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这个答案有悬念

对于顺治帝选定陵址之说，既有民间传说，也有历史记载，按理说，这就是铁打的事实，不容置疑。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作为官方的《清世祖实录》和《大清会典》 ，对此却没有记载。

据《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生前曾两次到过京东的遵化。第一次是顺治八年（1651） ，十月十九日离开的北京，十二月十七日回的北京；第二次是顺治十六年（1659） ，十一月初九日离开的北京，十二月十二日回的北京。但《清世祖实录》上，都没有提到选陵址。

作为官方重要史书的《清实录》 ，为什么对顺治帝选陵这件事避而不谈呢？人们在质疑的同时突然发现，发生在康熙朝的一件陷害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事件，居然与这件事情有些关联。

《大清顺治二年七政经纬躔度时宪历》简称时宪历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 ，德国人，是明朝末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公元1592年5月1日，汤若望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城的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就读于著名的三王冕贵族中学。由于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被保送到罗马的日耳曼学院。1611年，加入耶稣会。1619年7月，来到中国澳门。1623年，在明朝政府供职。顺治八年（1651） ，进献新历法《时宪历》后，进入清宫，在钦天监做事。对此，《清世祖实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钦天监印信，著汤若望掌管，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管印官举行。

钦天监，中国古代的国家天文台，承担观察天象、颁布历法、选择吉时、相度吉地的重任。掌管钦天监的首席官员是钦天监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由于历法关系农时，加上古人相信天象改变与人事变更是直接对应的，因此，钦天监监正的地位十分重要。汤若望不负众望，在钦天监做事十分出色，获得了顺治帝认可的同时，还与顺治帝和皇太后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汤若望揭帖》顺治三年（1646）正月，汤若望奏报天象之事的揭帖。

顺治帝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 ，而孝庄皇后则尊其为义父。顺治八年（1651） ，仅仅一年之内，汤若望就连升三次，从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到太常寺卿，官级从五品升到正三品。顺治十年（1653） ，顺治帝赐给了汤若望“通微教师”的尊号，其地位相当于国师。顺治十五年（1658） ，汤若望获光禄大夫的荣誉头衔，官位升至正一品，并且他的祖上三代，都得到了顺治帝的册封。不仅如此，为了能经常方便地与汤若望见面，顺治帝免除了汤若望在皇宫中的一切复杂的礼节规定，派皇室亲王护送他回家，还经常御驾到汤若望府邸，与其长时间畅谈，这种没有礼仪、不分尊卑的做法，被认为有违礼教，因此，激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于是，顺治帝死后，汤若望的地位开始受到了威胁和动摇。

康熙四年（1665）三月十六日，江南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进呈《请诛邪教疏》 ，罗列了在皇宫中任职的传教士的“三大罪状”，即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和历法荒谬。其中的两篇“摘谬论”，则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汤若望，想以此陷害汤若望致其死地。

为了达到此目的，杨光先在文中指责汤若望“天算舛谬”。即选荣亲王葬期时，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1]，致使荣亲王园寝的山向与葬期年月，俱犯忌杀。因事关重大，从而导致了董鄂妃和顺治帝的先后死亡。此种言论一出，朝野顿时哗然。历法深微，五行玄妙。虽然汤若望与杨光先的争辩不分上下，但是，由于朝臣本来就有排外的情绪，加上对汤若望之前受宠的嫉妒，当时的形势对汤若望极为不利，于是，不管杨光先的说法是真是假，大家一股脑地给汤若望扣上了弑君的罪名，绝不免赦。1665年4月，汤若望被判为凌迟处死，也许汤若望是真的很委屈、很冤枉，可能是自然界间的一个偶然巧合，就在要处死汤若望时，北京地区发生了地震，于是，人们惊恐之余，认为这是汤若望的冤情震怒了老天爷，老天爷站出来要保护他。这时，太皇太后也出面讲情，这才释放了汤若望，他的仆人潘尽孝也免去一死，但其他的人还是都被处死了。对于这个案件，《九朝东华录》是这样记载的：

西方传教士绘《汤若望与顺治帝》

天佑皇上历祚无疆，而汤若望止进二百年历，俱大不合。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关重大，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品挈壶正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等，俱斩立决。得旨，汤若望系掌印之官，于选择事情，不加详慎，辄尔准行，本当依拟处死，但念专司天文，选择非其所习；且效力多年，又复衰老，著免死。杜如预、杨宏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

这段文字中提到，清东陵的孝陵风水是杜如预、杨宏量等选定的。说到这里，问题就出现了，清东陵的风水到底是谁选定的？是顺治帝还是杜如预、杨宏量？

支持顺治帝选定东陵风水的，不仅有《清史稿》等史料，还有众多权威档案和重要人物的支持。《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帝亲政不久，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提出看守孝陵的要求。对此，康熙帝很是奇怪，就派人去询问，苏克萨哈解释说：

