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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猎人一样守在广场的龙眼树下已经两天了。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我跟上了两个年轻的姑娘。我跟着她们走过广场的那排龙眼树，阳光正透过树叶的隙缝照在广场的大理石砖上。昨天，在一棵龙眼树下，一个人的头部被另一个人用木棍击中了，鲜血汩汩地流出来。现在广场已被冲洗干净，没留下什么痕迹，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两个姑娘手拉着手经过那棵龙眼树下时，脸上洋溢着欢乐和妩媚。她们一个穿着男式牛仔马裤，素色长T恤，一张娃娃脸；另一个显得要成熟些，长发短裙，身体也显得细长可爱。穿短裙的姑娘在看见我时眼里闪着奇怪的亮光。我看见她用眉笔勾勒过的眼睛流露出一丝留恋。我想我就是这样决定跟上她们的。这是一个跟踪的游戏。

两个姑娘绕过广场的雕塑和音乐喷泉，走向广场的西边。广场的西边是一棵大榕树，榕树下是老人们的天地。榕树过去，就是广场的出口。她们走出广场，在马路边窃窃私语，然后拥抱了一下，挥手告别。一个向西，向西去是中山公园、剧场和出这个城市的大道。一个向东，向东去是四川大酒店、大海、帆船和一片浅滩。向东的姑娘对向西的姑娘说，别忘了，小李下个月来看你。向西的姑娘连忙招手，上了一辆人力车。

我决定跟踪向西去的姑娘，因为她在敞篷的人力车上又看了我一眼。阳光下她的涂得艳红的嘴唇显得十分耀眼，仿佛一种诱惑。但人力车开始在长满榕树的北部湾路上奔跑起来，红唇离我愈来愈远。我想我不可能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在沿海城市的大街上奔跑着去追赶一个姑娘。我随手拦了另一辆人力车。我说，师傅，给我跟上前面那辆人力车。

早上我还躺在床上时胖姑娘阿东经过了我的窗前。她敲敲窗子，然后用手撩起我的窗帘朝屋里吼，她说，说好今天搬家的，你怎么还赖在床上。她撩开窗帘时吓了我一大跳，我赶快躲到床单下。她的手又伸到门边，叭的一声拉开灯绳。但灯没有亮，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坏了。见她拉开灯绳，我扒开被单哈的一声笑了起来。每次见胖姑娘阿东生气我都大笑。

我肯定要搬的，你不见我已经收好了东西吗？我拍了两下床板说，你看看这两个箱子，我只要把它们搬上车子就可以搬走了，但你要让我考虑一下我该搬到哪里去，你让我想一想。我做出思考的样子。

你想吧你想吧，她气鼓鼓地说，不管怎样你今天一定得给我搬。你说过给你两天的时间，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她说着狠狠地踢了一下门，我听见她远去的声音。在声音即将消失的时候，她又折回来丢下一句话，她说，以后我不要再见到你，猪脑。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韦铮。

我时常梦见韦铮掉到一个旋涡里。我时常做这类奇怪的梦，我看见她的裙子在旋涡里飘，旋转。我拼命地划开水向她游去，但我始终停在原处，这时一个大浪扑过来打翻了我。我拼命地挥动手臂从水里冒出来，旋涡不见了，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水。那水一会儿变得浑黄，一会儿红得像血，一会儿又变成一片乌黑。韦铮韦铮，我拼命地喊着她的名字，但却没有声音从我的喉咙里冲出来，我的喉咙像一堵吸音壁消解了我的声音。我只好像一艘船那样在水面上划来划去，拼命地打捞。我终于捞到了韦铮的一只“大腿”。我把它提起来，才发现那是一截木头。我又捞到了她的“头发”，但那是一把水草。韦铮韦铮韦铮，我无声地呼喊着韦铮的名字，水从我的嘴巴、耳朵、眼睛汩汩地流进去，像流进一个山洞。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最后我喊着韦铮的名字从梦里醒来。醒来时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睁开眼睛从窗外望出去，我看见四川南路上的灯火一片昏黄，看见胖姑娘阿东的红短裤在海风中不断地摇晃，若隐若现，像一团暗火。

从梦里走出来后我止不住哭泣。我被不祥的梦境吓坏了，我想我是一个时常在深夜哭泣的男人，这种想法使我感到羞愧。

想到韦铮时我便想起我们唯一一次的接吻。接吻对于城市人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它就像感冒一样四处流行。但对于我和韦铮来说却是稀罕的，它只有一次。那是在山里，那时韦铮已经长得很成熟了。我们埋着头坐在月光下，相隔着几步的距离。那一夜几乎没有故事，只有蚊子在我们的四周甜蜜地飞行。

