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
小叶要走了，我送她去火车站。我们在站台上接吻，风吹着她的刘海，一飘一飘的。我不知道“刘海”这个词从哪里来，谁最早用它来形容女人额前的那绺头发？但小叶的刘海真是很漂亮，它遮住了小叶略高的光洁的额头。小叶的脑袋略长，她的刘海就像一幅美丽的帘子。帘子的后面，是小叶长长的睫毛和闪亮的眼睛。我吻了她的唇，把嘴往上一抬，想吻她的睫毛和眼睛，她把脑袋低了下来，整个身子往我怀里拱，避开了我的嘴唇。我知道她怕痒，每次我想亲她的睫毛和眼睛的时候，她总是这样避开。她拱在我的怀里，我的心就显得柔软和温暖起来。她说，你要想着我。她的声音低低的，说“想着我”三个字的时候，她的声音就像一声喘息或呻吟。我说我会想你的，我会天天想着你，直到你从老家回来，你回来后我还想着你！她就笑了，一抹幸福的红晕写在脸颊上。
原先，经过几次犹豫和反复之后，小叶答应我留下来，陪我在这个城市过年。我们还讨论了年夜饭要吃什么，大年初一要到哪里去放鞭炮。因此，还列了一份长长的采购单。我还答应她给她买件羊毛衫，作为她留下来陪我过年的奖赏。那件羊毛衫是她在一次逛梦之岛的时候看上的，棕色。小叶充满憧憬地说，再配上她那紫色的长裙，戴上黑色的木戒指，那感觉一定很有明星的效果。小叶说着，在镜前扭了一下身体，好像那羊毛衫已经穿在她身上了。
然而，当我们乐滋滋地拿着采购单准备出门的时候，她在门后一边系着鞋带，一边犹豫地说，要不，你陪我回去吧。我停住向外迈的脚，回过头来看她，她的眼里蓄满了泪水，而她的睫毛像一排栅栏，拼命地阻拦着她的泪水，不让它欢快地往下落。她有点儿像哽咽地说，我想家了，想爸爸妈妈。小叶出来打工，有五年没回过家了，她眼里的泪光一闪一闪的，把我的心都融化了。我把她拉起来，揽在怀里，她的身子柔软得要往下掉，我一手抱紧了她，一手抬起，去擦着她的眼泪。那你就回去吧，我说，我就不陪你回去了。我不陪小叶回家，是因为怕见到她父母时，我会想起我自己的父母。我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他们是如何去世的，至今还是个谜。老村长李书童抚着我的脑袋说，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但老村长也已经死了。前年春天，他带着村里的青壮男人去开炮修路，他点炮，正想顺着山路撤退到安全点时，脚踩在路边的一颗碎石上，一个趔趄，跌下路边的悬崖，接着几声爆炸，满天的碎石天雨般朝他坠崖的地方砸下去，后来，人们在山崖下挖了两天，才扒出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来……
小叶要回去，我执意要她坐飞机走。因为再过三天就到除夕了，几乎所有的火车卧铺票都已卖光，连硬座票也很难买到。小叶皱着鼻子，不断地摇头，她拒绝的样子也显得很可爱。我知道，她心疼钱，是因为心疼我。我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摊在我们的小圆木饭桌上，当着她的面清点了一下。我说，现在我们有五千多元，我留下一千元，你回去孝敬你父母，给几个侄儿侄女压岁钱，剩下的买个往返的机票是没有问题的。小叶还是拼命地摇着头，她把桌上的钱都拢在手里，从中数了二十张，把剩下的都塞进了我的包里，然后调皮地说，就这样了，OK？小叶的样子，使我心里跳了一下。
小叶是花高价买了张硬座票走的。我们在火车站逛了半天，终于找见一个票贩子，他吊着眉，斜着眼睛警惕地看着我。看到我手里提着一个大布袋，他才放心地把嘴巴凑近我的耳朵，说了去成都的车票的价钱，它竟比卧铺票还要贵。我说，你这是抢钱哪，抢钱也不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本来是想开个玩笑的，也许是因为我苦着脸，票贩子把它理解成了挑衅。他瘦长的手在我胸口推了一下，低吼道，说谁呢？你不想活了不是？他的身后突然长出两个挥舞着拳头的人来。小叶急忙把我拉开，把我推到售票厅的门外，然后才转过身去找那几个人。小叶是不是跟那几个恶人说了一大堆好话？距离太远，我只看见她朝那几个人比画着什么，然后掏钱，从他们的手中拿了票。我们买了张站台票，刚进候车室，火车已经进站了。验票口栏杆刚打开，我和小叶便被前呼后拥的人们推搡着，拥到站台上。很快，在每个车厢门口，人们和肩上扛的、背上背的、手里提的大包小包，熙熙攘攘地排起了上车的队伍。人们脸上的焦躁，和即将回家过节的激动交集在一起。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互相傻愣愣地看着，她的眼里又有泪水在打转了。忽然，她扑上来，紧紧地抱住了我。我吻着她，她的嘴唇有一股咸咸的味道……直到火车就要开动了，小叶才匆匆跳上车厢。不一会儿，她的身影出现在车厢中部那排窗口后面的人堆里，一个胖子挡住了她，但她仍从胖子后面拼命地探出身来，朝我挥着手。车子启动了，越来越快的火车就把她带远了，她挥动的手和脸上的泪水，却留在了我的视线里……
小叶走后，我又去了几趟火车站，送走了我的几个要好的朋友。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地登上了火车，像小鸟一样向着故乡飞去，我的心里充满了伤感，但我早已习惯这种离别的伤感了。
送走他们后，我突然觉得这个城市变得空空荡荡的。在路上走走停停，我一下子失去了方向。
