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不容易　违法难定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联邦才真正对游说制度采取了一次改革行动，但效果不彰，联邦法院虽然禁止立法人员接受现金和礼物而影响立法条款，但举证困难，很难让违法者入罪，更有甚者，美国宪法保障人民的请愿权，任何限制说客的规定都可能在法理上触礁。

1964年，国会通过“联邦游说管制法”，要求任何想影响立法的人都必须在众院和参院完成注册登记。但这项法律形同具文，极少进行执行。1954年，最高法院在一项裁决中缩小了“游说”的法律界定范围，认为只要不与议员有“直接接触”，就不列为游说活动。同时，任何组织或团体只要没有专门为游说而设立专款经费，就可以免于注册登记。

这两项裁决为游说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华府政坛立刻出现猖獗之象，说客通过第三者的辗转经手，把礼物和金钱抛向国会。而且，说客还找到新的对象，向立法人员的幕僚下手。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参院民主党秘书贝克的年薪只有1．96万元，但他在短短期间就积累了200万元的家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