睡意再次向我袭来的时候天已大亮，我想，一大早胖姑娘阿东又来喊我搬家了。

在北部湾路的林荫道上，一辆人力车和一辆逆行的自行车撞上了。被撞倒在地上的是一个被太阳晒得发红的中年男人。他在马路上打了几个滚后，嘿嘿地笑着从地上爬起来。我觉得他的笑比哭还难看。趁此机会，前面那辆人力车拐过了对面的街道，消失在人群中。

我懊恼地在姑娘消失的地方徘徊，心情十分沮丧。我四处张望，我望见1996年的灯箱广告牌上一个俊俏的小姐正在打手提电话，她笑得很纯洁；我看见商店橱窗里一个小姐正在给另一个赤裸的“小姐”穿衣裳，那个赤裸的“小姐”是一具石膏像；我看见邮电局大楼上的大钟敲了五下，而人们不为所动；我看见走过的姑娘们穿得越来越少而小伙子们穿得越来越多；最后我竟意外地看见那辆已经消失的人力车停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而车上的姑娘不见踪影。那辆人力车停着的地方，就是兴利达商场的门口。

我想那姑娘正在逛商场。

胖姑娘阿东不在家，这正是我希望的，但她的父母在屋里等我，他们用恭谦的目光迎接我。胖姑娘阿东在家里是一个霸王，她越霸道她父亲显得越恭谦。我看你还是不要搬了吧，这么空的房子我们住着也心慌，自从胖姑娘阿东开始赶我后，他就时常对我这样说。每次他说完，他的妻子，一个肥胖的女人就愤愤地说，我要撕烂阿东这丫头的嘴巴。

在白炽灯下他的脸显得又干又白，白得让人心疼，我知道他又是要说他那句话了，他说：这么空的房子我们住着也心慌。

我装出很麻木的样子，我说我还是搬走吧，然后提着两个木箱磕磕碰碰地下楼。有空回来看看啊，他的声音从后面追来，显得很虚弱。楼下没有开灯，一片黑暗，我听见楼上的女人说，我要撕烂阿东这丫头的嘴。

走到街上的黑暗里，我感觉到了这个城市的风，那种混杂着鱼腥气息的细细的风，正从一个我们所不知的隙缝吹来。

很多年以后，在和一个女孩做爱时我想起了那个月光洁白、蚊子甜蜜地飞翔，我和韦铮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夜晚。我们是在那个夜晚学会喘息的，我们尝试着解开对方的衣服，但我们无事可干。在十八岁，我们缺少干大事业的信心和勇气。

我告诉你们我看过韦铮的乳房，是因为它就像一扇窗，第一次向我展示了另一个世界的秘密。我看见1992年处女的乳房在月光下闪着釉光。我在跟胖姑娘阿东谈起韦铮时，胖姑娘阿东撩起了她的衣裳，她说你看我的怎么样。但我拒绝注视，拒绝行注目礼。我知道胖姑娘阿东的乳房也许更丰满，更柔软，但我拒绝注视。

在月光下我注视着韦铮的乳房，感到迷醉。让我惊讶和欢喜的是，她的乳房上错落有序地排着三颗黑痣。它们一左一右，分别在两只乳房上，另一颗居中。它们是半个省略号。

而不是巴塞尔姆先生的小说《白雪公主》中说的，白雪公主身上从胸前到脚踝上的那一排痣。

如今想来，我觉得那是三颗记忆的纽扣，解开它，里面珍藏着我最纯洁美好的记忆。

一个城市最高贵的地方我认为是黄金首饰柜台。一排柔和明亮的小灯从柜台上照下去，黄金首饰上泛起一片醉人的柔光。我想，站在柜台里的小姐是高贵的，她们最知道是金子总会发光这样的真理，没准她们的内心也像黄金那样纯洁无瑕。

那个穿短裙的姑娘就站在兴利达商场金山首饰专柜前挑选首饰。她把一只金戒指套在手指上，然后举在眼前欣赏。从侧面看，她长得比较丰满，仿佛有什么东西挤在她的衣裙里呼之欲出。最幸福的就是她的那一缕长发，它刚好搭在她胸前最惹人注意的地方。说实在话，除了韦铮，这是我喜欢那一类姑娘。我装着为一个女孩挑选首饰的样子，挤在几个衣着高贵的妇女中间。我心里说，韦铮，让我为你挑选一枚戒指。