在街边花园的长椅上，我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灵通，看着上面的信息。小叶已经走了两天，我们约好，她一回到那个名叫丹巴的县城就给我打电话，但此时手机还在沉默着，只有上面的小灯还在一闪一闪的，表明此时的信号并没有中断。我起身往民主路的方向走。走到新民路口，我的心里突然跳出一个人来，他就是我的弟弟黄小牛。
我最后一次见到黄小牛，是在新民路边的人行道上。他跪在地上，头几乎垂到胸前挂着的一张硬纸上，硬纸上写着：家乡受到水灾，父母在水灾中双亡，耕牛和粮食被冲走，无奈只好自己出来挣学费。纸壳的下方，还写着几个大大的字：我要读书！他垂到膝上的手里，一边攥着几张零钱，一边拿着一本打开的学生证。
趁着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我走过去，在小牛的身边蹲下来，扯了扯他的衣服：小牛，你怎会在这里？你不在煤气店干了？
听到我的声音，小牛扭过乌黑的脸，眼里闪过一丝喜悦，但很快又变得冷漠了。他说，你不要管我的事。我说我怎么不管，你是我的弟弟，我怎会不管？他说，你别一厢情愿了，我根本不是你的弟弟，我不过是个野仔。我说，我知道你是野仔，是野仔也是我的弟弟，我一定要管！他说，好，就算我是你的弟弟，你怎么管？你连自己的学费都挣不到，你怎么管？我说，我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等我毕业找到工作，你就跟着我，我管你吃，管你住。他说，那我这两个月吃什么，住哪里？我跟你住学生宿舍，还捧着一本书跟你去上课？你不要开玩笑了。说着他站起来，甩掉我拉住他的手，在人行道上奔跑起来。小牛！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喊，但他没有回过头来，而是很快就从人群里消失了。
黄小牛从新民路的人行道上跑掉之后，我去青衣巷那个煤气店找他，但那个设在二楼的煤气店早已不存在了。邻居告诉我，这个煤气店半年前就被封了。
其实，黄小牛并不是我的亲弟弟，他是我那次到煤气店暗访时认识并认的弟弟。也是因为那次暗访，我认识了小叶。
那个夏天，在《商报》一间闷热的办公室里，一位名叫关大海的社会新闻版编辑在我面前唾沫横飞，他挥舞着一支红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笨的记者是等着新闻发生，而聪明的记者策划新闻，让新闻发生，所以要策划。他一路把我往调查和暗访上引。他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不少阴暗的东西，揭露它们，让它们曝光在太阳下，是每一位社会新闻记者的职责。他几乎忘了我只不过是一名实习生。那几天，我脑子里被他塞满暗访的念头，我甚至想过像一名警察一样，去贩毒集团做卧底。不过，这些离我的生活实在太远了，暗访发廊，暗访赌场，暗访黑医，同城的另一家报纸刚做过一轮，现在做不过是跟风罢了。我每天绞尽脑汁，想干出一番大事业，却想不出要暗访什么。一天，当我穿过青衣巷走路回民族学院时，一个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的少年挡住了我的去路，他有一张乌黑的脸，身上穿着一套灰溜溜、皱巴巴的衣服，整个人看上去显得很暗淡，只有他的眼睛是明亮的。小巷太小了，我靠到路边给他让路，而他也停下来，等着我过去。看着他驮着两个煤气罐摇摇晃晃地远去，我想起不久前在我们这个城市发生的一起煤气罐爆炸事件。发生爆炸的煤气罐就是这种既没有生产厂家、也没有安全保障的黑乎乎的黑气罐。我像猎狗找到了猎物，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
顺着青衣巷往里走，拐几个弯，果然看见一家很隐蔽的煤气店。煤气店在二楼，只是在楼门前放了块牌子：送煤气。我敲开二楼的门，一个露着肚皮的大汉打开了门。他弯着腰，朝门外张望了一下，才瞪着一双黄牛一样的眼睛看着我。他有着歌手火风那样的胡子，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像一只随时投入战斗的猎狗。一看到他的眼睛，我就胆怯了，但我还是壮着胆结结巴巴地说明了我的来意。我是大学生，假期想出来打份工，挣学费。也许是我的胆怯使他放松了警惕，他吁了一口气，脸上紧绷的表情也就放松了。他指着屋子左边靠墙的那排煤气罐说，看看，能不能抬得动。那排煤气罐黑溜溜的，我走过去，一手提起一个，在屋里走了个来回。他挥挥手，说好了。我被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我骑着一辆后面绑着一个简单的铁架，铁架的两边挂着两个笨重的煤气罐的自行车，摇摇晃晃地驶出青衣巷，开始了我的送气生涯。从青衣巷出来，直走，朝左或朝右，可去到三个不同的小区。我把自行车停在小区的绿化带里，然后把油腻笨重的煤气罐扛到不同的楼层。那个名叫关大海的编辑告诉我，只要把气源弄清楚，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每天在几个小区之间来来回回地奔走，我怎能弄清气源？一连二十多天，我一进到店里，看到头晚排在屋子右边的空罐都被送走了，而左边则摆满了充过气的罐，我的心里一片沮丧。我想，这一切，一定是在三更半夜完成的。要想弄清气源，得在店里住下来。
