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足中国美术文化的发展逻辑

中国儒家学说从来都是注重对人文精神与道德底蕴的根本诉求。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第6章》）这就是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与道德伦理的基本诉求，也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当代美术文化的重要资源。

中国当代美术在表达意义上，应该有一种深刻的历史反思精神，应该有着人文精神和道德底蕴的诉求。这种人文精神与道德底蕴的文化资源,可寻求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第6章》）“人之四端”就是长期积淀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底蕴。孟子认为，一个人的恻隐之心便是“仁”的萌芽；那么羞恶之心便是“义”的端始；辞让之心就是“礼”的端始；是非之心就是“智”的端始。这四种心理如同人有四肢一样。“仁”、“义”、“礼”、“智”四大心理，既是道德伦理也是对他者的人文关怀，它是儒家伦理道德也是人文关怀的规定性和基本原则。当代社会中人们结成的相互关系，就应该以这四种心理为基础，并保持这种道德和关爱之心。如果缺乏这种道德之心，恐怕连自己的父母也无法赡养了。所以，孟子说：“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第6章》），“仁”、“义”、“礼”、“智” 四大心理，是成为有道德、有品质、有仁义关爱之心的条件和基础。然而，在一定的社会历史中，这四种基本之心往往被遭致破坏或毁灭。“文革”时期，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传统中的美好道德规范就遭到了破坏。人与人的关系是猜防、紧张、对立，相互之间没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文化大革命”成为一种文化的灾难。故此，回应“文革”的社会历史现象，以中国传统中提倡和规范的“仁”、“义”、“礼”、“智”为基础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行为原则，就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家表意的文化资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伦理的内核，是当代美术所指的重要内容。

中国当代美术文化形态必须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与话语模式，立足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根脉之中，异质文化无法取代也不可能取代自己的文化系统。所以，首先是中国的美术家们要落定根脉。中国的社会现状、政治、经济体制等实际上都是国际大舞台的一部分。在现代化历史的进程中，中国当代美术文化在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也具有自己的现代性。因而，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有自己的文化发展逻辑。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是当今世界一个共同课题。在西方，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是现代主义之后重新回到现实的一个思考的问题。现代主义的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在集体之上，特别强调个人。因而个人中心主义膨胀，物质欲望和技术的崇拜使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缺席，这个问题被后现代用解构二元对立的方式，使他者在场，企图努力使个人回到集体中去。但后现代主义立场本身的方式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平面性、碎片性等矛盾，使后现代难以从根本上获得彻底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儒家的“礼”、“仁”等核心理念体现了人道的精神。中国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由于文化自身系统的原因，更多地关注自然和集体。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个人是在集体中才能显现，故此缺少对自我的认同，因而透射出对自然和集体关注的较多而对个体的关怀较少。这正是中国的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特点。所以，我们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与西方经历了现代、后现代的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的人道精神可以借助外来人文的文化元素，内化为中国集体意识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这种人文精神就是一种创新意识的精神，这种人文关怀就是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我们要提出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符合中国文化发展逻辑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文化问题。人文精神是对于某种外在于人的异化力量的否定，强调对人本身的关照和关怀。尤其在当下，中国的人文精神要对应的是全球化现代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物质化的消费观念、重视技术工具等异化的力量而强调人文观念。这种人文精神才具中国文化的特征。从大的方面说包括了主张非西方国家和民族自尊和人格独立、尊重他者的文化立场。从小的方面说，实行人文关怀，就是对现实社会中的他者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他者的人格与尊严的肯定。西方现代社会也强调人文精神，但它在现代主义下显现了强烈的个人中心主义的精神，显现了对他者的忽视，使他者不在场而缺席。后现代主义认识到了他者的缺席是现代主义的结果，解构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就是为了使他者在场。但是对一切二元对立解构的结果，却走进了虚无主义，其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就成为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基于西方价值体系和文化语境，我们提出构建自己的美术文化系统和模式，彰显中国文化发展逻辑下的中国当代美术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西方的结构主义美术、立体主义美术、未来派美术、装置美术、行为美术、大地美术、波普美术、新表现派美术等，是西方美术文化演变和转移的逻辑结果，对中国美术文化演变或转移的逻辑结果来说它们是缺席的。就是说它们不是中国文化发展逻辑的结果。但是，当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在明清时期相遇时，中国美术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西方的这些美术形态和美术现象。问题在于，当下西方这些美术形态和美术现象输入到中国，我们将以什么姿态什么立场对待这些美术形态和美术现象，是必须认真思考的。我们不可能丢弃原有的文化根脉而直接挪用或移植外来文化。我们的文化历史经验证明了自己的文化可以容纳一切外来文化，并加以吸收转为有益于自身文化的要素。因此，当务之急，我们用自己的文化逻辑和方式来审视、梳理西方的现代、后现代美术的形态，适当借用适合于自己的西方美术文化形态，提出我们需要解决的文化问题。唯有如此，关注中国自己的文化、社会等问题的美术文化，才能真正承担起中国美术的当代性的责任，才能够与西方现代、后现代美术平等地交流。^[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