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真实电影时代：虚构与纪实自觉分离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纪录片在宣传上的利用价值便一落千丈,各国政府纷纷撤回了对纪录片的特殊眷顾。而此时,科技迅速发展,摄录、制作、传播工具与手段不断地更新与变革着,这一切给影视从业者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解放,也给影视创作的理念带来了推进的力量和反叛的可能。

技术,为认知提供了思辨的平台。随着纪录片宣传功能的逐渐丧失,此时许多纪录片创作者开始挑战格里尔逊的“画面+解说+音乐”的纪录片模式,开始质疑这种用“有声语言”强加于影像的表意承载力,从而造成对影像其他功能制约的现象,同时他们也开始凭借着新近的技术条件去开掘影像的其他表意功能。

实际上,从1923年起,轻巧的16毫米摄影机就已经被开发出来,并被一些业余爱好者使用了。这种小型摄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广泛地用来拍摄战地新闻。它虽然没有能够引起好莱坞的兴趣,但在二战结束后却逐渐被欧美各国广泛地应用于制作电视节目,特别是用于一些新闻报道和军事科学试验的监测中。而且,这种小型摄影机还通常被用来摄制一些更具有探索精神的低成本影片。

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实证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同时影像再现现实的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到了1956年,美国安培电器公司推出了第一台轻便录像机,两年后录像机在美国、日本首先投入使用。

而此时,一种比较轻巧的,大约20磅左右,便于携带、适于用来进行同步录音的磁性录音机——纳哥拉录音机也在市场上出现了。到了1968年,便携式电子新闻采集系统——ENG摄像录像设备问世,同时各种特技编辑机也开始被广泛运用。

摄录技术的进步,使得纪录片的拍摄更为方便和经济;同时,轻便化的摄影机可以更自由地抓拍到生活的自然面貌,这便直接影响了纪录片的创作风格手段——正是在这样的技术语境里,一种从创作观念到制作工艺都和传统纪录片大相径庭的纪录片,便在一个世界影视工业全面更新的进程中出现了。

这一切直接导致了1960年代的一些欧美青年,在一种“实证精神”的感召下,在新近的科技条件下,能够承续着苏联吉加·维尔托夫所倡导的“电影眼睛”⁽⁴⁾理论之衣钵,开始在纪录片创作中进行着深刻的反思。这直接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法国的“真实电影”和美国的“直接电影”的创作思潮。

这两种思潮虽各有不同,但它们共同强调的是纪录片要通过纪实手法,进行“客观”地展示,来获得“真实性”。他们强烈地反对“虚构”,主张“无操纵剪辑”。“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创作风格的形成,其出发点就是针对“上帝之声”式的直接说教的否定。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的理查德·利克科、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法国的让·鲁什。

于是,在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和实践中,“纪实”与“虚构”从此脱离了混沌不清的状态,彼此划清了界限。这时,“纪实”和“虚构”逐渐分离成“楚汉隔河相望”的格局。于是,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往往画着这样的等号：“纪录=纪实=真实”,“虚构=搬演=虚假”。

这一创作思潮,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逐渐被译介者传入中国,并与影响着中国数十年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自然地“融合”到了一起,深刻地触动了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实践;同时,这种思潮还推波助澜地为1990年代在中国掀起的“纪实”高潮鼓足了劲儿。

在中国的许多有关纪录片的界定中,人们首先划定的是“真实”、“纪实”、“非虚构”等,其实这种界定的思路,大都缘自“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思潮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