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西美术宗教题材类型

宗教美术在中西美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东汉西域佛教文化传入本土以来，儒、道、释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以佛教文化形成的佛教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的石窟、寺庙等艺术，无一不是宗教美术。如果我们把东汉时期出现的西王母图像，作为中国本土道教的美术看待的话，道教美术与佛教美术在汉代就出现了，以后延续到魏晋南北朝，石窟艺术中佛、道造像并列出现，至隋唐、宋元、明清时期，佛、道造像并列且各自独立发展。这不但显示了中国宗教美术历史演化的过程，也说明了佛、道美术是中国宗教美术的主要形态。

“两希”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神话题材逐渐被宗教题材所代替。可以这样认为，西方美术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宗教的美术史，从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开始，宗教美术几乎没有断层。宗教题材成为西方美术的主要主题，文艺复兴尽管倡导人文精神和人的觉醒，但宗教主题和宗教精神一直是西方美术的支柱。19世纪现实主义、印象主义以及后来的现代、后现代美术，依然能感受到宗教的影响。

尽管中西宗教特征、宗教形态和宗教观念不同，但是中国佛、道教等美术与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等美术都是宗教性质的美术文化形态。故此，中国西方的宗教美术完全可以置于同一类型中作跨视域的比照研究。

东汉白马寺在洛阳的建立，标志中国接受了这个外来的宗教文化。宗教美术也由此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文化盛行宫廷和民间。梁武帝曾三次出家于鸡鸣寺。上行下效，此期间中国大量造建寺庙、石窟。唐代诗人杜牧（803—853）曾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足见南朝寺庙修建的盛况。佛教盛传，这给中国佛教美术的兴盛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一时间中国佛教美术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主要现象。道教造型同样产生于中国的汉代，学者们都把西王母造像作为道教造像，汉画像石、铜镜等都有西王母的形象。^[17]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的同时，道教也积极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灭佛运动——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446)、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4），更促进了道教的发展，道教美术一时兴盛。宋元明清，佛教民间化，道教也更加普及，佛、道教造像、图像并行不悖。《宣和画谱》记载从南北朝开始一直到宋代，有49位道释人物画家，该书对那些著名道释人物画家作了非常高的评价：“晋、宋则顾、陆，梁、隋则张、展辈，盖一时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矣。至于唐，则有吴道元遂称独步，殆将前无古人。”^[18]所谓“道释人物画家”中的“道释”，就是道教与佛教的并称。南朝著名画家顾恺之就是道释人物画家高手，《宣和画谱》记载他“尝于瓦官寺北殿画维摩诘”。^[19]画家高手陆探微也“尝于麻纸《释迦像》，为时所珍”。^[20]除此之外，陆探微还画有“无量寿佛像”、“降灵文殊像”、“净名居士像”和“摩利支天菩萨像”等。张僧繇也是著名的道释人物画家，也画有“无量寿佛像”、“降灵文殊像”、“净名居士像”和“摩利支天菩萨像”等作品。唐代画家吴道子，《宣和画谱》同样把他列入道释人物画家，记载他画的佛教人物有80余幅之多。中国美术史上最有名的两位人物画家顾恺之和吴道子，居然是道释人物画家，足见中国宗教美术的繁荣和历史地位。这些文献中记载的佛教绘画，基本属于寺庙壁画，却因“多少楼台烟雨中”而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中，没有实物相印证。但是，中国石窟壁画和雕塑以及一些画在绢布上的佛教绘画，幸存至今。中国云冈石窟、莫高窟、榆林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响堂寺石窟、克孜尔千佛洞、巩县石窟、柏孜克里千佛洞等十大石窟中的壁画和雕刻自不必说，现流传下来的佛教绘画也非常之多。譬如传为唐代卢楞伽的《六尊者像》（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唐代佚名的《引路菩萨像》（藏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金刚力士像》（藏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观世音像》（藏美国纳尔逊艾京斯艺术博物馆），五代佚名的《菩萨头像》（藏德国柏林印度美术馆），宋代石恪《二祖调心图》（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赵光辅《潘王礼佛图》（藏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武宗元《朝元仙杖图》（美国纽约明德堂王季迁藏），刘松年《罗汉图》（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天女献花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贾师古《大士像》（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梁楷《八高僧图》（藏上海博物馆）、《六祖斫竹图》（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周季常《五百罗汉·布施贫饥》（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五百罗汉·洞中入定》（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佚名《燃灯佛授记释迦》（藏辽宁省博物馆），张思恭《猴侍水星神图》（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赵琼《十六罗汉·第二尊者》（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我们仅列举了极少部分流传在国内外的宗教美术作品。仅此，就足以证明宗教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巨大篇章。

