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可比性与系统性原则

可比性是衡量中西比较美术学这门学科的学理规范、尺度和基本原则。在前面我们讨论比较视域的内在本质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研究主体决定了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对象，一旦研究对象被确定就成为研究的客体。从本质上讲，研究主体决定了比较研究的一切关系。但是，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又决定了研究者的研究范围是否符合中西比较美术学所要求的研究对象应该具备可比性的性质。中西比较美术学并不是说任何东西都是可以比较的，它是有一定的基本原则的。既然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对象是由研究主体决定的，那么在实际操作中是否遵循可比性的原则，这就要看研究主体的主观意识了。

首先，研究者的主体知识结构是否具备贯通中西的知识与主动寻求跨文化的视野，是形成中西比较美术学可比性原则的根本。比如宗白华的《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时空意识》等，显现了研究者具有打通中西学理的内在知识结构与跨文化视野的主动性。钱钟书同样因为具有学贯中西文化知识结构与学理上汇通的能力和视野，才会有经典的《谈艺录》；其次，研究者必须把比较视域的相关问题带入研究过程之中，并贯穿始终。就是说，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研究者运用的知识背景、研究成果都要体现中西比较美术学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否则就没有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可比性基础；第三，以类型学的结构寻求可比较性的研究范围，即所比较的客体是否具有相似的性质、特征与结构是否可控制在同一类型的关系中寻求相同的问题。总之，中西美术共同关注的问题，是可比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我们找不到中西方共同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就不能牵强附会地进行乱比附，这不但没有比较的基础与价值，也失去了比较的意义。可比性原则是中西比较美术学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中西比较美术学的本体原则。

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方法，是在跨中西国别或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跨视域中进行的。这就要求比较视域不是零散化的，而是有意识的、有系统的跨视域。因此，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方法，我们要强调其系统性原则。所谓系统性原则，就是要按照美术的分类学进行类型划分，在同类中西美术形态中进行比较，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尽可能地按照可比性原则进行研究。譬如，绘画与雕刻是美术中最常见的类型。中西方绘画与雕刻，有其共同的因素，更有不同的性质特征。但无论是中西方的绘画还是雕刻，在美术分类学中，都属于两个门类。故此，中国的绘画与西方的绘画比较，中国的雕塑与西方的雕塑比较，是在同一门类或形态的系统中进行的，其可比性较强。同时，绘画与雕刻这两种门类，由于它们内在的对“形”的把握方面等的造型原则有相同或相似的因素，从造型层面上讲，绘画与雕刻具有可比性。也就是说，我们把绘画与雕刻置放在一个造型原则的系统中进行比较研究。当然，绘画与雕刻还属于同一学科的系统。美术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同样需要系统性原则。譬如文学与美术，是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常常用来比较的例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米开朗基罗将绘画与诗歌比较，18世纪法国莱辛将诗与画比较，得出了诗与雕刻属于“时间”与“空间”不同性质的形态，以及绘画更适合于体现美的结论。中国晋代的陆机说：“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中国宋代的苏轼将绘画与诗歌比较，认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钱钟书将诗与画比较，得出了“在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里，相当于南宗画风的诗不是中高品或正宗，而相当于神韵派诗风中的画却是画中高品或正宗”^[32]的结论。这些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是把美术与诗歌放在一个系统中研究，或绘画与诗歌，或雕塑与诗歌，就是说，并没有把文学中所有的类型都同时与美术一起并置研究。

置于相同系统中，就会寻求到共同关注的问题。莱辛的雕刻与诗歌关注的是造型表现的共同问题，苏轼的诗与绘画关注的是诗画一律的问题。这就是跨学科的系统原则的好处。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上面关于诗与画的跨学科比较，是没有跨中西的视域的比较。因此，我们应该将中西各自的诗与画的研究，置于跨中西视域的关系中研究，才是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工作。这个范例是钱钟书的《读<拉奥孔>》。钱钟书将中国古代诗画关系与莱辛的诗画关系进行了比照研究，这就是中西视域中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工作。

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系统性还在于，研究者本身是否一贯地坚持系统性地从事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工作，而不是偶尔为之。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者，必须明确自己的研究目标，系统性地、长期地做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工作，并把一个问题研究透彻、研究清楚，而不是偶尔凭借一时兴趣，临时把中西美术作一番零散的比较研究。因此，我们强调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者的系统性，就是为了防止研究中出现“乱比附”、“拉郎配”的简单做法。如果研究者在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中，坚持系统性的基本原则，就会避免比较中出现的简单比附等问题。总之，系统性地把握中西比较美术学中诸多研究方法，是中西比较美术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坚持这个原则，研究者在进行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时，就会有条不紊地、有规律性地展开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