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在语言学转向中影像成为意义

影像成为一种意义,正是在1960年代西方哲学纷纷向“语言学转向”的社会思潮中所形成的一种把影像视为一种研究文本,进而将影像看作是一种表达意义的单元,而不是影像所映现的现实世界本身。这是一种新的研究影像的方法。

方法,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途径”的意思。而在现代哲学中,方法被引申为“在给定的前提下,为达到一个目的而采用的行动、手段或方式。”⁽¹⁾在本书的论证、梳理和阐释过程中,选择文本研究的方式自然就有了它的“前提规定”,有了它对多种可能途径的排除,就像一个人很难同时走上两条道路一样。因此,论证方法的选择不仅明告着论者的前行路径,而且也更加明示着论者将不走哪条路径。

哲学,意味着我们认知世界的路径,决定着我们研究的方法。回望来时路,每一种哲学思潮都显现着自己思辨的路径。西方哲学在历史变迁的演进过程中,由“古典本体论”——“近代认识论”——“现代语言学”,西方哲学本体论经过了一个从“存在”到“认识”再到“语言”的三次重大转向。

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家巴门尼德首次确定将“存在”作为哲学的范畴。随之,亚里士多德从更理性的角度将“存在”确立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在此观念的视野下,哲学呈现出它“形而上学”的本性,而哲学所关注的“对象”被完全客体化,“自我”则站在了一个超然域外的角度,并且还不断地反观着这纷纭繁复的大千世界,不断地追索着：“事物最一般的属性是什么?”“世界的本原究竟是什么?”

到了近代社会,人们便开始质疑这种哲学观的出发点,开始质疑哲学家如此对客观世界本质的不断追溯。以笛卡尔为先声的近代哲学家们便以追求知识自身的“确定性的认识论研究”为首要任务,开始思考“关于世界的知识来源在哪里?它们的根据是什么?它们自身可靠吗?”等等具有思辨和挑战意味的哲学命题。近代哲学家们认为,离开“认识”来谈“存在”是不可靠的,“自然”也是经过主观反射之后的“自然”,不能独断地做出关于世界的知识是什么的断定,而要追求什么是确定的真知识?还要追问这种知识究竟来自何处?是来自经验,还是来自理性?知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和限度又是怎样的?在这种不断推进的思辨中,哲学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便由“客体”转向了知识的“主体”,于是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便直接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康德对人类理性所做的三重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人类的认识能力被规整地认知。至此,西方哲学完成了近代向“认识论”的转向。

随着20世纪的到来,语言哲学家们发现：“语言的界限意味着自我世界的界限”,“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其(语言)形式而成为知识”。⁽²⁾于是,人们又开始对近代哲学进行反思,开始质疑那些以人的思维能力和理性能力来划分认识论的研究,认为此认识论并没有为确立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提供坚实的基础,它依然不能解决知识自身的价值判定,甚至连一种命题、一种争论的真假都难下断语。于是,西方哲学在20世纪又回到了问题发生的最基本、最原初的范畴——语言领域。当然,语言哲学的本质和它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仅仅解决语言自身的某些问题,而在于为我们从“语言”到“存在”、从“语言”到“思维”打开了一条具有开放性思辨力的有效途径。西方哲学就此完成了自身的“语言学转向”。各种形态的人文艺术作品便在现代语言学的视阈中,成为了一种可以进行整体操作、可以表达意义、可以阐释分析的文本命题。

这样,作为西方人文艺术的电影和电视,其理论框架的建构、影像的研究,自然也被纳入到了“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中,这种研究的意义是具有开拓性和思辨性的。因为,对影像的审视从此开始剥离了“具体现实”的粘带,由“内容”或“技术”的层面,转向了具有整体意义的“文本”层面。在文本的研究框架下,影像成为了一种意义的承载,而不是它所映射的现实本身,成为了一种“支撑”着文本的意义。因此,作为一种影像,“纪录片的虚构”也就成为了一种意义,具有了本质的表意功能。

在“语言学的转向”中,纪录片的虚构研究才有了存在的认知和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