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西美术花卉、动物画题材类型

花鸟画是中国传统题材，静物画（Still Life）是西方传统题材，是中西方按照描绘对象各自所进行的分类。两种传统既有的分类题材延续至今。中国传统花鸟画比较宽泛，并不局限在花与鸟两种素材方面。花卉、翎毛、蔬果、草虫、鳞介、飞禽、走兽等等都是中国花鸟画的素材。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功用或目的，在《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有明确阐释：“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本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12]从古籍文献中，我们可知中国为何发展了传统花鸟画，也可知中国花鸟画的飞禽走兽，都是活生生的形态。中国唐代以后，花鸟画家辈出，并各有所长。譬如唐代薛稷的“鹤”、边鸾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至五代郭乾晖的“鹰”、黄筌与徐熙的“花鸟竹”，到北宋赵昌的“花”、崔白的“雀”、吴元瑜的“花”与“鸟”，再到南宋吴炳的“折枝花果”、李迪的“禽”，演变到元代李衎的“竹”、张守中的“鸳鸯”、王冕的“梅”，最后发展至明清林良的“禽”、陈淳与徐渭的“墨花”、朱耷的“鱼鸟”、恽寿平的“荷”、华喦的“鸟”，近现代便有吴昌硕的“竹菊”、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等等。就是说，除了人物和自然山水树木，都被“花鸟画”囊括了。与之类似的是西方的静物画。

古希腊时期的庞贝遗址就发现绘有食物等静物的湿壁画，譬如《蛋和猎物》（约1世纪，现藏国立那不勒斯博物馆），但并不意味着那就是静物画。西方静物画真正大量出现是在17世纪。据英国美术史家诺曼·布列逊研究认为，17世纪的法国画家夏尔丹（Jean Baptiste Chardin，1699—1779）是让静物画成为自觉的第一人。^[13]18世纪晚期的雷诺兹在《艺术史上的七次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静物画、风景画与人物历史题材画的分类。^[14]西方静物画以蔬菜、刀叉、果盘、酒杯、花草、鸟兽为题材的描绘对象，但与中国花鸟画的功能和目的不同。西方静物画被称为是“餐桌文化”的表现。^[15]夏尔丹的静物画几乎都是与餐桌有关的物品，譬如《鳐鱼》（1726—1727）、《餐桌的静物》（1727）、《银质盖碗》（1728）、《铜水箱》（1733）、《死兔和猎手工具》（1734）等。西班牙画家朱安·桑歇·科坦（Juan Sánchez Cotan，1561—1627）的静物画全部是厨房的物品，如《有水果、蔬菜的静物》（1602）、《静物》（1602）、《榲桲、卷心菜、甜瓜和黄瓜》（1603）与《有蔬菜的静物》（1604）还有法国画家吕班·博盖（Lubin Baugin，约1611—1660）的《甜食蛋卷》（1650），荷兰画家威廉·克拉斯·黑达（Willen Claesz Heda，1594—1680）的《早餐静物》（1623）、《有馅饼的早餐》（1631）、《蟹肉早餐》（1648）、《有银器的静物》（1633）、《餐具静物》（1634）、《带火腿的静物》（1649），荷兰画家亚伯拉罕·凡·贝耶尔（Abraham van Beyeren，生卒年不详）的《有虾的宴会桌》（1667）、《虾与水果》（1650—1655）等等，这些静物画被称为“厨房画”（bodegónes）。17世纪的荷兰、尼德兰以及西班牙等是静物画十分发达的国家，如同它们的风景画一样，都用于室内布置，作为装饰普通人群房间之用。因而选材上，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厨房用品自然成为首选。其次花卉素材多为装饰房间，是非常理想的题材，故此花卉也是静物画的重要表现对象。如尼德兰画家扬·勃鲁盖尔（Jan Bruege，1568—1625）《鲜花》（1594）、《花》（1620）、《蓝色花瓶的花束》（1621），佛兰德斯画家乔·达维德·赫尔（Jan Davidsz de Heem，生卒年不详）的《水果与花》，尼德兰画家凡·埃尔斯特（Willem van Aelst，生卒年不详）《水果与银器》（1699），尼德兰画家雷切尔·如伊斯（Rachel Ruysch，生卒年不祥）《水果与昆虫》（1711）、《水果、花与昆虫》（1715），扬·凡·海瑟斯（Jan van Huysum，生卒年不详）《花》（1772）、《花瓶中的蜀葵》（1773）、《赤陶花瓶的花朵》（1773）等等，西班牙画家苏尔瓦兰（Francisco de Zurbarán，1598—1664）除了水果外还有器皿等物品，如《金属器皿和陶器》（1658）等。有意思的是，海瑟斯的花卉静物作品还画有鸟窝与鸟蛋，有的还有蜗牛等。

