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历史与发展

向达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论点：“1581年，利玛窦（罗明坚）来中国，而后天主教始植其基，西洋学术因之传入；西洋美术传入中土，盖亦自利玛窦是也。”^[1]此后，清朝统治者还“要找懂得科学和绘画的人才”。^[2]这说明了清政府有意识地要接纳西方的美术，即接受者，主动地接受异质文化的美术形态。外籍传教士马国贤（Matthieu Ripa，1682—1745），出于爱好，曾经临摹过绘画，因而被作为画家派往中国。1711年经考察合格的马国贤以画家的身份入宫廷，尽宫廷画家之职责，先以油画进行创作，后又遵旨“致力于版画”了。^[3]18世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对中国绘画影响最大的是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o,1688—1766）。郎世宁是1715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而非一个专业画家，但他曾在米兰的卡洛·科纳拉（Carlo Cornara）画坊学习过绘画，有较好的绘画功底，并且由于直接参与了中国与欧洲的绘画交流，其影响很大，使他成为一个当今世界艺术史上令人瞩目的重要人物。《牛津艺术词典》对他评价颇高：“他根据皇帝的命令学习中国绘画，在山水画、动物画与世俗风情画中，首次将中国的笔法与西方的写实画风结合起来，在宫廷里赢得极好的赞誉。他是第一位被中国人了解的西方画家。”^[4]中国宫廷高官对绘画极为爱好，跟随郎世宁学习西方绘画知识与透视。例如年希尧于雍正七年（1729）编写并刊出了《视学精蕴》一书，从而使透视原理在宫廷画家中得到普及。另外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1916— ）在《东西方美术的交流》中说，根据康熙皇帝的要求，传教士团选派了意大利画家乔万尼·盖拉尔迪尼（Giovanni Gherardini，生卒年不详）、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神父等与其他7位传教士于1700年2月来到中国，即有名的“安菲特里特”（L‘Amphitirte）号之航行。乔万尼·盖拉尔迪尼为北京新建的耶稣会教堂制作了天顶壁画，并“还给宫廷内的工艺学徒教授透视法和油画画法。11年后，马国贤神父曾经看见七八个乔万尼·盖拉尔迪尼的中国学生，正在粗糙的高丽纸上画出中国山水画作风的油画”。^[5]

这些传教士们对欧洲绘画知识的传播以及带来的欧洲绘画作品，加上他们本身基本上服务于宫廷，听命于或直接为皇帝绘画，影响到他们周围一批如邹一桂（1688—1772）、蒋廷锡（1669—1732）、唐岱（1675—1752）、丁关鹏（？—1770）、沈源（约1677—？）、张彦邦（生卒年不详）等这些有学问的中国画论家和画家。其中唐岱是山水画家，还与郎世宁合作过绘画，如《羊城夜市图》、《春郊阅马图》等，并还著有画论《绘事发微》。而这些中国画家，反过来对郎世宁学习中国山水画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欧洲传教士的入华对中国绘画尤其是透视法运用方面产生了影响，^[6]这些影响成为中西比较美术学萌生的基础。

虽然中西美术频繁的交流在清代已经很有气候了，但是如果把中西比较美术学作为一个学科，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似乎都没有形成。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没有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学科建立，并不能说明就没有有关中西美术比较的研究、讨论或比较的意识。清代画家兼画论家邹一桂在他的《小山画谱》有这样一段话语：“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阴阳远近不差镏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用一二，亦其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不入画品。”^[7]这种对西洋绘画的评论和批评，尽管包含了个人的喜好和中国文人画立场的偏见，但也萌发了对中西美术比较的意识。

20世纪初期，伴随西方美术大量输入中国，有关比较的话语自然就会在中西方学者和艺术家之间展开。中西美术比较话语由不自觉到自觉，逐步形成了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状态。20世纪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1933年向达的《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向达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比较研究重点，在于用考证的研究方法，研究不同美术的影响关系。而艺术家的比较研究重点，则在美术形态方面，如刘海粟写于1923年的《石涛与后期印象派》，王亚尘的《论国画与洋画》。美学家的重点放在形而上方面的比较研究，如宗白华1934年撰写的《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和1935年撰写的《中西画法所表现的时空意识》。跨学科的诗画比较研究，首推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西方学者的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始于利玛窦（Matteo Riccio，1552—1610）来华时对中国美术的评论，其观点颇像邹一桂批评西方绘画一样，偏颇较大。20世纪是西方学界研究中西美术关系的兴盛时期，如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1909—2001）、利奇温（Adolf Reichwein）、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苏利文（MichaelSullivan，1916— ）、埃尔金斯（James Elkins）等。尤其是高居翰的《气势撼人》、《山外山》，苏利文的《东西方美术的交流》，利奇温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以及埃尔金斯的《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青铜器研究评述》等，影响较大。西方跨学科的诗画比较研究，首推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的《拉奥孔》，虽然不是跨中西视域的研究，但毕竟是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具有其代表性。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学术基础。此后，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实践研究不断推出新的成果。但中西比较美术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提出和建构，尚显不足，需要我们努力建构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