那姑娘还逛了食品超市、女性服装行、电器音品超市。这姑娘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我看见她往自助提篮里放满了甜食、速食面和音乐带。我们走出兴利达商场时，街上已是一片辉煌。

姑娘终于转进了一条小巷。在黑暗的小巷里我们保持着距离。大约转了两个弯，姑娘走进了一家杂货店。姑娘与杂货店老板似乎很熟悉，她们热情地打了招呼。然后姑娘上了楼。不久，四楼一扇窗子里的灯亮了起来。

胖姑娘阿东时常在夜晚像猫一样溜进我的房间，像藤蔓一样缠在我的身上，让我给她讲故事，但我时常闭上眼睛想韦铮。我想我和韦铮有过一次很好的拥抱，但我们却无法让这种拥抱深入。十八岁，我们感到紧张，无可奈何。有人说这就是爱情啊。多年以后我的怀里躺着另一个柔软丰满的十八岁的姑娘，而我对此却毫无知觉。我想起一个摇滚歌手的一句歌词：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有时候我会假装很着迷地看一本书，长时间地画一幅没有规则的漫画。我会画韦铮的鼻子、眼睛、嘴唇。我画一个圆和圆心，那是韦铮的乳房。它们珍藏在我的记忆的纽扣里，而胖姑娘阿东被拒绝在纽扣之外，无法进入。

我和韦铮从穿开裆裤一直玩到十八岁时才感觉到我们之间微妙的变化。下面我说到有关韦铮的事情你们不要笑：韦铮喜欢拔青草，喜欢上山打柴，喜欢光着脚板在野地撒腿奔跑，就是不喜欢读书。

韦铮在月光下拔青草。5月翠绿的青草在她的周围被一棵棵拦腰扯断，丢在地上。地上一片狼藉。只有蚊子在我们的周围甜蜜地飞行。我看不见它们，但我能听见它们的声音。当它们变成一个个小黑点落在韦铮的小腿上时，我想我只好用手来帮她拍蚊子。我的手噼噼啪啪地拍在韦铮的小腿上，夜晚就显得很安静。也许你们会觉得我们的故事应该开始了。是的，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那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接吻。它只是我青春的一种记忆，是我记忆的一个符号。大约一个月以后，韦铮就去了南方的一个沿海城市。不久她来信说，她在一个粉店里给人家端盘子，工作很辛苦，也不挣什么钱；后来又说，换了个地方，这回开始挣点儿钱了；再后来说找到了一份轻松的工作；后来韦铮就失踪了，但隔一段时间她就会从沿海城市寄回很多钱来。既不留地址，也不说明情况。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她的父亲和哥嫂用她寄回来的钱医好了她母亲的腰椎疾病，并盖了房子，还送了她的两个侄女走进学校，这还不够吗？他们据此还猜测到韦铮在城市里过着衣食无忧的天堂一样的生活。这还不够吗？

傍晚或者夜晚的时候，我坐在阿霞的房间里看电视，阿霞则在镜前上晚妆。她把嘴唇涂成艳红，或者银色。她把自己胸前的T恤领口扯得低一些，这样她就显得更美了。她眯缝着眼睛给自己涂上指甲油，唱着歌儿。她把自己白天穿臭的连裤袜子扯下来，丢在地上，这使她短裙下的腿显得光滑漂亮，充满魅力。然后她就光着两条光滑的腿出门。她从门外探回头来，说，Bye－bye！

大约半个月前，我跟踪阿霞从广场来到了她的住处，然后搬进了她的隔壁。对我这个邻居她似乎很喜欢，有时候我们站在阳台上说话，漫无边际地闲谈。有时候她欢迎我到她的房间里去，它的房间里种满了绿色植物和花，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时，这里就像原始森林的一角。我喜欢待在这个布满了绿色的房里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球赛。阿霞不喜欢看电视，但她喜欢我去看她的电视。

搬家后我有了一段时间的好心情，这与阿霞无关。我记得一位作家说过，写作最好的环境是妓院，因为那里的早晨最安静。大家都知道说这句话的人是一个美国人，名叫福克纳。虽然我不喜欢写作，但我也喜欢这样的环境。我喜欢做阿霞这样的女孩的邻居。阿霞也许是一个坏女孩，但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好人呢？

胖姑娘阿东说，有一天夜里她听见了我的哭泣声。

其实胖姑娘阿东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我想除了我，其他男人见了她就会喜欢上她，但我不会。

