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发展

以上，我们通过对原始文艺和原始人的社会生活关系的分析，讨论了文艺的起源问题，这对于考察文学发展过程，仅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为了论证文学的发展问题，我们还须从这个起点出发，继续对文学发展和社会生活发展的关系作出分析。

1.关于文学发展的概念

在进入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就文学发展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做一些辨析。发展作为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动态地展开的一个概念，它要通过现在和过去的比较，表明事物在这一时间段内所发生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种种变化。具体到文学发展问题上，情况亦是如此。所谓文学的发展，也是指文学拿现在与过去相比，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所发生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种种变化。

文学的本体在于作品，因此，讲文学的发展变化，当然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变化。但除此之外，诸如文学的体裁与惯例的发展变化;文学观念、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等等的发展变化，照例也应纳入文学发展这一概念的外延之中。

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几个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流派，例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捷克和法国结构主义等，基于其对文学发展的形式主义理解，往往将文学作品之外的种种文学现象，如文学观念、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的发展变化，甚至将文学作品内容因素的发展变化，都不列入考察的范围，而仅仅将文学的发展归结为文学语言及其他形式因素的发展变化。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我们按照以上对文学发展概念的界定，在下面讨论文学发展问题时，将更多侧重于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变化方面，如有必要，也将适当顾及由文学作品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其他种种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

2.社会生活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客观基础

拿原始文艺与现当代文学加以宏观比较，无论谁都会承认，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已有了类似于从原始人到现当代人那样大的变化。看内容，从开始的较为简单、浅显，变得日趋复杂、深刻;看形式，从开始的较为粗糙、单一，变得日趋精致、多样。伴随着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上述变化，一个个文学体裁与相应的文学惯例从无到有地诞生了，一种种文学观念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形成了，一股股文学思潮以及一串串文学流派从小到大、从幕后到台前地发展并壮大了。这一切，恰如上升的螺旋，前进的波浪，构成了无比壮观的文学发展的大过程。

究竟是什么力量造成了文学的发展呢?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见解。唯心主义者认为，文学发展的原动力在于“绝对精神”或者“理念”的自我运动，如黑格尔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而唯物主义者则把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通过对已往文学史的论述，就得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歌谣文理，与世推移”^[10]的结论。

应当说，像刘勰这样力图从社会生活方面寻找文学发展的根源，大方向是对头的。但他们终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无从把握社会生活及其与文学的矛盾运动的整个规律，所以，也就只能泛泛地指出文学“与世推移”的事实，而不能再突进一层，阐明文学为什么会“与世推移”，以及怎样“与世推移”的道理。

真正从本质上揭示文学发展的社会生活根源，并且把文学发展纳入社会生活过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伟大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说: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的发生变革。……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1]

恩格斯就此也说得非常明确: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为我们提供了研讨文学发展过程的指南。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为什么会发生从简单到复杂、从浅显到深刻、从粗糙到精致、从单一到多样的种种变化?文学体裁与文学惯例、文学观念、文学思潮以及文学流派等，为什么会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种种变更?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显然不能像唯心主义者那样，仅仅到文学自身，或者到与文学相邻近的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领域去寻找，而只能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到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造成的社会生活的发展中去寻找。正是社会生活的发展，才使文学有了新的反映对象，有了发展的可能;有了新的服务对象，有了发展的需要。然后，立足于可能，着眼于需要，这才使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发生由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种种变化，也才使文学体裁与文学惯例、文学观念、文学思潮以及文学流派等发生由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种种变更。

3.文学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

以上我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社会生活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客观基础，作为理论的思辨和推断，这一点，还须得到文学发展史的实证。

