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有棵小树（代自序）

我的志向是当一名作家。

没想到却步入了新闻门。

好在两者有相通之处，都是靠笔墨说话。一说就是20多年，这日子过得真不慢。

有人说，我写东西有些灵气是受父亲的影响，是家传的衣钵。这话有点冤。父亲是一位作家，含辛茹苦地写了一辈子，到头来成了“三家村黑店”九江分店的老板，受尽批斗、凌辱、打骂。那时我虽小，但明白一个道理，搞文字是一种罪恶，不学无术才是光荣。

勾起我作家梦的罪魁祸首是读师范时一位叫徐锋的同学。这小子个头不高，头却大得出奇，虽没读多少书，文字的感觉却特好，写的东西极有灵气，被全班的女同学誉为才子。那感觉是好极了。我不服气，也写了点豆腐块，他读后，特地找我聊了半天，说我极有创作的天赋，是当作家的料。他的一番话，蛊惑得我热血沸腾，不知天高地厚。此后数年，我都埋头在方格稿纸中。握笔的指头磨起了老茧，废稿纸可用麻袋装，却不见一个字变成铅字。尽管屡战屡败，却激起了骨子里不服输的拗劲，与几位文友发出血誓，这辈子就是死也要死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门口。

时至今日，已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我，回想起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除了对徐锋那小子的蛊惑有些恨之入骨之外，还是对生活充满着感激之情。磨难对于人生来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它不仅磨砺了我的意志、性情，而且让我对文学的感知及文字的把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命运对人是公正的。我从一位普通的厂矿学校老师调到《江西日报》工作是1991年。那时，我已在省级以上文学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还获得过不少文学奖项，又刚从江西师范大学作家班毕业不久，正意气风发呢。因参加江报《井冈山》副刊的一次报告文学征文，认识了时任主编熊伟明。这是位仁厚的兄长，尽管是初次相识，却有着惺惺相惜的感觉。他让我写篇自传，并将发表作品的目录整理一下交给他。我以为是为“获奖感言”作前期准备呢。后来才得知，当时文艺处急需一名编辑，熊老师已将我列为考查对象之一。

3个月后，我接到了到《江西日报》文艺处报到的通知。我躲到没人处狠狠拧了把大腿，痛得直咧嘴，才相信这是真的。那时的《江西日报》在我眼里是座高山，我只是山脚下一棵小树，从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站在了山巅，这种感觉好极了。我握着通知，想对每一位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喊：“我是《江西日报》的编辑了！”这个举动断定了我是只永远成不了鸿鹄的小燕雀。

小燕雀也有烦恼。兴奋了没几天，又惘然了。《江西日报》是藏龙卧虎之地，我这棵站在了山巅的小树苗要茁壮成长，没有雨露的滋润还真成不了气候。好在自己不笨，还没狂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于是“以诚待人，以心换心”成了我做人的准则，“事必躬亲，不耻下问”成了我做事的基线。在前辈们手把手的教诲下，我这棵小树终于长出了几片新叶，脚下的根基也更牢固了。

我在《江西日报》混了20年，当记者只是近两年的事。2008年，在《大江周刊》干了8年主编的我，感到江郎才尽、身疲力竭，便知趣地退下来，让给有冲劲的年轻人干。其时编辑部又没空位置，而行政部门又不适合我，于是，我报名当了首席记者。有人说我脑子进了水，放着正处的实职不干，去干吃力不讨好的首席。我报之以微微一笑。小树自有小树的乐趣，燕雀自有燕雀的志向。我爱好写作，能用自己手中的笔为时代讴歌，为民众写实，比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干自己不感兴趣的事要充实得多。

首席记者不好当。用领导的教诲是：它不是一个职务，而是一种责任和荣誉。首席记者写的东西，要代表《江西日报》的最高水平。领导一谈完话，我便后悔了，凭我的这点水平，能承担起如此大任？我选择什么不好，为什么选择首席？倘若世上有后悔药，我肯定吃了。可此时已没有了退路。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我干得很累。搞新闻我不是科班出身，搞采访我缺乏实战经验。但勤能补拙，前辈不是教导我新闻不是写出来的，是腿跑出来的吗？我腿勤快些不就行啦！于是便有了酷暑攀上千米的高山采访山村教师的经历，严寒深入密林与大学生创业者共饮的豪举，暴雨中奋战在抗洪一线的身影，狂风中与护林员在一起巡山的故事。应该说，我尽力了。尽管很苦，但也有乐趣。当心血与劳动化成铅字在报纸上出现时，我有种快慰的成就感。

这已足矣。

收入此集的50余篇新闻作品是我近两年的心血结晶。之所以结集出版，一是为了给这段特殊的经历做个纪念，二是想让朋友和读者作个评判，如大家觉得我这个首席记者当得不辱使命，我就再写下去；如觉得我这两年纯粹在混饭吃，我也不生气，我将就此收笔，写我的文学作品去。反正活着总要找点乐趣。

就这么简单。

唉，我永远是棵长不大的小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