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西美术风俗题材类型

风俗题材是从主题的角度考虑。风俗题材表面上看是与人物题材等方面有重叠的。重叠是必然的，通常情况下风俗题材类型有人物形象，人物画也可能有风俗的内容。关键是在重叠的系统中，需要置于一个什么类型的问题。即在比较研究这些重叠的作品时，研究者必须清楚，在分类层面中进行比较。要么以人物题材类型，要么按风俗题材类型，使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类型系统中，最后再综合其各自的特征。简言之，始终把中西美术作品置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层面中思考和研究。

风俗题材的中西美术是比较突出的。因此，这里我们拿出来重点探讨。风俗题材的作品选择表达的主题或对象，是民间民俗性的事项活动。风俗活动离不开人的活动。故此，人物是风俗题材中的主要元素。离开人物的活动，也就不可能有风俗事项或风俗活动。风俗，一般而言来自于民间，所谓民风民俗。然后影响到上层社会甚至宫廷（或官方）的活动。这种表现风俗活动的美术作品，就是我们分类的基础。也因此，可以把表现风俗主题的中西美术作品置于一个类型视域中去研究。

中国民间遇到民俗节日，不但有活动，还有配合各种民俗活动的绘画、雕塑等。事实上中国传统美术中，很多都与风俗有关。譬如汉画像石中的一些描绘民间风俗题材的作品，如“对博比武”、“百戏杂技”、“迎宾待客”、“庖厨宴饮”、“男耕女织”、“狩猎捕鱼”等图像。汉画像石本身就是民间工匠所为，故此民间风俗活动自然也就成了表现的重要主题。传为唐代的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等，同样表现了风俗的性质。前者表现了上层贵族妇女春天踏青的活动，后者表现了民间女子纺织活动事项。五代赵嵓的《八达春游图》也是表现人们春日的踏青风俗作品。中国风俗画的兴起在宋代。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市民阶层的扩大，北宋（960—1127）都城汴梁（今日开封）和南宋（1127—1279）都城临安（今日杭州）的城市生活非常繁荣。《东京梦华录》记载：“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16]市民对各种娱乐文化需求增加，反映民风民俗的文化艺术也就有了更大的市场需求。仅宋代有关民风民俗的著述就不少，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1147）、灌圃耐得翁《都城记胜》（1235）、吴自牧《梦梁录》（约1275）、周密《武林旧事》（1280）等等。这些著述中的风俗事项也同时被画家用图像的方式记录下来了，如宋代佚名作品《蕉阴击球图》、《蚕织图》、《浴婴图》、《夜宴图》、《大傩图》、《春游晚归途》、《百子嬉春图》，以及王正居《纺车图》，王诜《绣栊晓镜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李唐《村医图》，苏汉臣《秋庭戏婴图》、《杂技戏孩图》，刘松年《补衲图》、《博古图》、《斗茶图》，李嵩《货郎图》、《骷髅幻戏图》，马远《踏歌图》，陈宗训《秋庭戏婴图》、《小庭婴戏图》，龚开《中山出游图》等宋代绘画作品。明清的风俗画也很丰富，如吕文英《货郎图·秋景》、《货郎图·冬景》，文徵明《惠山茶会图》，金廷标《瞎子说唱图》，冷枚《连生贵子图》，闵贞《戏婴图》、《采桑图》、《八子观灯图》、《蛤蟆仙人图》，黄慎《八仙图》、《春夜宴桃李园图》、《果老仙姑图》等等。这些图像都是中国风俗题材的反映和表达。

与之相对应的西方风俗画大量存在。西方民间习俗在内容方面与中国民间习俗不同，但作为社会流行的某种生活习俗或方式，依然是人类风俗文化形态的内容，同样反映了民间的事项活动和民俗生活。

西方风俗画大约兴起于17世纪，主要在荷兰、尼德兰等国家。这些国家比较注重现实，故此成了西方风俗画的主要发源地。画家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风俗习惯十分感兴趣，甚至有的画家本身就是身处民间，故此风俗画非常繁荣。阿德里安·布鲁尔、勃鲁盖尔、维米尔等是风俗画主要代表人物。勃鲁盖尔(Bruegel Pieter，约1525—1569)一生创作农民生活题材的风俗画，被称为“农民画家”，他的作品有《农民之舞》（1568）、《五月斋与谢肉节》（1559）、《盲人》（1568）、《户外的农民舞会》（1560）、《农民的舞蹈》（1568）等。凡·德·尼尔（Van der Neer，1603—1677）有作品《冬日的河景》（1667）等。布鲁尔（Adriaen Brower，1606—1638）生命虽然短暂，但一生致力于风俗画和风景画的创作，尤其以风俗画最为著名。他的《玩牌时打架的农民》（1630）、《背上的手术》（1631）、《小酒店玩牌斗殴》（1631）、《小酒店玩牌者》（1632）、《乡村医生》（1632）、《抽烟的人们》（1631）、《农民四重唱》（1632）、《小酒店》（1633）等，是典型的风俗题材作品。其他风俗题材的画家和作品还有凡·奥斯塔德（Van Ostade，1610—1685）的《鱼贩》（1672）、《农家的室内》（1650），德·维特（De Witte，1617—1692）的《鱼市场》（1672），斯维尔茨（Sweerts）的《西洋棋游戏》（1652），杨·斯泰恩（Jan·Steen，1626—1679）的《圣尼古拉节的前夕》（1667）、《浪荡子》（1668）、《牧羊者的膜拜》（约1670）、《快乐的家族》（1670），霍赫（De Hooch，1629—1684）的《亚麻布的衣橱》（1680）、《乡间别墅》（1681），维米尔（Vermeer，1632—1675）的《倒牛奶的女仆》（1658）、《拿水罐的女孩》（1664—1665）、《做花边的女孩》（1670—1671），马修·勒南（Mathieu Le Nain，1607—1677）的《赌徒》（约1662）等。这些风俗画反映了当时荷兰、尼德兰等国家民间的普通现实生活状况。18—19世纪风俗画依然盛行，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曾画有许多风俗画，如《奥尔南的葬礼》（1849—1850）、《乡村姑娘》（1851）、《筛麦的女人》（1854）等。

西方风俗画往往与它们的宗教联系在一起。许多宗教绘画往往有很多风俗内容在里面。西方宗教世俗化以后，很多宗教活动与民间活动结合在一起，掺杂在普通人群的生活中，宗教活动便染上了风俗活动的味道。譬如现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美术馆的《七种布施》木版画，据说可能是柯尼利斯·拜斯所绘。七幅作品的内容分别是：“给饥者以实物”、“给渴者以水喝”、“给裸者以衣服”、“给死者以安葬”、“给旅人以住宿”、“给病人以探望”、“给囚犯以安慰”。虽然说是在布施行善，但风俗的意味确实是很浓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文化习惯，在这个风俗习惯中人们进行着各种生活、从事着各种活动。

研究者可以通过中西美术中的风俗画作品进行比照，把这些表现民间普通人群生活的场景和民间风俗习惯等活动的作品，归类为一个类型，置于同一类型中比较研究，体现中西比较美术与类型学的基本功能。不可否认的是，对风俗画的比较研究，研究者需要具备相当的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民间学等相关的知识，对中西方有关的风俗文化作深入的了解。唯有如此，才能对中西美术中风俗画背后的文化以及形成的原因，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做好风俗画的比较研究工作。对风俗画的比较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作品的表层或美术的本体研究，需要深入到作品中隐藏的文化习俗中去，否则不了解中西风俗习惯，就不可能作好中西美术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