世祖皇帝卜地时，蒙谕： “朕万岁后，尔等大臣之墓，亦葬陵寝近地为善。 ”我即叩谢： “若得如此，幸甚！”……卜阅陵地，非我一人侍从，曾有索尼、遏必隆、我等三人，一起叩谢。

乾隆帝在《御制诗二集》中，有一首《恭谒孝陵》诗，在诗里面也证明了孝陵风水是顺治帝亲自选定的。乾隆帝是这样写的：

松柏守宫阙，星辰侍礼仪。

鼎湖亲卜吉，昌瑞万年基。

在诗注中，乾隆帝则更加清楚明白地写道：

昌瑞山，乃我世祖行围至此亲定者，初未用堪舆家也。

康熙七年（1668）的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以及康熙十五年（1676）编撰的《遵化州志》 ，记载的也都是顺治帝定昌瑞山为陵址。

支持清东陵风水选址是风水官员的就只有那个《九朝东华录》 。而且，只要留心注意，还会发觉，《九朝东华录》里面，只是说孝陵（顺治陵）风水是风水人员看定。这里就出现一个新问题。清东陵风水能代表孝陵风水吗？反过来说，孝陵风水能代表清东陵风水吗？通俗点也就是说，孝陵与清东陵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只要弄清楚了清东陵与孝陵之间的关系，一切问题就都清楚了。现在，人们常说的清东陵，是指东陵里面的所有帝后妃陵寝，而孝陵只是清东陵里面的一座陵寝。它们之间的关系，属于整体与个体，但关键是孝陵是清东陵里的首陵，是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孝陵出现后，其他的陵寝才陆续出现。而上文所说的昌瑞山，是清东陵中所有陵寝的后靠山，可以泛指清东陵。说清东陵的风水，也可以说是昌瑞山的风水，无论是说清东陵风水，还是说昌瑞山风水，都包括孝陵风水，而现在我们说的东陵风水，主要指的就是孝陵风水，因为孝陵占据了清东陵最主要的地理位置。而《九朝东华录》里面所说的风水官相度孝陵风水，实际是指相度了孝陵陵寝地宫和单体建筑的具体位置，与整个清东陵风水的选定是没有关系的。再通俗简单地说就是，顺治帝选定的是孝陵的大概地理位置，是在昌瑞山下，他并没有选定孝陵地宫甚至金井的具体位置，只是一个泛泛的大体范围，做的不是施工前的具体工作，那些风水官员做的则是在顺治帝选定孝陵大概位置之后，做的一系列具体工作。因此，如果说清东陵风水，或者昌瑞山风水，或者孝陵风水，都是泛指清东陵整个风水的话，那么其风水的选定，还是顺治帝首先相中的。至于为什么《清世祖实录》和《大清会典》里面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现在还不得而知，只能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是，顺治八年（1651）十二月份，顺治帝曾住在距昌瑞山仅十几里路远的汤泉，而且住了7天时间；顺治十六年（1659）十二月初六日、初七日，他又住在汤泉，初八日，还住在昌瑞山对面的天台山。顺治帝在东陵周围一带住了这么多天，很有可能就是在相度他的万年兆域。在此时，已有顺治帝的乳母奉圣夫人朴氏的丈夫哈喇于顺治十二年（1655）葬于清东陵东侧的马兰河东山脚下。顺治十五年（1658） ，顺治帝的爱子荣亲王与他爱妃悼妃葬于清东陵西侧的黄花山下。按照常理来说，顺治帝不大可能将他最亲近的人埋葬在离北京200多里远的山区，而且这些人的坟墓还是分列在后来东陵陵区的东西两侧。还有，如果说顺治帝在这次东陵的居住仅仅是为了打猎的话，他也不可能在东陵这块方圆只有3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持续打猎好几天。再进一步讲，当时马兰峪已是一座名镇，在马兰峪以西的今天清东陵一带，已有民居和寺庙，那里根本就不是一处打猎的好地方，那里更没有什么名胜古迹，顺治帝在天台山一带滞留七天之久，不是相度陵，又是在干什么？如果不将昌瑞山下定为陵址，他能把他的爱子、爱妃和哺育他的保姆的墓地选在那些地方吗？这一切都足以表明，顺治帝是在昌瑞山下为他的陵墓选址。现在来说，虽然顺治帝亲选陵的问题在《清实录》记载方面还有些模糊的地方，但顺治帝的孝陵后来毕竟是伫立在了那片风水最好的昌瑞山主峰之下，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唯一令人可叹的是，顺治帝的陵寝工程尚未动工，他就龙驭上宾，追随他最心爱的女人董鄂妃去了，后来他的儿子康熙帝为他营建了陵墓，史称孝陵。

【注释】

[1]洪范，《尚书》篇名，宣扬“天人感应” ；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洪范五行，是古代人们对于自然界中的“灾异之变”的认识，以“洪范五行”来约束和解释自然灾异之变的说法。洪范五行的具体内容为：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上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