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里的圣火

——山村教师桂电垂素描

那地方叫牛头岭。

是修水县古市镇最偏远的一个山村。几十户村民散落在方圆40多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间。山是黛青色的，林子是墨绿色的，只有牛头岭上那所乡村小学房顶上的红旗是那样的耀眼。它给了群山一抹暖色，也给了山民几许希望。村民们说：“那是山坳里的圣火！”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全县海拔最高的学校，但我明白，这是全县最小的学校，因它只有一位老师，23个学生。

一

老师叫桂电垂，今年56岁了。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磨砺使他比实际年龄要显得苍老。粗看一眼，他和当地的普通农民没什么区别，皮肤黝黑，手上骨节粗大，只有那双眼睛，才透出文化人特有的智慧。

是的，在村里的同龄人中，他是学历最高、喝的墨水最多的。这地方穷，加之交通不便，村里断文识字的不多。1970年，村里人咬紧牙关，集资送了桂电垂等8个青年到山外读高中。毕业后，回来留下至今的只有他一个。本来，村支书想安排他到村里当会计，可桂电垂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坚持要到村小当老师。当记者问起他当年的动机时，桂老师笑笑说：“谈不上什么动机，我们这里太偏僻，外乡人不愿来这里教书，当时教育部门先后分派了3位老师来这里任教，可最长的只呆了一个月就走了。我是乡亲们送去读了高中的，不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吧，总不能看着山里的孩子没书读啊！”就这样，桂电垂当上了山里的“孩子王”，没想到，一当就是36年，而且干得无怨无悔。

一人一校的生活是寂寞的，但桂老师的内心世界是那样的丰富，他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孩子们。他既是校长，也是老师，还兼任着生活管理员和炊事员。因学校的条件太简陋，除了家在10多公里外的学生可住校外，其他的孩子每天都得往返在山路间。桂老师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每天都是天蒙蒙亮就起床，为住校的孩子蒸好饭，然后沿着山路去接学生。下午放了学，他都是先把走读的孩子送到家，才回校当炊事员。有人给他算了这样一笔账，以平均每天10公里，一年除了节假日以260天在校时间计算，36年来，桂老师在山道上接送孩子的路程达到43200公里，也就是说，他绕着地球走了整整一圈。

200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百年不遇的冰灾将牛头岭装扮成一个晶莹的世界。此时学校放寒假了，寄读的孩子都被家长接走，只有家离学校8公里远的王小荣、王燕伟同学因父母在外打工，无人来接。望着漫天风雪、冰封路滑的山道，两人眼里聚满了愁容。桂老师一声不响地用稻草绳绑着鞋子，将铲雪的小锹挂在腰间。“来，老师送你们回家！”说着，他将年幼的小荣背在身上，一手牵着燕伟踏上了山道。由于路太滑，好几次桂老师都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额头被冰碴划出道道血口子，但他忍着疼痛，脸上仍挂着微笑，从雪地里爬起来又继续走。他花了近3个小时才将孩子们送回家，感动得孩子的爷爷紧攥着桂老师的手说：“你真是天上的活菩萨，是个好人啊！”

回到学校，已是深夜了，望着他伤痕累累的模样，妻子心疼得直掉泪。“你这么把年纪，还这样拼命，图的是什么啊？”

桂老师脸上强挤出几丝笑容，指指心窝口：“图的是这里能平静！”

二

对桂老师的采访是在镇中心小学的会议室里进行的。

我理解县教育局同志的好意。因牛头岭山高路远，他们担心我的身体和安全，特地将桂老师请下山。采访完后，我执意要到桂老师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去看看。他们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去不得。那里不通车，爬山路要两个小时，再说天气这么炎热，会中暑的。”

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只得同意了。变通的办法是找来几位摩托车高手，载着我上去。

这或许是我几十年新闻采访生涯里最艰险的一次，山高是有心理准备，路险真出乎我的意料。全是六十度以上的陡坡不说，路的一侧是悬崖，一侧是深渊，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我只得闭着眼睛，双手紧抱着车手的身体，听天由命吧！

终于上山了。

山真高啊，白云在身边飘浮。

学校是由一所老关帝庙改建的。庙的后半截还遗留在学校后面，那就是老校址。

村长陈兴林得知我们的到来，早已在此等候。这是位话语不多的憨实汉子，他说：“36年来，桂老师在这里真不容易啊！”

说着，他从门后取出一根磨得溜光的扁担颇动感情地告诉我，原先学校几十号人的吃水都靠后面的那条山溪，可一到秋冬季节就枯竭了，要到3里路远的井里去挑，一天4担水，就这样挑了几十年。直到前年，桂老师自己掏腰包买来水管，到海拔更高的杨梅尖去探水源，然后自己动手将水接到了学校，真不容易啊！

是啊，桂老师在平常的岗位上，做的是平凡的事，虽谈不上惊天动地，却令人肃然起敬。

学校虽小而简陋，但整洁干净。在桂老师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奖状，有学生参加全国小学生作文竞赛获奖的，有参加文体活动获得优胜的。陪同采访的镇中心小学傅校长介绍说，别看这是一人一校，桂老师同时教几个年级，但教学质量却不一般，每次全镇统考，成绩都在前三名呢！