胖姑娘阿东喜欢不敲门就钻进我的屋子里来，翻着我的书。她说她喜欢贝壳，喜欢吹螺号的人，喜欢去沙滩看夕阳像个小孩一样跳到海里。我坐在一张桌子前画画，头也不抬起来。我说，我不喜欢贝壳，不喜欢吹螺号的人，不喜欢去沙滩看太阳落到海里。胖姑娘阿东连忙说，对了，我也喜欢像你一样关起门来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我说我的房间窗口朝着南边，光线不够，不通风也不透气，我讨厌待在这样的房间。最好我马上搬个家，我说。我不要你搬，胖姑娘阿东扯着我的手撒娇地说。但我的感觉似乎很麻木，在那年夏天，我觉得我全身的神经末梢都病了。

麻木是一种罪过吗？

茶亭东路40号是一家米粉店。这是一家不起眼的米粉店，门面破旧矮小，要弯着腰才能走进去。老板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男人，嘴唇上留着几根黄色的髭子。我走进去要了一碗米粉，伏在一张矮小的椅子上吃了起来，我觉得自己的姿势很别扭，但我故意把吃米粉的声音弄得很响亮，风卷残云。在我吃第二碗米粉时，几个背着包袱的外乡女人从门外探头进来，我连忙大声地说，好吃好吃，味道真不错。并把声音弄得更响。我的声音吸引了几个犹豫的妇女，她们走进米粉店并放下包袱，这使店里充满了伏在矮凳子上姿势怪异地吃着米粉的人。我吃完第二碗时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满脸堆笑地说，老弟，粉逢知己三碗少，再来一碗吧，这一碗免费。我说，这第三碗我看就免了，不过我倒有一事请教。请讲，老板豪爽地说。我用手擦了一下嘴巴，问道，老板，你五年前是否收留过一个个子挺高，长得不算难看的姑娘在这里打工？我的话未说完老板就笑了起来，他的嘴咧得很大。他用手指着一个角落说，我从来不聘用个子长得高的人来为我工作，她们不适合在这么小的店工作。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看见两个忙碌的姑娘确实长得矮小。我说，你这是特色经营啊。

走出米粉店，冬日的阳光竟然很温暖，但我却觉得一种彻骨的寒冷。路过一家家米粉店，我的心里感到愤慨，为了探听到韦铮的消息，我几乎把这个城市所有的米粉店都吃过一遍了，我每个地方都吃了两碗，并毫不吝啬地赞美它们，但却没有谁告诉我韦铮的消息。我伤心地走进街心公园，并在一张石凳子上坐了下来，感到自己就像一个16世纪卖不出油的卖油郎。一种凉意沿着脊椎往上爬，接近了心脏。

我在深夜被阿霞洗澡的声音惊醒。醒来后，我就坐在床上听阿霞洗澡的声音。她洗澡的时间很长，好像身体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需要长时间的清洗，水因此哗哗响了半夜。洗完澡后她又洗从身上脱下来的衣服。她洗衣服时没有唱歌，这说明她的心情不好也不坏。

有时候阿霞会彻夜不归，然后早上她会满脸倦意地像猫一样溜回自己的房间。她把声音放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她回来后就扑在那张大大的床上昏睡过去。有时候我会听到她的鼾声。听见她的鼾声我就觉得这个城市欠阿霞太多的睡眠。

胖姑娘阿东拿着一把笤帚站在屋子中间，她说，我要打你。我说你打你打，我伸出手臂，笤帚呼地一下抽在我的手臂上。我笑着说讨厌。阿东打一下我说一次，我说讨厌讨厌讨厌讨厌，我的声音越来越高，表情越来越严肃。我说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讨厌……我的声音像一把笤帚抽打在胖姑娘阿东的心上。阿东突然丢下笤帚，眼睛狠狠地盯着我。她的目光透过泪水锥在我的脸上，她说，我恨死你了！然后一溜烟跑了出去。

现在说一下这个城市。

这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城市，只有十几年的历史，因此没有太多的人文景观让你去瞻仰。但它生机勃勃，像公园里没有长高的树。这是一个很适合年轻人生活的城市。

这个城市有一个很大的广场，上面铺着漂亮的大理石砖，移植了一棵大榕树，种植着十四棵龙眼树和许多亚热带植物。在这样美丽典雅的广场上散步，偶尔你会碰上一两个长得很动人的姑娘，她们热情地给你递上名片。名片的正面写着：朋友，您想和我做爱吗？翻开背面，上面写着：每次200元。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男人，你会觉得很尴尬。