店里送气的，除了我，还有那个看上去灰溜溜的暗淡的少年，他就是黄小牛。虽然在老板威严的目光下，我们整天耷拉着脑袋不敢多说一句话，但从他的眼睛里，我感到了一种期待。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你在街上流浪过，挨家挨户乞讨过，你看着谁，就会是这种期待和卑微的目光，一辈子都是难以改变的。
小牛每晚就住在店里，一则是他没有住处，二则是晚上也正好帮老板守店。那天晚上，我送气回来得晚了，推开二楼的门，看到在黑乎乎的屋里，有个火星在一闪一闪的，心里吓了一跳。我说，小牛，在这里抽烟很危险，爆炸起来，我们这一带的房子可能变成平地。小牛赶忙把烟丢在地上，用脚狠劲地踩了几下，火星就灭了。他说，乱抽抽，解解闷，其实我也不会抽烟。我把煤气罐沿墙放好，看到黑暗中那双眼睛正巴巴地望着我，就说，走，我们喝酒去吧。
在巷口的啤酒摊上，我们点了一碟炒花生，一碟炒田螺，一瓶桂林三花酒。我们的酒量都不好，才两杯下肚，话就多起来了。小牛的脸在路灯下显得越发乌黑，糊成一片，只有眼睛向我一眨一眨的，显得很生动。我想这眼睛里面一定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果然，再喝了几杯，小牛就向我说起了他的故事。
小牛是一个流浪儿。他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来，哪时开始流浪的，因为从懂事的时候起，他就跟一个让他叫叔的人，在一个名叫镇远的县城流浪。他们白天掏垃圾桶，晚上就用一块遮雨布盖着，在街边或露天里睡觉。
那年冬天，镇远竟下起了一场百年不遇的雪，他们躺在屋檐下冻得瑟瑟发抖。躺到半夜，两人都躺不住了，就站起来跺着脚。跺过脚之后，还是觉得冷，叔就把他紧紧地搂到怀里，他一边搓着小牛冻僵的手，一边说，明天叔带你去南城吧，南城在南边，即使在冬天树也不会落叶，天气也很暖和。一听说天气暖和，小牛就对南城向往起来。下半夜，雪停了，天气变得更冷了，两人都忍不住咳嗽起来。叔说，不行，这样站着会被冻死的，我们还是跑步吧。于是，两个人就在雪地上跑了起来。叔张开双手，像只鸟一样在前面跑，边跑边喊，来呀来呀，有本事你就追上叔。小牛于是便奋力地追上去。追到供销社门前时，叔拐着弯往回跑。这真是抓住叔的好机会，但他只差一点儿抓住叔的衣角。当他们跑到电影院门口时，他终于抓住叔的衣角了，两个人倒在雪地上喘着白气。叔问，热了吗？小牛说，热了。叔说那我们歇一歇吧，总跑着，肚子容易饿，等感到冷了我们再跑。
躺在雪地里，叔又跟小牛说起了南城。南城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怎么大呢？可能有十多二十个镇远那么大。只是，那里的人不讲壮话，不讲桂柳话，就讲一种我们听不懂的白话和好听的普通话，所以在到那儿之前，我要先教你普通话。我们壮话里的“蒙内”，普通话就是“你好”的意思，你记住了吗？小牛反复地说了几次“蒙内、你好”“蒙内、你好”，然后说记住了。叔说，好，等天亮了我们就走。
他们在雪地上又跑了几圈，天就蒙蒙亮了。开始有人起来扫雪，把雪沫扫得飞飞扬扬的。叔和小牛回到原先睡觉的屋檐下，把放在那里的那块遮雨布折好，放到一个脏乎乎的布袋里，两人就朝城外走去。布袋里还有两只钢碗，走路的时候发出了叮叮当当的碰撞的声音。这声音伴着他们走到南城门，叔停下来对小牛说，我来这个地方有十多年了，我们这次离开，估计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我们跟它告个别吧。叔说着跪下来，招呼小牛，来，你也跪下，这是你的家乡，我们给它磕个头。小牛第一次听到家乡这个词，家乡就是家的意思吗？他心里想，但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打小起就是别人骂的野仔。生活对他来说，不过是每天找到点儿吃的，有个地方躺下去就行了。他不明白叔为什么要他给这个小城磕头。叔在嘴里嘀嘀咕咕地说着感谢的话，感谢垃圾桶，感谢城北的陈嫂，李子巷的李婆，行武街的张飞叔，感谢这些施舍过他们的好人，祝他们长寿。叔的嘀咕，在小牛听来就像一个巫师在念着咒语，听得他稀里糊涂的。
然后他们就从南门走出去了。那真是一次漫长的跋涉啊，头三天，他们在白茫茫的雪地上走着，雪地上渺无人烟，不时可看到一些冻死的鸟。饿了，他们扒一把雪吃。小时候，小牛偶尔能吃到叔给买的五分钱一根的雪条，在炎热的夏日，凉丝丝的雪条带着一丝甜味，在舌尖上滚来滚去，那真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但雪团含在嘴里，却有着一股刺骨的冷，且索然无味。吃多了，舌头就冻得麻木了，像一根木棍。这时说起话来，就显得支支吾吾的了。
走出雪地，眼前便是喀斯特地貌的石山。石山光秃秃的，不长一根青草，不长一棵长着绿叶的树，两人饿着肚子走得头晕眼花。终于，石缝与石缝之间有些泥土了；石山与石山之间，渐渐地也有些平地了。有的是玉米地，有的是红薯地。玉米已被砍得光光的了，只有一排排二指高的玉米秆像一把把短剑刺出地面；红薯地里有不少已经枯萎的红薯藤，但大都已被开挖过了，大的红薯早已被挖走，只有一些小的，主人挖起后，又把它埋到地里，待第二年它自己长出青苗来。他们发疯般钻进红薯地，用木棍像老鼠打洞那样挖了起来。每挖到一只红薯，他们用手擦一下就啃了起来，很快，一块地就被他们挖得一片狼藉，不过收获还不错，两个人共挖了十多只红薯……
