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西比较美术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

1581年利玛窦来到中国，将西方美术传入中国以来，中西美术的交流、碰撞就没有停止过，且愈来愈频繁。与此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的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发轫时期。中国明代顾起元（1565—1628）《客座赘语》对西方美术这样评论：“脸上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清代画论家姜绍书的《无声诗史》评论了当时利玛窦带到中国的绘画作品：“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这是中国较早的中西比较美术的观念意识。中国明清时期的这种美术评论，基本上看到了西方异质文化背景下美术层面的技法和逼真的视觉效果。当然也有站在中国自己的文化立场上作出的某种判断和比较。如清代的邹一桂、松年等人尽管在某些方面延续了前面画论家的文化立场，但他们的中国文人画家立场更鲜明一些，因而作出了像西方美术史论家初始进行的美术比较的态度，作了中西美术形态价值高低、优劣的判断，提出了西方绘画“虽工亦匠，不入画品”的比较美术观点。松年的观点大致相同，认为“板板无奇”、“无馀蕴矣”，这都是对西方美术作了价值判断层面的比较。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美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向达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艺术学者开启了中西比较美术的自觉研究工作。向达的《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今天依然是研究成果的范本之一，是中国的中西比较美术学影响研究的经典范例之一。后来的宗白华的形态研究成果非常突出，他的《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时空意识》最为经典，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比较美术学形态研究的最高成就，时至今日宗白华的观念仍然不断地被人们引证。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白水、伍蠡甫、刘汝醴、杜学知、邓福星、范景中、王宏建、陈履生、潘耀昌、陈池喻、袁宝林等等，都做过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工作。袁宝林撰写了《比较美术教程》，立志于比较美术学的学科建立。邓福星主编了“中西美术比较十书”的案例实践研究系列丛书。这些研究成果都为“中西比较美术学”作为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