这个城市的东边就是那片闻名天下的十里海滩，但在十几年前，这里不过是一片荒废的海滩。现在它已被开发成旅游度假区。十里海滩的沙柔软细致，细蟹横行，给游人增添了不少乐趣。在这里，你有时还会获得特别的服务。那些戴着纱帽，肤如凝脂，打扮得像18世纪贵夫人的青年女子会围上你，她们向你提出邀请，先生，我是否可以陪你游泳？

在这个城市，运气好的话，你还会遇到一年一度的强台风登陆。它拔起榕树的根，袭击着广场边上的广告牌，推搡着行人和车辆，让你的生命接受一次强烈的震撼。台风过后，生活就显得平静多了。

当然，我还可以跟你说一下夕阳、大海和帆船。对此我还有一些美好的印象，但我之所以到这个城市来，不是因为它们。我在找一个名叫韦铮的人。

一个姑娘来到了阿霞的屋子。

这姑娘长得出奇的白，一张娃娃脸，她的名字叫王瓜。王瓜来到后就坐在一张木椅上用一本杂志当扇子扇，被扇起的风抚弄着她脸颊上的一缕头发。我盯住那本杂志对王瓜说，王瓜，我在哪里见过你。王瓜放下手中的杂志说，啊，这有什么奇怪，我们每天见到的男人还少吗？阿霞，你说是不是。阿霞说，是啊是啊，见过面有什么奇怪，说不定哪时候还一起玩过呢。说着两个人就很坏地笑起来。

以后我三天两头就可以见到王瓜。我们谈论美容、整容、变性。她们对整容似乎很有兴趣，她们说整容可以使一个人获得新生。整容使我们面对面不相识。说这句话时她们俩都用脉脉含情的目光看着我。

有时候，我们三个人玩一种莫名其妙的牌，她们叫它“找缝子”。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找缝子，男人找女人的缝子，当官的找向上的缝子，犯法的找法律的缝子，大家找缝子找得晕头转向，还是我们活得自在。她们说。

有一天我突然提到了小李。王瓜和阿霞几乎没有谁知道小李是谁。我提醒她们，有一天在广场我听见王瓜对阿霞说过，小李下个月来看她的，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个月了，小李还是没有来，是路太遥远他（她）不来了，还是小李把这件事忘了？阿霞和王瓜都表示，她们都不认识一个叫什么小李的人。阿霞问我，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小孩还是大人？我被阿霞的问题弄得糊涂了。王瓜开玩笑地说，说不定那人是阿霞心目中的恋人。说不定是你。我说，是我就好了。那时候，我已经有点儿爱上阿霞了。

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小李，小李是谁呢？小李也许是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小伙子。这个与我同姓的小伙子，有一天他会敲响阿霞的门，站在门外彬彬有礼地说，请问阿霞在吗？那时候我们都笑了起来。

一天，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我们还在打牌。我们面面相觑，没有谁愿意去开门。我们在这个城市并不认识什么人，我们不欠房租不偷税漏税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但敲门声不折不挠，仿佛我们不开门门外的人便一直敲。我只好起身开门，打开门我看见胖姑娘阿东站在门外，手扶着墙喘气。大约喘了半分钟后她说，我终于找到你了。

胖姑娘阿东的脸在白炽灯下显得很苍白。她用手捧着王瓜给她倒的一大杯开水喝，她的脸差不多埋在杯子里。当她的脸从杯子里抬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她泪流满面。她的泪水像屋檐的雨水不断地落到杯子里，但她努力地克制自己的声音。她的克制似乎要成功了。她说，我怀孕了。说完她终于又克制不住抽泣起来。

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盯住胖姑娘的肚子，但我们发现那里平坦得像一片平原。王瓜突然说，哈，这年头还有谁愿意为男人怀孕呢？而我感到很惊讶，我说，不可能吧，一个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怀孕呢？到底是谁的？阿东的目光迷茫地转向我，她边摇头边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随后她又嘟哝了一句，都怪你。我说，怪我？她说，怪你！我是因为找不见你才跑出去玩的。他们都恭维我，都想跟我睡觉，我怎会知道是谁的？

阿霞摇摇头。阿霞老人似的说了一句，你才多大的年纪呀？

秋天来了，天气变凉。坐在阳台上我看见城市起了晨雾。被薄雾遮掩的城市更显神秘，街上若隐若现闪着许多陌生的面孔，这些面孔的后面隐藏着许多秘密。它们是这个城市为我设置的谜语。

