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我们说，文学批评以社会实践为标准，实际上，这仅仅只是向批评提供了一个应普遍遵循的总的原则。在文学批评的具体操作过程中，除了要遵循一定的批评标准之外，也还有一个选择相适应的视点、角度和陈述方式，即所谓批评方法的问题。古人所谓“君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1.文学批评方法的多样化及其类型的划分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使用的方法大抵不出义理、辞章、考据三类。西方在19世纪以及之前，文学批评中常常使用的方法，也就是社会历史方法、传记方法、考证方法等几种。20世纪被称作“批评的世纪”。随着文学批评成为操纵文学的主流话语，批评的方法也越来越趋于多样。各界的学者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纷纷介入文学批评。他们在给文学批评注入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新元素的同时，作为标志性的现象是，带来了文学批评方法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的景观。清人赵翼在形容一波接一波的诗的创新时，说过这么两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果将这两句话借用过来，形容20世纪文学批评方法的与时俱进和花样翻新，只需要把“数百年”的时间幅度压缩到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可以了。

面对着不胜枚举的文学批评方法，究竟应该如何加以把握?这里存在着一个批评方法的分类问题。我们在本书的绪论部分曾经介绍过美国学者M.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即:作品、世界、艺术家、欣赏者。在绪论里，这四个要素是作为文学现象的四种类型加以论列的。但在艾布拉姆斯的书中，他提出这样四个要素，主要是为了引出与其相对应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四种类型:更多侧重于“世界”方面的摹仿论、更多侧重于“艺术家”方面的表现论、更多侧重于“作品”方面的客观论、更多侧重于“欣赏者”方面的实用论(实际上，真正以欣赏者为中心的理论应该是接受论，而不是实用论)。上述四种类型，虽然和文学批评也有关系，但它归纳的却只是批评理论的类型，而不涉及批评的方法问题。现在，我们不妨稍作改造，将批评理论和相关的方法挂起钩来，这样，对大家在多样化的文学批评方法中把握其基本类型，无疑是会有所帮助的。

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方法与观念常常是相互对应的。艾布拉姆斯所归纳的上述四种类型的批评理论，它们作为当代流行的种种批评观念的类型化表述，也都分别地对应着不同的批评方法。例如，在以“世界”为中心的摹仿论与指向“世界”的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之间，在以“艺术家”为中心的表现论与指向“艺术家”的心理学的批评方法之间，在以“作品”为中心的客观论与指向“作品”的语言学的批评方法之间，在以“欣赏者”为中心的接受论与指向“欣赏者”亦即读者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批评方法之间，就都存在着这样的对应关系。基于此，下面，我们就以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为参照，将社会历史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语言学的方法以及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方法，作为20世纪文学批评多样化方法的基本类型，依次向大家作以介绍。

2.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

这一批评方法的特点在于，它自始至终指向“世界”，把“世界”视为考察文学的切入点和参照系。正因此，它特别注重文本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政治背景、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等等，希望通过对文本与上述背景的关系的研究，找到阐释文本意义、评判文本价值的客观依据。

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批评方法。在中国，孟子讲“知人论世”，讲“以意逆志”^[33]，究其实，就是要求批评家在还原文本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努力去追溯文本的意义所在。另外，在现代批评家中，如胡风、冯雪峰、瞿秋白等对鲁迅精神的阐发，周扬对文学人道主义的论述等等，所用的都是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在西方，如19世纪俄国三位著名的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如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葛兰西、卢卡契等，其批评实践，也都是在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框架内，挖掘文本的思想性、真实性及典型性，并探究其社会历史意义。

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对现实主义文学有着为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高度适应性。它往往能从社会政治、道德的角度，深入底里地揭示出现实主义文本所蕴涵的典型性及其社会现实意义。正因为它具有这样的方法论的优势，所以时至今日，还仍然保持着强旺的生命力。当代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批评，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吸收了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但由于这一方法，其着眼点和归结点，都更多地偏重于文本与社会的关系，偏重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共性，因此，它常常会顾此失彼地忽略关于文本的“内部研究”，忽略文学的审美个性。更有甚者，它还会因此而以狭隘的功利主义，将文学当作社会政治或者经济的工具，在理论上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泥潭。