(1)社会生活的发展为文学作品的创新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先拿文学作品的内容来说。人类从原始社会步入奴隶社会，经济基础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发生急转直下的变革，文学作品的内容也相应的由清一色地反映生产劳动，而变为越来越多地揭露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这一点，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到了封建社会，随着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革，文学作品的内容又有了新的变化。高尔基在谈到西欧中世纪文学时曾说:“王子与公主的神奇历险，骑士与英雄的无数战绩——这一类永无结局的故事，便一篇接着一篇出现了，构成那个时代的诗文的全部内容。”^[13]而进入资本主义以后，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又是一变，我们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中看到，工厂主、银行家、高利贷者以及窃贼和骗子等等相继登场，取代旧日的王子、公主、英雄、骑士，而成为新的主人公。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由于社会生活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因此，在车站和街头涌动的大批农民工、引导科技新潮流的IT业的从业人员、焦躁不安的股民、世界级球星与超级女声、在万众欢呼中胜利归来的航天员等等，以及发生在这些当代英雄身边的故事，又成了给文学作品内容提供创意的新的社会生活源泉。

再看文学作品的形式，其变化的脉络也大致相仿。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比较贫乏的古代，文学作品的形式往往比较粗糙单一。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生产和需求日益丰富。原先粗糙单一的形式，再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反映对象和服务对象，于是，各种各样的语言及其表达手段、方式和技巧等便应运而生。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例。《诗经》作为由孔子编纂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四言诗为主，与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大体相适应，传至后世，不免令人有严整有余而变化不足之感。于是，到了战国时代，就产生了长短句穿插其间的《楚辞》。五四运动之前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大变革，促成了用白话取代文言作为标志的新文学运动。至于新时期之初的所谓“朦胧诗”“意识流小说”等，它们的内容受社会生活变动的影响先不去讨论，单就其形式和技巧而论，如果离开整个社会生活自20世纪80年代起的大开放，离开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如潮水般的涌入，也是根本说不清楚的。

(2)社会生活的发展推动了文学体裁与文学惯例的大幅度更新。实际上，这一点，在以上讨论文学作品形式的与时俱进时已有涉及。例如，从《诗经》的四言体到《楚辞》的杂言体，既是形式的变化，也是体裁的更新。这里，不妨重点谈谈以律诗和绝句为代表的古代格律诗在唐朝的最终形成。如果追溯其源流，古代格律诗早在六朝齐梁间，就已由沈约等通过永明体作了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大量探索，但作为一种体裁的完全成熟和广泛流行，却是在两三百年之后的盛唐时期。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在多方面的原因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唐代结束了自东汉末年开始的社会生活长达五六百年的大分裂、大动荡局面，到盛唐真正形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一统，从而使封建统治达到了它的巅峰状态。这种社会的大一统，在盛唐时期，通过其政治观念、经济观念和文化观念，转化为一种以大一统为美的审美观念，然后折射到人们对诗歌体裁与诗歌惯例的期待视野里。于是，在沈约等大量探索的基础上，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绝句作为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古代格律诗，才在王维、李白、杜甫等一代大师手里真正得以定型。

(3)社会生活的发展造成了文学观念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化。所谓文学观念，指人们对文学本身的认识。因为文学是以文学作品的方式存在的，而文学作品又是以文学体裁的方式存在的，所以，文学观念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化，其关键在于人们心目中文体意识的独立。孔子在《论语·先进》篇内讲:“文学，子游、子夏”，其中“文学”二字，泛指整个文章学术，即一切见诸竹帛的文字典籍。这也就是说，在孔子时代，还没有独立的文体意识，因而，也就没有专门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到《庄子》《荀子》，通过对“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初步辨析，文体意识已开始从一片混沌中有所萌芽。到两汉的“文学之分”，主张把文章与学术区别开来，多少有了文章作为杂文学的文体意识。但由于这个文章是包括诗词歌赋在内的各种杂文学的总汇，文体意识还远远没有独立，因此，文学观念尚处在不自觉的状态中。之所以如此，自然首先是文学自身还未充分发展的原因，但也和秦汉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尤其是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及把文学看作经学的附庸有莫大的关系。魏晋六朝是文体意识从不独立到独立，文学观念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一个关键时期。鲁迅说，曹丕“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4]其他如陆机提倡“诗缘情而绮靡”，钟嵘强调“滋味”，以及刘勰等开展的“文笔之辨”，在文体意识逐渐趋于独立的同时，文学观念也慢慢走向了自觉。这当中的原因，除了文学自身的发展以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自东汉末年出现的分裂和动荡，打破了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为文体意识的独立，进而也为文学观念的自觉创造了条件。