西方静物画发展到19世纪以后，在传统的静物画系统中变化与发展，描绘的对象依然是花卉、水果、动物以及其他日常用品等，并与人物画、风景画并驾齐驱，无高低之分。现实主义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以及巴比松画派的一些画家，印象派、后印象绘画画家文森特·凡·高、塞尚、高更等都从事过静物画的创作，尤其是塞尚的静物画，改变了西方绘画对描绘对象的认识与观念。如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 Francoia Millet，1814—1875）的《雏菊花》（1871—1874），菲利普·卢梭（philippe Rousseau，1816—1887）的《静物》（1850—1860），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的《花棚》（1862）、《鳟鱼》（1872）、《盘中水果》（1872），马奈(Manet Edouard ,1832—1883)的《牡蛎和鱼的静物》（1864）、《桌上的静物》（1864）、《花》（1864）、《垫坐上花瓶里的芍药花》（1864）、《水晶瓶里的麝香石竹花》（1882），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 1841—1919）的《春之花束》（1866）、《水果》（1906—1912）、《菊花》（1890—1900）、《花》（1901），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的《向日葵》（1881）、《有水果的静物》（1880），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的《花束》（1873）、《餐桌点心》（1875）、《陶器、杯子和水果》（1877）、《高脚杯、玻璃瓶和苹果》（1880）、《樱桃和桃子》（1883）、《一篮苹果》（1890）、《有丘比特石膏像的静物》（1895），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的《花与小塑像》（1889）、《花瓶与柠檬》（1890），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的《向日葵》（1888）、《椅子和烟斗》（1889）、《白色的花》（1890）、《玫瑰》（1890）等。西方静物画一直到现代派依然是绘画的主题之一。勃拉克、毕加索、马蒂斯等都画有大量的静物画。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

我们还可以将中国花鸟画中的“花卉”与西方静物画中的“花卉”，进行分类比较；还可以将中西双方描绘的“动物”进行分类比较，等等。就是说，置于一个更细的类型中去比较研究。在无法往下分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母题的比较与研究。关于母题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再作讨论。

通过我们简略地将中国花鸟画与西方静物画的比照可知，中国花鸟画与西方静物画描绘的范围，同多异少，但在观念上却差异很大。中国花鸟画把所描绘的对象，作为一个自然中活生生的对象看待。画中的飞禽走兽都是有生命的，花卉草虫都是自然中生长的状态，一切皆在活动中，唯有在活动中才能传神。中国花鸟画依然在“神”方面作思考。这与中国讲究人与自然为一体的观念有关，认识对象是整体的。因而，所有的描绘对象存在大自然中，不会移植地方，就在自然里。西方静物画则相反，画中的对象都是被移植到一个狭小空间中，花卉都是被折枝插在容器中，飞禽走兽都是死物。西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人是中心，认识事物采取解剖似的分析方法，一点一点地进行逻辑分析，很自然也就把花卉草丛、飞禽走兽分解了，把花卉放进容器中，动物摆放在桌子上，一切都是人为的布置。静物画中的客体完全是静止的，所以是“静物”的画。作为艺术技法的观念，中国花鸟画与西方静物画，与中西人物画的表现方式基本相同。

但是工笔中的中国花鸟画那些堪称非常精致的“黄筌富贵”技法，包括恽南田的没骨法花卉技法，与西方十分写实的静物画技法接近。我们只要把黄筌(约903—965)的《写生珍禽图》、《溪芦野鸭图》、《雪竹文禽图》，恽南田（1633—1690）的《花鸟图》、《落花游鱼图》、《花卉册》等，与西方静物画中那些花卉图像，如扬·勃鲁盖尔的《鲜花》、《花》、《蓝色花瓶的花束》，赫尔的《水果与花》，如伊斯的《水果、花与昆虫》（1715），海瑟斯的《花》、《赤陶花瓶的花朵》等，放在一起，作个比照，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花鸟画与西方静物画，在技法的精致、细腻以及写实的层面上有许多相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