两人又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叔教小牛说普通话。小牛平时都很少说话，更何况要学一种陌生的语言？不过他很快就可以磕磕巴巴地说一些日常用语了。走了十多天后，他们已从云贵高原上走下来了，眼前山势平缓，都是些低矮的丘陵。叔说，看来，我们离南城已不远了。
那天天色已晚，他们尾随一只暮归的老牛走进了一个村庄，一股饭菜的香味远远地飘来，小牛的胃就感到隐隐作疼了。走到村前，村前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榕树，榕树下有一间小小的磨房。试着推门，门竟没上锁。进了小磨房，叔抚着小牛的脑袋说，饿吧？小牛点点头，饿得说不出话来了。叔又说困吧？小牛又点点头，他困得脚差不多动弹不了啦，只要叔说躺下吧，他立马就能睡着了。叔在石磨边铺了雨布，从布袋里拿出铁饭碗对小牛说，你先睡下，叔去找些吃的。小牛就躺下，一躺下，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才睡了一会儿，村里的狗突然都乱了起来，汪汪汪地叫着，里面掺杂着一个人哇哇的叫声。很快，门被叭地撞开了，叔发疯似的冲了进来，拉起小牛便往外跑。原来，叔刚进村，在村头一户人家的门前站定，屋里便响起一串狗叫，接着，两条狗像子弹般射了出来，一只扑到叔的背上，一只咬住了叔的大腿。叔一阵拳打脚踢，才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两人跑到大路上，才发现狗并没有追来。它们也许被谁叫住了，只是在村头汪汪汪地叫着。
叔一瘸一拐的，带着小牛又走了几天，就走不动了。他被狗咬过的脚肿得老高，伤口开始往外流脓。叔坐在一块石头上挤脓水，好像永远也挤不完。到了晚上，叔就发了高烧，全身缩成一只刺猬，还不断地说着胡话，一会儿叫小牛儿子，一会叫着一个名叫晓金的女人的名字，一会儿说人不是我杀的……第二天，小牛发现叔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了，用手碰了碰他的额头，他受刺激般动了一下，又无声无息。傍晚时分，叔睁开眼睛，像刚从一个悠悠的梦里醒来，脑子出奇的清醒。他把小牛叫到跟前，嘴里吐出微弱的声音：牛，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小牛摇头，这两天的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叔一倒下，他就失去了依靠，整个人垮了下来。叔说，今天是年三十了，叔本来要带你到南城过节的……叔还想过，到南城……带你到中山路吃一碗老友粉。十几年前，叔在那里吃过老友粉，那种又酸又辣的味道……一辈子都忘不了。看来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了，叔这狗命，过不了这道坎了……叔刚说完，气喘得厉害，小牛就哇地哭了起来。叔摸着他的脑袋说，牛，你不要哭，十二年前，叔在医院门口捡了你，就希望你有一天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而不是遇事就哭鼻子的孬种。哭鼻子，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隔了一会儿，叔用手指了指大路，说，如果叔没有记错，这个地方就叫武鸣，你沿着大路朝南再走上两天，就该到南城了……到南城后，你去找份工，哪怕给人家刷刷碗，抹抹桌子，有口饭吃就行了……以后，你就是一个城里人了……叔死后，你一个人埋不了叔，就把这瓜棚和叔一起烧了吧。叔还在断断续续地说，小牛哭得快要断气了，他边流泪边摇着头。他怎舍得叔死去？他怎舍得把叔烧了？
睡到半夜，小牛醒来，才发现叔冷了，硬了。全世界就只剩下小牛，和瓜棚外呼呼刮过的北风……
小牛的故事就像一部长篇小说，他拉拉杂杂地说，我脸上已湿了。小牛后来是否把瓜棚烧了？他是怎样一步步走到这个城市的？小牛没有说，我就没再问。那时他已经喝多了，眼里的泪光一闪一闪的。我用手擦自己的脸，又去擦小牛的。小牛的泪竟是冰凉的。也许，是天气变凉的原因吧？初秋的风一阵紧似一阵，从面前的巷口吹过，扬起细细的灰尘，我们的眼前便一片迷蒙。我拿起酒，猛灌了自己一杯，感觉流下肚里的酒又咸又苦，像谁的泪水。
小牛喃喃地说，叔死了后，我就是个真正的野仔了，没人管，没人顾。我说，我也是野仔啊，就像墙边的一棵野草，自生自灭，没人疼，没人爱。小牛说，虽都是野仔，但我们还是不一样的，你是大学生，还是有将来的，像我，就一辈子这样了。小牛的话说得我心里凄凄惶惶的。我喷着酒气说，牛，从今往后咱就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小牛说，好好，是兄弟。然后他端起酒杯，和我干了最后一杯酒。
那天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楼下传来一阵汽车的喇叭声。小牛推推我，说老板来了。那时我们正挤在一张折叠床上，床太小了，我们挤成了一团。
小牛把门打开，搬两个空罐就下楼去了，我见状，也提了两个空罐跟出去。老板站在一辆小货车前，已在等着，他点着烟，红烟头在黑夜里一闪一闪的。看见我，老板也不惊奇，只说一声，快搬吧。待我们来来回回跑几趟，把空罐都搬上货车后，老板发动了汽车。看到我还在犹豫，老板说，还愣着干吗？上车，等下还有活要干的。