西方宗教美术大约盛行于4世纪左右。313年，君士坦丁颁发了《米兰敕令》，认可了基督教的合法性。380年提奥多西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正统宗教。从此西方文化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学者们认为西方文化有两大源头：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所谓希伯来文化本质上讲，就是基督教的宗教文化。中世纪从无图像的偶像崇拜到有图像的偶像崇拜的过程，构成了一部西方中世纪宗教美术史。围绕着建筑——教堂、壁画、雕塑等展开了一个系统的宗教美术文化形态，并不断地延续。可以这样认为，西方中世纪美术整个就是一部独立的宗教美术史。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依然是宗教题材占主导地位。虽然说文艺复兴使人性占据了应有的地位而取代了中世纪的神性，但并不等于人性摧毁了宗教本身，因此宗教美术依然盛行。15—17世纪中期，宗教美术在人物造型和造型技巧上的进步，使宗教美术走出了僵硬的造型，成为宗教美术最旺盛的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三杰”——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Raphael Sanzio，1536—1541），都是以宗教题材为主要内容。米开朗基罗的《哀悼基督》（1498）、《大卫》（1501—1503）、《创世纪》（1508—1512）、《最后的审判》（156—1541 ）等等，无一不是宗教题材的作品。在为数不多的达·芬奇作品中，宗教题材占绝对优势，《最后的晚餐》（1495—1497）、《拈花圣母》（1478—1479）、《哺乳圣母》（1490—1491）、《柏诺瓦的圣母》（1478—1480）、《岩间圣母》（1508）、《圣母子与圣安娜》（1510）、《受胎告知》（1475-1480）、《博士来拜》（未完成，1481）、《基督受洗》（合作，1472—1475）、《施洗者圣约翰》（1514）等，都是宗教绘画的内容。拉斐尔对圣母题材情有独钟，他的《圣母的婚礼》（1504）、《带金莺的圣母》（1507）、《草地上的圣母》（1507）、《花园中的圣母》（1508）、《福利尼奥的圣母》（1511—1512）、《阿尔巴圣母》（1511）、《西斯廷圣母》（1513—1514）、《椅中圣母》（1514—1515）等一系列作品，无不与圣母有关，其中的《西斯廷圣母》最为杰出。其他国家如尼德兰、德国、佛兰德斯、法国等宗教美术同样获得空前发展。契马布埃（Cimabue，1240—1302）、威尼奇阿诺（Domennico Veneziano，1410—1461）、弗朗西斯科（Pierodela Francesca，1416—1492）、乔托(Giotto di Bondone 1267—1337)、梅姆林（Hans Memling，1430—1495）、波提切利（Alessandro Filipepi，1445—1510）、马莎乔(Masaccio，1401—1428)、曼特尼（Andrea Mantegne，1431—1506）、佩鲁济诺（Prietro Perugino，1469—1500）、吉朗达约（Domenic Ghirlandsjo，1449—1494）、贝尼尼（Giovanni Bellini，1430—1516）、柯列桥（Correggio，1494—1534）、乔尔乔内（Ciorgione De Castelfranco，1478—1510）、提香（Tiziano Vecellio，1477—1576）、丁托列托（Jacopo Tintoretto，1518—1594）、逢托尔摩（Jacopoda Pontormo，1494—1557）、杨·凡·艾克（Jan Van Eyck，1386—1441）、维登（Rogier Vonder Weyden，1399-1464）、杨斯（Geertgen Tot Sint Gans，1460—1495）、丢勒（Albrecht Durer，1471—1528)、荷尔拜因（Hans Holbein，1498—1543）、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1573—1610）、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等等，这些画家的作品多数是以宗教内容为主题的。宗教美术在西方美术史中形成了一个艺术门类。

佛教和基督教的美术文化形态和地位，在中西美术中非常突出。尽管佛教与基督教的主题和内容完全不同，但作为宗教文化特性来说，都属于有宗教信仰、教规、场所、仪式等宗教活动，而中西美术作品中那些表现和反映宗教的作品，在性质上有所相似。故此，我们将中西宗教美术作品置于同一类型关系中，在分类的比照中进行跨视域的研究。同时，研究者还必须具有相关的宗教文化知识背景和知识结构，对宗教学、哲学、人类学等知识的掌握是必不可少的。缺少了这些基本知识，尤其是缺少了宗教学（这里包括佛教、道教与基督教）的知识，很多问题是无法研究的。仅就图像本身的艺术本体比较研究，不深入到图像后面宗教文化支撑的知识背景中去，比较研究的工作是无法做得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