾因此,新纪录片思潮的倡导者们主张采用一切虚构的手法与策略,来完整而深刻地建构现实真实的可能性。

1990年以来,这股后现代主义的纪录片创作潮流正在逐渐“展开各种各样的镜子”,揭示着生活的谎言,重构着我们的历史画面。近期,一部入围2004年奥斯卡评审组织机构的纪录片——《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充分地展现了这一创作潮流的精神。该作品由澳大利亚的导演瑞吉尔·波金斯创作,全片是导演根据20世纪30年代达博土著追捕专家赖利的真实故事而重新“再现”的,整部片子都是由演员来搬演的——1932年的一个夜晚,海浪一波一波地涌现,明月动人,一个居住在澳大利亚内陆的小女孩梅菲普斯·凯利,被这景致深深吸引,她走出了睡房,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此,影片以“事实核心”为基础,通过演员的搬演和扮演,借助故事片的叙事方式,以一种较强的观赏性,呈现出了一种与故事片的界限已然模糊的影像形态。在“新纪录片”思潮的影响下,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融合了,影像的表现手法重新又回到了它融合共生的起点。

于是,在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演变过程之后,纪实与虚构又融为了一体,纪录片与故事片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影像的表现手法重新又回到了它的起点,当然这是又一次的螺旋上升。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对于揭示真实而言,“纪实”与“虚构”之间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

【注释】

(1)[美]比尔·尼科尔斯：《纪录片导论》第五章,第165页,登载于《世界电影》2003年第5期。

(2)Brian Winston,“Honest,Sataightforward Re-enactment”：The Staging of Reality,选自“Joris Lvens and the Documentary Context”,Edited by Kees Bakker,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1999。转引自：樊启鹏硕士论文。

(3)Brian Winston,“Honest,Straightforward Re-enactment”：The Staging lf Reality,选自“Joris Ivens and the Documentary Context”,Edited by Kees Bakker,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1999。转引自：樊启鹏硕士论文。

(4)表面上看,“真实电影”、“直接电影”的拍摄方法与维尔托夫的拍摄方法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却是大相径庭的,其联系只是表现在精神的传承上。

(5)[美]林达·威廉姆斯：《没有记忆的镜子》,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57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6)[美]林达·威廉姆斯：《没有记忆的镜子》,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58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7)[美]林达·威廉姆斯：《没有记忆的镜子》,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58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