3.心理学的批评方法

不同于主要指向“世界”的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心理学的批评方法指向的是“艺术家”这一要素。早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学批评中，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等就曾在表现论的框架内，比较多地讨论过诸如联想、想象等相关的心理功能，希望以此来阐释和评判诗人主体的创造活动。虽然他们受到当时心理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猜想和描述阶段，但其努力仍然给后继的心理学家关于创作心理的研究设定了一个方向性的路标。

在20世纪的众多心理学流派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及其学生和反叛者荣格的人格分析心理学，更多地涉及到从来都是被忽视的人的无意识领域，被称为深度心理学。他们有关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研究，为在文学批评中探索作家的创作动机、直觉以及灵感等深层次的心理问题，提供了一种心理学的方法。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将人的精神主要归结为无意识，将人的无意识又主要归结为性本能。因此，当他按这种精神分析方法来阐释和评判文学和艺术文本(像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达·芬奇的油画《蒙娜·丽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等等)时，便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视为性欲的转移和升华，或者所谓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体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批评方法，深入作家、艺术家的无意识领域，为批评家研究深层创作心理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思维空间，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由于他对无意识，尤其是性本能在人的精神生活以及艺术创造中的作用的极度夸大，也由于他对人的心理和人的本质的社会性的无视与否认，其批评方法往往深刻和荒谬同在，创意与错误并存。

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但因为他同自己的老师在如何看待性本能的作用及其他问题上意见相左，于是便在精神分析心理学之外，另创了人格分析心理学。荣格把无意识分为个人无意识与深藏于个人无意识底层之下的集体无意识两部分。他认为，个人无意识表现为情结;集体无意识表现为原型。按其解释，这种集体无意识原型，是人类从原始时代起，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文化遗传而留存下来的种族记忆。与弗洛伊德由个人无意识的性欲升华去寻找艺术家的创作意念相反，荣格主张从集体无意识原型中发掘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在他看来，不是艺术家的自主性，而恰恰是连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在指挥着他们，并促使他们最终完成了创作。荣格的一句名言:“《浮士德》决非歌德所创作，而是歌德为《浮士德》所创作。”^[34]足以说明他关于创作的“非自主性”的观点及其原型批评的方法。除了荣格以外，原型批评方法的代表人物还有加拿大批评家弗莱。他从西方文学两千余年发展演变的研究中，概括出与四季循环及生命循环相对应的四种原型模式:喜剧——春天的神话;传奇——夏天的神话;悲剧——秋天的神话;讽刺——冬天的神话。它们合起来构成英雄的诞生与复活、成长、受难、死亡的生命循环。原型批评方法从心理层面探求支配艺术家进行创造活动的集体无意识，希望在远古神话中找到其基本原型，用以阐释和评判文学文本。所以，这个批评方法，是心理学的方法，也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由它所提供的心理－文化视角，在克服了精神分析方法关于艺术家创作心理研究因缺乏社会性内涵而不免显得空洞的缺陷的同时，又为文学批评开拓出一条从个人心理向社会文化复归的新的思路。但是，这一批评方法的优长之处是相当有限的。它看到的只是人类文化的过去，而不顾及其现在和未来。因此，用它难以解释文学文本的社会历史性。另外，原型批评方法将文学等同于神话和宗教，实际上抹杀了文学的审美特征。这是我们借用原型批评方法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4.语言学的批评方法

如果说，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与摹仿论是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的批评方法和表现论也有其思路与逻辑的相关性，那么，下面要介绍的语言学的批评方法，则完全是客观论(亦即文本－形式论)在方法论层面追求其对应的产物。

早在20世纪初，俄国的一批语言学家就开创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形式主义学派。他们认为，文学之所以叫作文学，就是因为它具有文学性，而文学性究其实，就在于文本的语言形式之中。正因此，在他们看来，文学批评的任务，并不是去回答文本到底说了些什么，而是要告诉人们它是怎样说的。说什么关乎内容，而怎样说则只是关乎形式。基于这种纯形式主义的理念，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便更多地将其注意力放在了对诸如“陌生化”等语言形式问题的关注上。