我们看到的只是桂老师所取得的成绩，可成绩的背后又有多少的艰辛啊！

有一年，桂老师的儿子患肺结核住进了条件相对较好的渣津医院，距学校有30多公里路。为了既照顾到儿子，又不使学校停课，桂老师借了辆自行车，每天放学后便骑车赶到渣津镇，第二天清晨又赶回牛头岭上课。短短的28天，桂老师掉了10多斤肉。儿子的病还没痊愈，老父亲的哮喘病又犯了。桂老师只得到医院学习打针技术，从医院开好药回来，给父亲和儿子注射。

这就是一位普通的山村教师，他的心全系在他的学校和孩子们身上。

三

山村教师的生活是清贫的。

他付出的很多，物质上的回报却很少。

1997年之前，桂老师一直是民办教师，每月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十至几百元的补贴。是的，他需要钱，让年迈的父母能安享晚年，让年幼的儿子能更幸福，让含辛茹苦的妻子能不再为少钱而发愁。但他更需要事业，需要在事业中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上世纪90年代初，牛头岭地区发现金矿。村民们发疯般地投入到淘金热潮中。有不少人在一夜之间便发财了，成了富翁。而淘金的地点离学校只有一步之遥。那是怎样的一种诱惑啊！有个叫付满华的村民在金矿取得初步成果后，诚邀桂老师加盟，并承诺会有相当可观的回报。可思考了一个晚上后，他还是婉言回绝了。在接受采访时，桂老师说：“我不是圣人，对钱也很渴望，当时的确也动了心。但想到，我去淘金了，几十个孩子咋办？于是，只得回绝了。村里有人说我蠢，我想也是的，脑子常常是一根筋不转弯。嘿嘿！”

不，桂老师，这是一种执著，一种可贵的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执著。我的心在默默呐喊着。

36年的风霜染白了桂老师的双鬓，36年的雨雪摧老了桂老师的肌肤。今年初，在深圳办企业已取得成功的儿子回到家乡，见到日渐苍老的父亲，心疼地对他说：“爸，我们现在不缺钱了，你在牛头岭呆了一辈子，对得起这里的一草一木了，跟我到深圳去吧，一来帮我打理下厂子，二来也该享享清福了！”

“不去！我走了，这所学校怎么办？我还有4年退休，只要上级一天不派人来接手，我就一天不离开牛头岭！”

面对如此执著的父亲，儿子只得留下点钱，让他买些营养品补补身子，黯然回到了深圳。

宁静的山村生活给了他一颗宁静的心，但他也有热血沸腾的时候。那是辅导完孩子们的学业，检查完他们安然入睡的被褥，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一个包扎得很仔细的红绸包，他的心跳得很快，脸上现出少有的淡淡的红晕。那是多年来从这所简陋的山村学校走出去的孩子给他的来信。他只要读一读，心底就要宽敞许多，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36年来，通过桂老师的努力，当年连一个中学生都找不到的穷山村，如今走出了3个研究生，100多个大中专毕业生。他们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在事业上做出多大的成就，都没忘记给他们父爱般关怀的山村老师桂电垂。正如大连生化研究院教授级工程师付启贵在信中写的那样：在我人生的道路上经历了很多位老师，但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你——桂老师，你就像一位神圣的使者，用自己的爱和人格，燃起知识的圣火，给我的童年留下许多温暖和光明。应该说，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幸福的慰藉呢？

采访手记——

我曾当过10多年的老师，有一种深深的教师情结。

采访桂电垂老师是一个偶然。那年，我是到修水采访农村新合作医疗的。县教育局的同志得知，特意找到宾馆，送来几份准备报送全国优秀教师的材料，我看了，觉得都不满意。因我当过民办老师，知道山村教师的艰辛。我问，还有没有在最艰苦的山区，一人一校的老师？县教育局的领导思索半天，说，有倒有一位，只是没有做出多大的成绩，不知是否合你们党报的口味。

于是，我和桂老师结缘了。

我们是在古市镇中心小学见面的。那正是三伏天，很热。采访完毕，我提出一个要求，要到桂老师工作过的地方去看看。县教育局的同志显得很为难，问可否不去。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

我其实误解了他们的好意。牛头岭海拔1000多米，不通公路，步行要几个小时，又是大热天，他们怕我吃不消。在我的执意要求下，他们只得租了几辆摩托车，载着我上山。上山道路的险恶，在文中已有记述，不多谈。上山后，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只见崇山峻岭中，满目青翠，而山村小学屋顶上那面鲜艳的国旗显得格外耀眼，如一团炽热的火焰在燃烧。在桂老师住房的门后，我找到了一根扁担，那是秋冬季节他为学生每天挑4担水用的。谁说桂老师没有做出成绩？30多年来扎根在这样偏僻的高山上，一人一校，仅这种精神就是伟大的，是常人做不到的。

我只爬了一次山就气喘吁吁了，而桂老师却爬了30多年。但我这一次，也是很有收获的，不仅获得了被采访者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得到了一个极好的题目。

作品是跑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这是体会。

在写这篇手记时，得到一个消息，桂老师因积劳成疾，患上了绝症。我很想去看看他，因工作忙，实在抽不开身，仅以此小文，遥寄思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