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花、打猎、定风水

对于东陵这块风水宝地，是谁选定的这个问题，在东陵地区盛传着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顺治帝是一位忧郁敏感的少年天子，他6岁登基成为皇帝。然而，由于年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没有皇帝的真正权力，一直处于傀儡的尴尬境地。他一方面忍受着“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跋扈、专制，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宫廷危机的困扰；另一方面，由于生来体质孱弱，性格内向，情绪不稳定，他不得不时刻提防着疾病的袭击。其中，他最为害怕的疾病就是天花，于是，躲避“出痘”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清朝初期，由于医学科学落后，根本无法抵抗天花疾病的侵袭，在当时，不仅平民百姓抵御不了天花病，就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以及皇家的金枝玉叶，对其也是无可奈何。而清皇族们，由于刚从相对寒冷的白山黑水间进入温暖的关内，加之体质上的差异，以及对气候的不适应，他们更容易被天花病所感染。清初名将多铎，虽战场上英勇善战，却死于天花病。

当时，为了应付天花的威胁，清廷在人口户籍管理上实行了一种特殊的身份管理办法，将居民分为“熟身”与“生身”。 “熟身”就是指出过天花或者经历接触过天花的人； “生身”则是指没有出过天花或者怀疑有可能携带天花病原的人。清廷规定：一旦发生病疫预报， “生身”皆不准留在城中。这种规定，致使当时一些感冒发烧、风疹疥疮等与天花相似症状的患者，均被一刀切地迁出城外。还有，历史上的蒙古各部落，历来被清朝视为最可依赖的传统盟友，和睦蒙古是清廷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清太宗皇太极曾规定：每年蒙古各部落首领都要入朝觐见皇帝。即使在天花流行的时期，皇太极也坚持执行规定。然而，由于顺治帝对天花病的恐惧，竟然打破祖制，不再接见“生身”身份的蒙古王公。从他即位的第8年起，连续6年不接见前来朝见的蒙古王公。

顺治八年（1651） ，北京城发生了天花病疫情，由于顺治帝害怕传染上天花病，于是，他想到个人烟稀少的山区去躲避这个该死的“瘟神”。他找了个合适的借口，就以打猎为名。十月，他带着皇太后、皇后，从北京出发，到北京附近的遵化一带行猎，十二月，才回到北京。

在这次看似寻常的出巡过程中，顺治帝竟无意间选中了自己的万年吉地。原来，当顺治帝带领群臣来到京东遵化县马兰峪丰台岭一带的时候，他举目四望，但见高山连绵，冈峦起伏，隆起的山脊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若隐若现，犹如一条条天龙，奔涌腾跃，呼啸长空。在天龙盘旋飞舞的中间，一块坦荡如砥的土地，蔚然深秀，生机盎然。东西两侧，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顺治帝不停地瞭前眺后，环左顾右，发出由衷的赞叹： “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 ”于是，纵马来到一处向阳之地，翻身下马，双手合十，两目微闭，十分虔诚地向苍天默默祷告了一番，随后相中了一块合宜的地势，将右手大拇指上佩戴的白玉扳指轻轻取下，小心翼翼地掷向了山坡。之后，庄重地向身旁敛声屏气的群臣宣布： “扳指停落的地方，就是陵寝的穴位！”

《清实录》中记载顺治八年十二月避痘停朝上谕

以上虽为民间故事，但在历史上，却是有真实的记载。其中，嘉庆朝的礼亲王昭梿在他著的《啸亭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章皇尝校猎遵化，至今孝陵处，停辔四顾曰： “此山王气葱郁非常，可以为朕寿宫。 ”因自取佩韘（shè ）掷之，谕侍臣曰： “韘落处定为佳穴，即可因以起工。 ”后有善青乌者，视丘惊曰： “虽命我辈足遍海内求之，不克得此吉壤也!”

《清史稿》上也有相似的记载：

先是世祖校猎于此，停辔四顾曰： ‘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 ’因自取佩韘掷之，谕侍臣曰： ‘韘落处定为穴。 ’至是陵成，皆惊为吉壤。

由此看来，顺治帝所选的陵址是如此之好，可谓慧眼识地。不仅他是直接享受者，就是大清帝国的其他皇帝也成为了受益者。因为清东陵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依旧是那么的和谐与完美。山不高，却俊秀；水不深，却含蓄；树不高，却挺拔；林不茂，却幽深；风不多，却徐徐；冬天不是干冷，夏天不是酷热。清朝的遗老诗人陈诒重，曾于民国二年（1913）这样真实地描写过清东陵的景色：

初至，从龙门口入，两崖壁立，一泓泠然，绝水而驰，溅沫如雪，水侧春草膴茂，夹毂送青。更前，则群松蔽山，苍翠弥望，寝殿黄瓦乍隐乍见于碧阴之中。好风徐来，清香满袖，清肃之气，祛人烦劳。

这么好的风水宝地，怎么会落到了顺治帝的手里呢？其实，这里曾被明朝崇祯帝选中过，只不过随着江山的易主，这块宝地无意间又被大清帝国的顺治帝相中，并最终成为清朝皇帝的万年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