我上车，三个人挤坐在驾驶室里，还没坐稳，车就开出去了。车顺着黄州路开出郊外，拐上一条泥巴路，大约颠簸了半个小时，才在一个农家大院门前停下来。老板没熄火，让车灯探照灯般照着大院的铁门。老板按了两下喇叭，就有人把铁门咣地打开了。进到院子我吓了一大跳，里面摆了整整一个院子的煤气罐，它们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埋在黑夜里，看得我心惊肉跳。我们把空罐搬下来，开门的那人只问了一句，多少？老板说，三十二个。那人便把空罐点了一遍，然后指着旁边的煤气罐，叫我们点了同样的数搬上车。不到半个时辰，车子又从原路返回了，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没想到事情的进展如此顺利。
回到店里，我辗转反侧，而小牛很快就睡着了。小牛对床有一种天然的依恋，他曾说过，煤气店里的这张床，就是他的家。在以前的流浪生涯中，他只睡过一次床，那是在一个瑶族小村里，一对小夫妻给他和叔安排的。床上铺了厚厚的稻草，身上盖着的是那对小夫妻的新婚被子，躺上去软绵绵的，暖烘烘的，就像躺在母亲的怀里。小牛没见过自己的母亲，但他觉得，那温暖的床，就像母亲的怀抱。
后来，小牛在城里找过很多的工，但看着小牛破烂的衣服，脏兮兮的永远也洗不干净的黑脸蛋，连餐馆洗碗的活人家都不愿让他干，更不用说其他工作了。他只好每天翻垃圾桶找吃的，睡在大桥的桥洞里。两年后，他走进了这家煤气店。老板对他倒不挑剔，让他试了一下力气，就把他留下来了。老板给了他一张折叠床，白天折起来，晚上打开，就睡在店里。刚拿到床的那天，他的心里一直都是乐滋滋的，干活的时候有着使不完的力气。晚上，躺在床上，海绵垫的柔软使他体会到了一种平安和幸福，在心里，他早就把给他折叠床的煤气店老板，当作自己的父亲了。
两天后，我还是去跟老板辞了工。本来，把稿子交给关大海后，我可以一走了之的，但我在煤气店干了三十多天，应该拿到自己的报酬。我太需要那笔钱了，这是我新学期的学费，除此之外我几乎没有一分钱了。大学四年，没有谁给过我生活费！父母？他们躺在地下多年，我考上大学他们固然会高兴，但他们不会从地下伸出一只手来，递给我生活费。把我养大，送我到村口，朝着我不断地挥手的二大爷、李书童村长、小牛婶、菊花嫂？他们守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每年种的粮食都不够糊口，哪来的钱？
老板戴着副老花镜，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份报纸。在阳光下，他的脸就像一张被人弄脏了的大脸盆，正泛着阵阵青光。我支支吾吾地说我的理由，学校要开学了，我要回学校去上课了，希望老板把工钱结了。听了我的话，老板把报纸摆在我面前的桌上，指着一篇文章问我，上面的文章是你写的吧？我一看就懵了。文章是昨天趁送气的间隙送给关大海的，我以为还要几天才能见报呢，没想到这么快就出来了。虽然用了化名，但里面探访的内容写得清清楚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青衣巷煤气店。
老板的目光像两把冷冷的刀，狠狠地刺向我。我急忙争辩，不是我，我是学数学的，怎么会写文章呢？老板端详了我片刻，眼里竟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他给我倒了一杯水，说，你等一下，我给你拿钱去，然后就一个人下楼去了。
屋里很静，只有吊扇在呼呼地转。我端起老板为我倒的开水，才喝了一口，就隐隐感到不对劲：平时脾气暴躁，只要我把煤气罐放得稍重一点儿，就被他呵斥甚至打骂的老板，怎会忽然对我这么客气，还给我倒了开水？我从窗户望出去，果然看见老板领着五个人向这里走来，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木棍，走路的样子显得气势汹汹的。我知道大事不好，想从前门出去，已经来不及了。我推开后窗，窗子的对面，正好有一棵长得郁郁葱葱的苦楝树，距离不到两米。我爬到窗台上，奋力地朝苦楝树飞扑过去。我摔在树干上，肚皮擦着树干狠狠地往下掉。一落地，一阵疼痛从脚踝传来。我顾不得什么了，拖着受伤的腿顺着小巷一瘸一拐地往外跑。才跑了几步，就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从后面追来。我知道，只要跑到大街上，我就安全了。但这条小巷竟是那么漫长，巷口那棵高高的细叶桉树还在那排楼房的后面，但我已看到他们追上来的身影了。要是被他们追上，我知道自己的下场是什么，不是被打断一条腿，就是被他们活活打死。他们是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的。刚好，小巷拐了一个弯，在拐弯的地方，有个铁门开着。我钻进铁门，躲到围墙的后面，就听见他们吵吵嚷嚷地从门外跑了过去。
院子里是一幢红砖楼，那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苏式建筑，二楼长长的走廊上，挂满了女孩子的衣服，风吹着它们，摇摇晃晃的，这使这幢楼看上去就像一个女大学生宿舍。我一瘸一拐地上了二楼，沿着一排宿舍一路走过去，但门都是关着的，只有东头那间的门虚掩着。我顾不得什么了，推开门就闯了进去。屋里有一个女孩正在洗衣服，她吓了一大跳，洗衣服的手停住了，刘海后面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我对她拼命地摆摆手，叫她不作声，然后用手指了指门外。看到我并没有伤害她的意思，她的眼睛由惊恐变成迷惑。我把她拉到走廊上，指着在巷子里跑过去的几个人说，你看，就是那几个人，他们正在追杀我。正说着，奔跑的那几个人回过头来了，前边没有人，他们又折回来，向这个院子走来。我们急忙把门关了起来，女孩子把我藏到了窗前的书桌下，隔了一阵，她也躲到书桌下来了。