(4)社会生活的发展，特别是社会思潮的变动引发了文学思潮以及文学流派的更迭和变化。文学思潮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兴起的文学观念运动，它往往体现了某个民族或某个大区域在某个时期的文学的主要潮流。文学思潮是文学自身演进和变化的结果，但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兴起的，特定的社会精神文化思潮影响和带动的产物。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五四新文学运动为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自身固有的各种矛盾愈演愈烈，最终以激化的形式爆发，而导致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对于文明和秩序的摧毁，打破了人们的幻想，传统的价值观念像被洪水冲决的堤坝一样，陷于彻底的崩溃。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物理学的革命急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一时间成了那个时代的哲学主潮。尼采“上帝死了”的一声惊呼震动了整个世界，其哲学所表达的无所不在的危机感和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悲剧意识，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揭示了人处在海平面之下冰山底部的无意识的黑箱，和永远也清除不掉的动物性的残留。所有这一切，作为社会特定的精神文化思潮，都为以反理性、反传统为特征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的头几个十年在欧美的勃兴，奠定了相应的思想基础。于是，诸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的文学流派相继登场，成为那个时期的文学主流。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我国在近现代之交爆发的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反对封建礼教，批判儒家的孔孟之道，在哲学、道德和整个精神文化领域，张扬平等自由，要求个性解放，很大程度上发展成为了全民族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文学领域，一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一改因袭了数千年之久的陈腐的文学观念，以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投身创作，如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冰心的诗集《寄小读者》等，它们虽然是分属于不同的文学流派的产物，但在总体上，却汇成了充分体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的五四文学思潮。

(5)社会分工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在谈到社会生活发展对文学发展的制约作用时，有一点需要特别地加以说明，那就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社会分工对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在上面，我们曾谈到原始人精神生活的分工对文学起源的影响，作为就此问题所作的进一步研究，这里，再谈谈两种劳动的分工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从积极方面讲，正是这种社会分工，使一部分人脱离物质劳动，专门去从事文学创作的精神劳动，从而使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从消极方面讲，又恰恰是这种社会分工，使作家在脱离物质劳动的同时，也脱离了从事物质劳动的人民群众，影响了他们创造才能的极大发挥，也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从事文学创作的正当权利，从而使文学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如果说，在社会分工出现的前期，主要是积极影响在起作用，那么，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消极影响就显得越来越大。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分工陷入畸形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文学的病态。

4.社会生活推动文学发展的“合力”机制

以上说，文学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表述。我们知道，社会生活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相套叠的复杂结构。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包括文学艺术等人文意识在内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构成覆盖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文学处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结构之中，说它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应该是指，其发展要受到来自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来自政治的直接干预和制约作用，以及来自文化亦即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作用。下面，我们拟有分有合地讨论社会生活作用于文学发展的机制问题。

(1)经济对文学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并不和文学发生直接的关系。它的发展，只是通过政治和其他上层建筑的中介，才能最终地决定文学的发展。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经济基础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更新，作为二者统一的经济基础，也会一步步地向前发展。经济基础的发展，不能说没有反向地倒退的先例，但作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其总体趋向是前进，即由落后变为先进。通常的情况是，经济基础有了前进的要求，首先通过政治革命表现出来，然后波及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在那里引起一连串的相应变化。毛泽东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着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在这种全社会破旧立新的热气腾腾的形势下，文学不可能无动于衷，而必然要迎头赶上，以一种崭新的形象真实，崭新的情感倾向，崭新的语言艺术，朝着与前进了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方向发展。如我国上世纪50年代，尤其是从建国以后到反右以前八年间的文学发展潮流，大体上便是这样。