我走遍了这个城市的酒吧、歌厅、咖啡屋、酒楼、大排档、沙滩、海滨浴室、桑拿中心、发廊……有时候我会碰上阿霞和王瓜，我希望有一天我会碰上韦铮，我会对她说，哦，原来你在这里。现在，晨雾掩饰了这一切。

有一天，三个中年人在月光下游泳时，涌起的海水把一具女尸托起来，送到了其中一个人的怀里，吓得那个人在水里叫了起来。人们把女尸捞起来，才发现那是一个美丽的女孩，有二十来岁，长着一张娃娃脸。那女孩的头发有些卷，不知是天生的还是后来烫的。

大约晚上10点，阿霞就回来了。她进屋后摔烂了一个杯子，然后扑在床上哭了起来。那张床是一张弹簧床，阿霞陷在里面哽咽着说，王瓜死了。

那时候我还在看电视。阿霞说，他们一定是玩了以后不想给钱，就把她掐死了。阿霞大约哭了两个小时，情绪才稳定下来。她情绪稳定后屋里静得可怕，只有电视机里毛宁在唱一首温情的歌。毛宁唱后宋祖英接着唱《十八湾水路到我家》。这时候我们正疯狂地找啤酒。屋子里不储藏有什么啤酒，我就去房东那里买了一件。那晚，我们为一个悲剧喝下了很多啤酒。我们把空瓶和没喝的酒瓶丢得满地都是，丢得咣啷咣啷响，然后在黑暗中摸索着对方的身体。我们在冰凉的地板上做爱，但是没有激情。半夜我醒来时阿霞还在熟睡，借着街灯虚弱的光线，我看见阿霞的乳房上排列着三颗黑痣，它们一左一右，分别在两只乳房上，另一颗居中。我说，你是……一阵酒气涌上了我的喉咙，我开始呕吐，我吐出了像海水一样苦的胃酸……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困倦。我终于停止了呕吐，昏睡过去。我最后听见阿霞在梦里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现在，我扶着胖姑娘阿东从医院里走出来的时候，许多病人正在草坪上晒太阳。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身上的器官已经坏了，发出腐烂的气味。

胖姑娘阿东从医院里出来，身体和进去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我也不觉得她的身上少了点儿什么。我甚至觉得她还纯洁得像个处女。世上很多东西的变化都是这样悄无声息的，转眼间，一个人的器官坏了，不久这个人没有了，另一个人则不带哭声降生在这个世上，就像一个什么狗屁的哲学家说过的，生死轮回，生生不息。

从医院的大门出来，我觉得城市的道路空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我知道城市也在疼痛，它的某个部分也许也在溃烂了。

有时候，我一个人在路上走着。路很漫长，像一条线似的在城市里扭曲着，不知要通到哪个幽僻的地方。我与许多人擦肩而过，我们互不相识，并且相安无事。我想，我也许再也不能从她们中间把韦铮认出来。城市有时候就像一把整容刀，它悄悄地修改着许多从农村来的姑娘的容颜。

1997年冬天，我一个人在城市的路上走着，仔细地打量着那些陌生的面孔，我想，谁要是停下来打量着我，谁就可能是韦铮。

春节过后，胖姑娘阿东在医院里生下了一个婴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阿东决定留下那颗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生命的种子，让自己像一片土地一样孕育着它。也许阿东比我们更喜欢那些鲜活的生命。阿东说自己在孕育着生命的时候才是最纯洁的。

我离开胖姑娘阿东后，她学会了孤独。在孤独的时候，她决定选择一个可爱的生命来陪伴自己。孤独使1997年的阿东显得如此美丽。

春节就要来了，桂北山区的一个名叫赐福的村庄里洋溢着过节之前的忙碌和喜悦的气氛。韦老三佝偻着身子走出门外，从墙角抱了几根柴火准备跨进大门的时候，有人从身后叫住了他。韦老三站在门口打量着来人，来人很高大，像一堵墙挡住了光线，韦老三费了很大的劲才看清来人原来是同村的李贵。李贵递给韦老三一张汇款单说，你女儿又给你们寄钱来了，我弟走了这么久，一分钱都没有寄回来。

李贵摇着头住家里走。他看见自己的父亲李恩飞弓着腰在屋后劈柴火。干燥的柴火在父亲的斧头下“迎刃而解”。李贵听见父亲劈柴火的声音在清晨显得很嘹亮。山谷里满是父亲劈柴火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