二楼的每个宿舍轮番响起了敲门声。那声音由远及近。我和女孩躲在桌下，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呼吸会被他们听到。走廊上的人，用铁棍把每一间房的门都敲过几遍之后，终于骂骂咧咧地下楼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无意中撞进了成衣厂的女工宿舍，那个把我藏起来的女孩，就是小叶。那几个人走后，小叶就问我，你不是被公安局通缉的逃犯吧？我笑了，问她，你看我像吗？小叶认真地看着我：我戴着眼镜，穿着印有民族学院字样的T恤，脚上穿着学生爱穿的运动鞋，怎么看都不像一个通缉犯。小叶就笑了，露出两颗好看的牙齿，长长的刘海后面，两颗晶莹的眼珠在闪动着。那一刻，我喜欢上了这个美丽动人的女孩。
几天之后，我去成衣厂的门口等小叶，我们俩去学校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电影的片名叫《功夫》，当那个长着龅牙的人在警察局里喊“还有谁？还有没有王法”的时候，我悄悄地拉住了小叶的一根小指。小叶犹豫了一下，把手指从我的手里抽出来，并很严正地看了我一眼。我读得懂她眼里的内容，那就是拒绝！她拒绝我，因为我是一名大学生，而她，一个打工妹，她从未想过会与一个大学生谈恋爱。
南江边有一片茂盛的草地，太阳西下的时候，江面粼光闪闪，当太阳收敛了最后的光线，变成一个橘红色的车轮，驶到楼群的后面时，红霞便映红了江面。这是恋人们常去的地方。下午没有课，我便常去江边坐着。小叶下班后，也从新阳路赶来。我们坐在草地上，面对着江水，东拉西扯地说着话。这时，她脸上已没有我们在校园里走着的局促，而是挂着纯真的笑。但我们的距离总是保持在半米以上，这距离是我难以逾越的。小叶说，我们是朋友，仅仅是朋友。那时，江面上停靠着许多渔船，这可能是最后一批生活在水上的渔民了。船上自有船上的生活，他们在船边淘米，在船上煮饭。他们喂养的鸡，则在岸边的草丛里，觅食着跳来跳去的小虫。眼前真是一派其乐融融的生活图景。这时，我倒希望发生点儿什么，哪怕是从草丛里跳出几个强盗，挥舞着刀对小叶欲行非礼，这时我一定会挺身而出，即使自己会倒在血泊中。不过，这样的事情似乎永远也不会发生。江边总是平静的，草丛里偶尔传来吱吱的虫鸣，这时夜晚便开始了。
有一天，我们从江边回来，走在南江桥上，小叶突然停下来，望着在两岸灯火中默默流淌的江水出神。她幽幽地说，要是我和你妈掉到江里，你先救谁？我说，我没有妈妈，所以我先救你。她说，如果我和你爸掉在江里，你先救谁？我说，我也没有爸，所以我还是先救你。小叶诧异地看着我，有点儿歉意地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你不说，我真记不起我有过爸爸、妈妈，嘿嘿嘿……我装着没心没肺的样子，无辜地笑着，手却突然被握住了。她的手，小巧，温热。我看她，她的眼帘低垂着，脑袋已靠在我的胸前了。
一年后，我大学毕业，在一家网站找到了做网络管理的工作。发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花了两百块钱在美舞巷的一个老院里租了一个一居室。搬进去的那天，我在成衣厂的门口等小叶，说带她去看一个地方。我们一前一后，走在民族大道的绿荫里，感到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们认识也有一年了。在那个草木森森的院子角落，有着一排红砖平房。小叶说，我猜猜，哪个是我们的家。她像小狗一样皱着鼻子，从这个门嗅到那个门，然后在一个贴着“福”字的门边停下来。她得意地敲了敲门，然后回过头来，看着我。我点点头，心里感到热乎乎的。那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的心原来贴得这么近。
那天晚上，我和小叶第一次住到了一起，做起了男女之间该做的事情。说实话，不怎么美好，没有经验，两人都很疼。但有了这次经历，我们俩原先飘飘忽忽的情感，好像找到了避风的屋檐。以前，我甚至怀疑小叶对我的爱里，有很多是母爱的成分。而她则怀疑我的爱，是对她救命之恩的报答。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其实就像其他男男女女之间的爱一样，简单，热烈，就像那个夜晚之后的每个夜晚，我和小叶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的身体。
天气预报说，川西正在下雪，该不是道路中断，她没回到家？我这么想着，心忽然冷起来了。这时，我刚好从新民路拐到民族大道上来，眼前一棵光秃秃的木棉树，竟零零散散地开出红艳艳的花朵来了。在灰蒙蒙的天气里，这些花倒是令人为之一振。天气暖和起来了，春天很快就到来。这样想着，我的心里好受了些。我想，也许真是大雪埋住了道路，小叶在路上多耽搁了几个小时；也许她急着赶路，在转车的时候，找不到一个打电话的地方；也许，还有许许多多的也许，我相信小叶会平平安安地回到老家的。
