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待影响研究应有的态度

影响研究如果缺乏应有的证据，而姑妄下结论，其主要后果就是中心主义。当前我们需要防止中心主义对中西比较美术学的正常学术研究的危害性。中心主义往往会使中西比较美术学的正常学术研究带向一种意识形态方向里，损害其学术性。学术研究的公正性、科学性、求真性、求实性和客观性，是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学术态度和学理立场。

我们为什么提出中心主义的问题，是因为影响论中有很重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就是以西方为中心，非西方国家的一切文化现象都曾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认为西方国家文化是世界文化之源。西方中心主义来源于依托经济的强势向全世界推销其文化。致使在研究中，即使没有联系的文化事实，西方学者也要牵强附会地带上影响论，而完全忽视事实依据。西方中心主义的这种文化立场和态度，是值得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者应该警觉的。西方中心主义不是应有的学术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立场，严重者不但结论无效，而且也与学术无关。

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往往遮蔽了正常的学术研究。美国美术史论家高居翰的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中就明显地带有中心主义的思想，他常常把中国古代绘画的某些元素认定为是西方美术中的某些元素影响的结果。上面我们说的在对待明末清初画家张宏，就是依据本身就值得怀疑的图像为依据，缺乏相关的文字文献相印证的牵强之说。

再譬如关于绘画家吴彬的研究，高居翰认为：“直到1620年去世为止，吴彬主要往来于南京、北京两地，故时有机缘造访该地的耶稣会，并极可能会观利玛窦于1601年献呈万历皇帝的油画与图画书。万历皇帝曾命宫中画师将利玛窦进献的一幅描绘炼狱众魂的铜板画作，加以复制放大并填彩，吴彬或有可能参与其实。”^[7]又认为：“无论吴彬是否曾参与上述制作，我们仍可从他的作品看出他与西洋绘画接触的痕迹。”^[8]吴彬的这一特点到底是否是受西方影响，从高居翰提供的《全球城色图》等铜版画中，似乎可以看到一些相似的因素，但难以断定吴彬的绘画受到西方铜版画绘画的影响。因为高居翰又提供不出肯定的证据来证明吴彬是否见过这些铜板画，只是推测吴彬可能见过铜版画和参与万历皇帝明令放大铜版画一事。即或是吴彬看到过这些铜板画，吴彬能否接受其影响还是另一回事。“仅凭主观臆断，或许会将画家们一种自身寻找突破的内在契机都归于外来的刺激。”^[9]这是否又可说这种“内在契机”是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具有某些同构的因素，但是这种“内在契机”又是如此难以确定和考证，况且吴彬晚年又放弃了这种新的突破而回归于北宋的传统中去了。是吴彬中年的偶然为之还是的确受到西方铜版画因素的刺激，这些都是需要更多的事实依据来印证的。因此，运用影响研究的研究者，必须用有力的事实材料来证实中西图像与图像之间的某种“亲缘”关系。稍有不慎，就会使研究的方向走向危险的境地。英国美术史学家苏利文说：“据我所知，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说明吴彬曾经遇到过一名传教士，或看到过一幅西方绘画，尽管在16世纪最后的年代，他和利玛窦都在南京。”^[10]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某一事件是否是受到影响而发生的，就不能妄下结论。这是研究者应有的一种谨慎的学术态度。

影响研究应有的学术态度，应该消除与任何与学术没有关系的意识形态。中心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只认可对“他者”的影响，极力否认被“他者”影响，总是以一种霸权的文化态度实施文化殖民，这不是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应有的态度。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当代美术和美术思潮，受到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影响较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许正是这个事实，助长了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日益加深，成为新的文化霸权意识。事实上，只要有美术的交流，就会有相互的影响，只是双方受其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在有关中国与西方的美术比较研究中，新的文化霸权阻碍了比较中西美术的研究工作，更阻碍了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建构，也阻碍了中西美术的正常交流。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影响研究，要排除中心主义的思想，尤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以保证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工作正常而有效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