(2)政治对文学发展的直接干预和制约作用。如前所述，经济基础要在发展中前进，作为这种经济必然性的集中体现者，先进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为了用权力推进并用制度保证经济基础的前进，总是要提前采取革命行动，造成现行政治的先行发展变化，这就是所谓的政治革命。在阶级社会里，政治的任何革命性的发展变化，都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激化。作为此种激化了的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便是武装斗争，便是战争。毛泽东称战争为“流血的政治”，用意就在于此。革命战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是一个能把千百万人民群众召唤起来并投入其中的伟大实践活动。作家作为社会最敏感的器官，在这个实践中，除了眼界和胸襟得以极大的开拓之外，他们的政治观、人生观、审美观等等也往往随之而发生剧烈的发展变化。有了这一世界观的发展变化作为前提，当作家提笔写作时，必将首先端正其情感倾向，然后，进一步追求形象真实以及语言艺术。于是，文学潮流就有可能大为改观，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如前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恰巴耶夫》等优秀作品，我国在解放战争期间出现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优秀作品，就都可以看成是革命战争带给文学的直接成果。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讲，这些真善美相统一的优秀作品，都是披着军大衣诞生的。

(3)文化对文学发展的渗透和影响作用。以上我们讨论了经济基础对文学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政治对文学发展的直接干预和制约作用。但文学和经济基础发生关系，除了要通过政治这一最强大的中介之外，还要通过一层接一层地笼罩在经济基础和政治之上的种种文化形态，亦即社会意识形态，如社会心理、道德，以及哲学和其他艺术等等的中介。如果说，文学和政治，因为同处在上层建筑的大层面上，所以二者的关系较之文学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更具直接性的话，那么，文学和社会心理、文学和道德、文学和哲学、文学和其他艺术等等，则因为他们同处在文化形态的小层面上，比起文学和政治来，关系无疑要更贴近、更内在和更深刻得多。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谈谈社会心理、道德、哲学以及其他艺术等对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

在各种文化形态中，数社会心理和文学关系最为密切。作家作为时代的风雨表，群众的代言者，他个人的审美感受，是在社会心理的广泛渗透下形成的。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什么样的情感倾向，塑造什么样的形象真实，运用什么样的语言艺术，这一切都不能不受社会心理的深刻影响。

和社会心理相似，道德也是较低层面上的文化形态。作为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诸方面关系的规范和准则，道德集中表现为一种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一种善的观念。文学反映人与人的关系，离不开道德问题。道德可以渗透到文学之中，以其历史地形成并且发展的善的观念，影响作家本人的道德观，然后进一步影响作品的情感倾向。

相对于社会心理或者道德，哲学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它是人对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的总和，是一种真的观念。哲学除了如上所述，可以通过它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引发文学思潮之外，它还可以渗透到文学之中，着重以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作家认识生活及其规律，最终影响文学的真实性。

如果说，哲学之于文学、道德之于文学的渗透以及影响作用，主要在真和善的内容方面，那么其他艺术之于文学的渗透以及影响作用，则更多侧重在美的形式方面。这也就是说，其他艺术可以用它们的手段、方式和技巧，渗透以及影响文学的语言形式。

概而言之，不管是社会心理与道德也罢，哲学也罢，还是其他艺术也罢，它们作为与文学处在同一小层面的种种文化形态，主要是通过对文学的渗透，影响到文学真和善的内容或者美的形式，从而推动文学的发展的。

(4)社会生活作用于文学发展的“合力”。上面，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分别论述了经济、政治和种种文化形态各自在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不论是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政治的直接干预和制约作用，抑或是种种文化形态的渗透以及影响作用，它们在作用于文学的发展时，都是经过整合，最后以一种“合力”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这里所谓“合力”，是恩格斯移用物理学的力学中的一个概念，在讨论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一封信里最先提出的。他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5]

“合力”的概念在力学中，指几个力同时作用于某个物体，由于它们各自用力的方向有别，在经过相互冲撞和相互抵消之后，最后形成的那个力。恩格斯把它移用于哲学，是为了说明创造历史的群体内的每个个体，其各自的意志在相互冲突后融合成的“一个总的平均数”。根据“合力”这一概念，恩格斯又进一步阐述了在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中，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即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通过交互作用所产生出来的那个总的力量。我们认为，社会生活在推动文学向前发展时，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政治的直接干预和制约作用，诸如社会心理、道德、哲学及艺术等文化形态的渗透与影响作用，就是以这样一种“合力”的机制，综合地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