走到百货大楼的门前，我心里忽然跳出一个念头：也许，我可以找找黄小牛。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如果能找到他，我们兄弟俩可以找个小饭馆，好好地吃顿年夜饭。
百货大楼前的过街天桥上，以往有不少贩卖小饰品、手机套、打火机等小商品的小贩在那儿摆着小摊；还有长得气质非凡的青年，在为行人画像或搞签名设计；也有一些手脚不全的人，他们坐在地上，把脏兮兮的碗伸向路过的人；偶尔还会听到盲人在拉着二胡，二胡的声音在天桥上回响着，像一种召唤，一声声地撕扯着行人的心。今天的天桥就显得冷清多了，但还可以找到两个行乞的。一个是戴眼镜的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他面前的纸上写着：找不到工作，饿！还有一个是个瘸子，他把脚扛在自己的肩上，看上去就像一个杂技演员。
没有人理会他们。今天，人们手里提着年货，匆匆忙忙地往家奔去，年夜饭的香味似乎早已透过窗户飘到大街上来，飘到他们的鼻孔里了。
我在戴眼镜的小伙子面前蹲下来，在他的纸上放上十元钱。他没抬头，只是轻轻地对我说，谢谢！我说，不客气，我想向你打听个人。谁？他感到有些诧异，抬起头看我。我说，那个人是我弟弟，他叫黄小牛，前几个月他在新民路一带，也是挂个牌子。我说了黄小牛的长相特征：小个子，黑脸，大眼睛……戴眼镜的说，干这行的，有谁不是黑乎乎、脏兮兮的？我好像见过，现在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了，你去问瘸脚的那位，可能他更清楚些。
我朝瘸脚的那位望过去，他正警惕地望着我呢。我踱过去，在他面前蹲下来，他看着我，目光里有着迷惑。我把跟戴眼镜的说过的话，又跟他说了一遍。他说，黑仔是你的弟弟？我说是的。他说，你胡说，黑仔连爹妈都没有，怎会有兄弟？于是我把如何去煤气店打工，如何认识黄小牛的事说了一遍，当然我没说暗访的事，也没说那篇报道。我还跟他说起了黄小牛最后一次去学校找我的情景。那是临近毕业的前几天了，男生宿舍的门卫在小喇叭里喊我的名字，说有人找。我到这个城市上学差不多四年了，从来没有人到学校里找过我。会是谁呢？我下到楼下，看到门卫室前那排等人的长椅上空荡荡的，没有人。真见鬼了，我嘀咕。门卫告诉我，找我的人走了，那人黑乎乎的，娃娃脸，长头发，大眼睛。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在新民路上跑掉的小牛。我追出宿舍楼，沿着校门的方向一路寻找，一直到校门，都没见小牛的身影。
瘸脚听了我的话，目光变得柔和了，甚至有些亲切。但他遗憾地说，黑仔已经走了，前段时间，他从他们一起租住的旅社搬走了自己的东西，还有一张折叠床。问他去哪儿，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但他说，他一定得走，离开这个城市。
小牛为什么来学校找我？为什么又要临阵逃走？小牛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城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谜了。看我有些惆怅，瘸脚说，快点儿回家吧，家里等你吃年夜饭了吧？我说，家就我一个人，在哪儿过都是过。你们呢？我们？他犹豫，不过隔了一阵他说，我们等下收工，聚一起吃年夜饭。我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吗？看到他有些不信任，我又说，我请你们。他说，真的？我说真的，你们有多少人？他说十五六个。我说好！就这么定了。
我们在牛街一巷里的一个小旅社会合。在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六人房里，挤满了十多个人。有六七岁的小孩，有缺胳膊少腿的青年、少年，有包着头巾的农村妇女，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妪。老妪拄着拐杖，手里捧着一个饭碗，看上去像刚从外面回来。墙角的一张床铺上，躺着一个民工模样的人，他的床前放着一张纸牌，上面写着“没领到工钱，无法回家过年”几个歪歪扭扭的字。他在悠闲地看着一本杂志，我瞄了一眼，是《故事王中王》。看到瘸脚、我、眼镜进门，大家都恭敬地站起来，叫了一声七爷。这时我才知道，瘸脚就是七爷，七爷就是他们的头儿。七爷说，走，大伙吃年夜饭去。屋里的人七嘴八舌地问，七爷，我们要不要洗一下，换一下衣服？七爷挥手说，洗个球，现在就走。
我们从小旅社出来，浩浩荡荡地朝斜阳岛大酒店出发。街灯已经亮起来了，街上行人稀少，显得冷冷清清的，只是从街边的人家里，不时传出阵阵热闹的笑声、划拳猜码声。我和戴眼镜的、民工模样的两个青年走在前面，后面是拄着拐杖的七爷，还有几个缺胳膊少腿的，他们走起路来还是挺利索的。很快，我们来到了斜阳岛大酒店。斜阳岛大酒店是这个城市的一个豪华的大酒店，透过透明的玻璃，我们看见里面灯火辉煌，杯盏交错。刚想进门，我们就被门卫拦住了。他问，你们要干什么？我说，吃饭啊。门卫愣了一下，想不出不让我们吃饭的理由，就让我们进门了。一进大堂，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我们。食客的目光都转向服务员，似乎想从服务员那里得到帮助。一个服务员拦在我的面前，望着我身后衣衫褴褛的一群，又问了门卫问过的话，先生，你们要干吗？我说干吗？吃饭啊。吃饭？她脸上的表情告诉我，她显然还没反应过来，好像吃饭这两个字还有着什么深奥的含义一样。我说，不行吗？服务员赶忙说，行行行，先生一共几位？我身后那个讨不到工钱、没钱回家的人抢着说：十六位。于是服务员把我们引到了角落里的两张大桌上。
