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发展中的他律和自律

1.由他律和自律说到所谓的“文学史悖论”

上一节，我们在历时性维度上，从文学的起源到文学的发展，分两个阶段，讨论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矛盾运动。我们认为，此种矛盾运动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文学要随社会生活的发生而发生，发展而发展，二者在总体上是平衡的;另一方面，文学与社会生活相比，常常有赶前或错后的现象，二者在局部上又是不平衡的。这种关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矛盾运动的讨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只是涉及了造成文学发展的外因。在我们看来，就文学的发展而论，除了外因作为推动发展的条件在起作用之外，更具根本性的，还有其内因作为实现发展的根据在起作用，那就是文学创作内创新与继承的矛盾运动。这里关于外因作为条件和内因作为根据的方法论辨析，源于毛泽东的《矛盾论》一书。毛泽东指出: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9]

毛泽东讲外因和内因，是从其唯物辩证法这一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而在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发展的外因和内因，人们习惯于用他律和自律这样的概念加以表述。具体而言，所谓他律，指文学以外的其他因素——主要是社会历史的因素——对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即上一节讨论的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矛盾运动;而所谓自律，则指文学自身的因素对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即下一节要讨论的文学创作内创新与继承的矛盾运动。

从理论上看，不管是外因和内因，还是他律和自律，它们都不应是水火不容的。毛泽东当年不是用“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句话，就把它们的关联性说清楚了吗?北大学者杨晦则是以地球的公转和自转为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学发展中他律和自律的关系。然而，一进入文学史的应用环节，人们却常常不是因为强调文学发展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而忽视文学自身的审美因素，就是因为强调文学发展中的文学自身的审美因素而忽视社会历史因素;不是由于强调文学的社会历史依存性而忽视文学的审美自主性，就是由于强调文学的审美自主性而忽视文学的社会历史依存性。其结果，不是像现在流行的许多文学史著作那样，把文学史写成一般的社会发展史，就是像形式主义文论家那样，把文学史写成纯粹的形式发展史。一句话，或者只按他律来写，写得有历史而无文学;或者只按自律来写，写得有文学而无历史。就这样，在他律和自律的二律背反中，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使文学史家为之而困惑和苦恼不已的所谓“文学史悖论”。

2.姚斯解决“文学史悖论”的思路及其启示

姚斯于1967年撰写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被公认为接受理论的发轫之作。但如果追溯其写作动机，当初却更多是为了突破并解决“文学史悖论”，即批判种种将对于文学的历史思考和美学思考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重建文学和历史的本质联系。

姚斯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首先，他批判了实证论的历史客观主义的文学史观。这种文学史观以为把大量文学现象按其发生的时间次序作编年史式的排列，就可以自动获得“历史性”。姚斯指出，这样做“混淆了艺术作品与历史事实”。在他看来，历史事实的历史性在于它们处于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客观系列中，而文学“事实”(即艺术作品)却不是如此。一方面，作品体现了艺术家创造的特性和意图;另一方面，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和效果也是这一“事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文学事实”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历史性因果锁链，而是在两种主体(作家和读者)的参与和介入下，由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构成的多重主客体进行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

同时，姚斯又批评了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他认为，形式主义虽然对实证论有所超越，把分散的文学事实纳入到一个“形式演变史”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的审美特征，但这种文学史观仍然是封闭的，它将文学发展仅仅归结为形式自身的发展，也就割断了文学与社会、与其他思想文化形态的密切联系。依照姚斯的理解，仅仅凭新旧形式的对立和变化，不足以解释文学的发展，因为它无法回答“文学形式的方向问题”。

姚斯指出，要克服实证论的历史客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的局限性，必须把读者及其与时俱进地变化着的期待视野引入文学发展过程，建立起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新文学史的架构，即所谓接受理论。按其思路，在文学发展中，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所以不断更新，是因为作家的审美标准在不断更新;而作家的审美标准之所以不断更新，则是因为，“在接受过程中，永远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判性接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已被承认的审美标准到超越这种审美标准的新的生产性转换。”^[20]也就是说，作家审美标准的不断更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受到读者期待视野不断更新的影响所致。这样，他就通过期待视野的概念，既把作家作品和读者连接了起来，又把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发展沟通了起来。

姚斯解决“文学史悖论”的上述思路，给我们的最大启迪是，可以将读者的接受当作沟通他律和自律的一个环节，纳入关于文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的探讨之中。在这里，读者接受的对象是作品，而作品又是由作家创作出来的。因此，接受不单单是读者的个人行为，而是读者与作家两个主体之间的一场对话，或者说，是由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和读者作为接受主体这样两个主体的互动所造成的文学创作与接受的矛盾运动。毛泽东说:“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意思是，外因要通过某个中介，过渡并转化为内因，从而作用于文学的发展。如果和姚斯上述思路结合起来，那么，沟通外因和内因，亦即他律和自律的这一中介，恰恰正是文学创作与接受的矛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