被称为新批评的批评观念与方法，稍后于俄国形式主义，从上世纪20年代在英国发端，之后在美国流行。在批评观念上，它认为:文本既与世界，也与艺术家和欣赏者无关，应该从“文学四要素”中彻底孤立出来，成为封闭的，独立自足的本体论存在;文本作为语言形式，是一个符号和意义的多重结构。其批评方法与此相对应，主张通过所谓的“内部研究”，在细读的基础上，从语言学的语音、语义和语法等不同的层次，由表及里地解析文本的声音组合、意义单元，以及由语法关系产生的诗的象征和神话系统，或者小说的人物世界。

结构主义批评，是紧随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之后，在捷克和法国相继兴起的又一个以语言学方法从事本体批评的流派。这一流派认为，文本是一个按特定的语法结构组织起来的符号系统，因而，批评的目的便是要在具体文本中求证其抽象的语法结构。结构主义批评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方面。在方法上，它借助由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把文本当作一个大句子，分析其中所谓的“叙事语法”，以及包括叙述语言、叙述内容和叙述动作等等在内的一整套叙事结构。

以上三种语言学的批评方法，虽然各有其特点，却都像罗兰·巴特所言“形式就是价值”，而带着某种形式主义的共同倾向。它们在突出文本及其语言形式，突出文学性这一点上，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而且，它们对文本，尤其是对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例如意象派诗歌、意识流小说文本的语言学分析，大多能深入底里，细致入微，切中要害。然而，这三种语言学的批评方法，因为强调形式而回避内容，隔绝了文学与人和人的社会生活的活生生的联系，从而也就不能不陷入从形式到形式，为形式而形式的自我封闭之中。可以说，这是其致命的弱点之所在。此外，它们在批评观念方面，往往混淆了语言学与文学的界限，结果，就只能将文学批评，变成抽象、枯燥、烦琐的词义分析、语法分析和结构分析。这也是必须指出的一个缺点。

5.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批评方法

正像语言学的批评方法是与客观论，亦即文本－形式论的批评观念相对应的产物一样，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批评方法，也可以被理解为与接受理论的批评观念相对应的产物。我们知道，接受理论作为其批评观念的体系化表述，从它的学术思想背景看，主要是对英加登的现象学美学和迦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的继承与发展。因此，与接受理论的批评观念相对应的批评方法，也就主要是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方法。

姚斯发表于1967年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历来被视为接受理论的开山之作。而这篇论文，究其写作动因，则缘于作者对一个所谓“文学史悖论”，也就是在文学与历史，或者说在美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的二律背反的困惑和思考。姚斯认为，美学的观点与方法和历史的观点与方法之所以在文学史写作中不能得以统一，是因为文学史写作者没有把读者的因素考虑进去。正因此，他提出了一种以读者的接受及其心理效应为中心的新文学史模式。姚斯指出，只有通过对读者接受文本的心理效应，即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之间在阅读中实现视野融合的过程加以描述及分析，才能在方法论层面造成美学方法与历史方法之间的互斥互补。而这种描述及分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心理效应和视野融合的方法，与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的代表人物费希所说的“把话语的‘心理效果’当作它的重心所在的分析方法”^[35]是一致的。究其实，此种方法，恰恰便是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批评方法。

因为接受理论提出的以读者的接受及其心理效应为中心的新文学史模式，在写作中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缺乏可操作性，所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虽然也有人在尝试，但至今未曾提供为学界所普遍认同的成功范例。故而，我们在这里，对指向读者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批评方法，只能聊备一格，存而不论。

[1]《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2]《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309页。

[3]《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30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96页。

[5]《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第十五章《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页。

[7]《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9～430页。

[13]《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16页。

[14]《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16页。

[15]《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

[17]《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5页。

[22]杜鹏程:《我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

[27]《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6页。

[28]《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4页。

[32]《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58页。

[35]《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