大家很快落座，男的一桌，妇孺一桌。落座后，我看着两桌局促的脸问，谁点菜？戴眼镜的说，让我点，可以吗？我一直希望能到大酒店点一次菜，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我说，可以，当然可以。我把菜单从服务员手中接过来，递到他手中。他正了正眼镜，很快找到了点菜的感觉，嘴里念了一串菜名，其熟练的程度甚至让我怀疑他以前经常出入这样的场所。我转过脸去，问七爷要喝什么酒。七爷说，其他酒我不熟，北京二锅头我喝过，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行，就北京二锅头。在一边的眼镜点完菜，叫服务员把旁边的电视打开。电视一打开，里面就传出一阵热闹的锣鼓声，原来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开始了，现在表演的是一个川剧节目，有个人正和着锣鼓声在台上玩变脸。
酒菜好像预备好了似的，很快就上桌了。七爷发话，他举起杯子对我说，这位先生，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呢？我说，姓王。七爷说，王先生，我们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请我们这些人吃年夜饭，但我们还是感谢你，我们祝你来年快快落落（乐乐），顺顺心心。我说谢谢，然后带头把酒喝下去了。到我说话了，我说，刚才七爷问了，我为什么请大家吃这个年夜饭，要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我看见大家，就觉得亲切。我指着七爷说，就说七爷吧，一看到你我就想到我们村的李村长。不过，我没说我的村长已经死了。我又指着邻桌的两个妇女说，你们就像我们村的小刘婶、菊花嫂，我从小就是喝着她们的奶长大的。还有你，我指着戴眼镜的说，虽然你长得白白净净的，还戴着眼镜，但我看见你还是想起了我的弟弟黄小牛。我还想指着他们一一说下去，犹豫间，却把酒杯端起来了。我说，来，我敬大家，然后仰头把酒喝了下去。
他们回敬我。一个少了一条腿的青年端着酒杯，非得要拄着拐棍走过来给我敬酒。我看着他把酒杯举在前面，一瘸一拐地向我挪过来，酒杯里的酒一晃一晃的，但没有漾出来。我的眼睛一热，急忙迎上去，碰了一下那只举过来的酒杯。
好久没有和这么多人一起吃饭了，我眼前出现了小时候村里打牙祭的情景。小时候打牙祭，村里的人们总是让我坐在头桌，坐在村长和德高望重的老人旁边。而其他孩子，他们只能和妇女同桌，他们的目光看着我，满是羡慕和向往。那时我并没意识到，其实没爹没妈的孩子，得到的却是比别的孩子更多的爱。比如，我在谁家吃饭，刚好碰上那家杀了鸡、宰了鸭，最大的两个棒腿总是我的。现在，村里热热闹闹、和和美美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了：有一年碰上灾年，地里颗粒无收，几户人家拖儿带口，外出谋生去了，再后来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整个村庄也就荒芜了……
酒过三巡之后，有人建议划拳。七爷目光探询似的望着我，我笑着说，好啊，分边分边。七爷就拿手指在桌上比画了一下，把桌上的人分成两拨。多了一个人，我就借口当了公正。两拨人就猜起码来了，大家南腔北调的，不过猜起码来还可以听得清。看着热火朝天的场面，我站起来，端起酒杯去给妇孺这桌敬酒。她们没喝酒，喝的是可乐和鲜橙汁之类的饮料。看见我过来，都不安地站起来。其中一个中年妇女和我碰杯时，嘴里说着话，可我却听不懂，但我想应该是些感谢和祝福之类的话吧。我刚好也要说几句，一串熟悉的音乐响起来了，是肯尼·基著名的《回家》。它响过一阵，我才突然想起这是我的小灵通在响，心里便像触电般传来一阵暖流。掏出小灵通，按了接听键，话筒里传来熟悉的声音。是小叶。
你那边好吵，你在干吗？她说，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但听上去充满了关切。
我说，我遇上了几个老乡，我们在一起吃年夜饭呢。
喝了酒吧？小叶说，我都闻到你满嘴的酒气了。
我说，只喝了一点点。
隔了一阵，我学着电视里相声演员的声音问，咱爸咱妈好吗？
好着呢，小叶高兴地说。
咱弟咱妹呢，好吗？
好，好。小叶说。
然后我们都沉默了。
你呢？你好吗？小叶小声地说。
我说，我好，挺好的呢。
我还想说下去，小叶打断我了，她说，我想你了，你想我不？
我说，声音太吵，我听不清楚，你能再说一遍吗？
小叶说，你听，外面有人放烟花了，震得我耳朵都要聋了，不过看上去，挺美的呢。
果然传来砰砰砰的爆炸声，把小叶的话都淹没了……我仿佛看到烟花叫嚣着蹿上天空，在漆黑的夜色中绽开出一朵朵美丽的花儿。
我走到窗前，出神地望着西北方向，我似乎看见小叶正趴在窗前，入迷地看着夜色中绽开的花朵，她刘海后面的大眼睛，闪着晶莹的亮光。
我的身后，划拳猜码的声音渐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