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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概论新编
1.6.2.2 二、文学欣赏的创造性解读

二、文学欣赏的创造性解读

以上在谈及文学欣赏的审美享受时,我们说,文学欣赏作为审美享受活动,实际上也是读者主体的审美创造活动。因为在接受理论看来,作家创作文本,无疑是创造活动;读者阅读和理解文本,也同样是创造活动。具体而言,读者在文学欣赏中解读文本的这种创造性,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1.文本情感和形象内容的具体化复现

前面已经提到具体化的概念。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波兰现象学哲学家和美学家英加登提出来的。他认为,未经阅读的文本包含了许多未定性和空白,有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予以填充和具体化。在他看来,具体化是文本“被理解的具体形式”。文学文本只有通过读者的具体化,才能由“可能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亦即作品。英加登指出,在具体化过程中,每一个读者总是按自己的知觉方式和审美情绪来进行。不同的读者对同一文本的具体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差异,即使同一读者对同一文本的具体化,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也不会完全相同。基于此,他将读者的具体化区分为“恰当的具体化”和“虚假的具体化”两种类型加以讨论:“恰当的具体化”是一种忠实于原作者意向的具体化类型,但由于没有哪一个读者能够在一次阅读中将某一文本的全部质量都发掘出来,因此,“恰当的具体化”充其量也只能接近正确地去理解和阐释文本;而“虚假的具体化”,可能会因为读者对文本的未定性和空白填充的任意性,彻底背离文本的原意,使之成为面目全非的另一个文本,从而导致原文本质量的丧失。综合英加登关于具体化的如上论述,他是要告诉我们,文学欣赏的过程无疑是具体化的过程。但这种具体化,作为对文本的情感和形象内容的复现,在充分地发挥读者的创造性的同时,也必须要受原文本的适当制约。因此,他提倡“恰当的具体化”,而反对“虚假的具体化”。[5]

按英加登的要求,我们来考察一下作为读者在文学欣赏中解读文本的创造性的体现的第一个方面,文本的情感和形象内容的具体化复现。

我们知道,文学欣赏和文学创作一样,本质上都是情感和形象的审美活动,但由于二者对象各异,途径有别,因此,就活动过程而言,文学创作是从情感和形象内容的构思到语言形式的传达,而文学欣赏则反向而行,是从语言形式的感知到情感和形象内容的复现。刘勰所谓:“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6]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正像根据“情动而辞发”的顺序,我们可以把文学创作过程分为构思和传达两个阶段一样,根据“披文以入情”的顺序,我们也可以把文学欣赏过程大略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披文”,即语言形式的感知,我们称之为阅读或者感知阶段;一是“入情”,即情感和形象内容的复现,我们称之为感受或者复现阶段。

先看阅读感知阶段。这个阶段,是由读者接触并且浏览一行行的方块文字或者拉丁字母开始的。文学文本中的这些语言符号,如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所述,既是情感的符号,又是形象的符号。正因为如此,读者对语言形式加以接触和浏览,一句话,加以阅读,实际上就是通过语音、语义、语法等各个层面,对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情感和形象内容加以感知。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阶段,是阅读阶段,也是感知阶段。比方说,我们看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初读之下,便对其中的主要人物白嘉轩和鹿子霖及其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纠葛,大致有了了解,而且,从字里行间也能约略地体会到作家所持的情感态度。我们的这种对形象的大体了解和对情感的约略体会,就是所谓的阅读感知。

再看感受复现阶段。在阅读感知的基础上,读者一方面把他所体会到的文本的情感内容与自我的内心需要,与类似的情感记忆相联系,酝酿出一种模模糊糊的情感;另一方面,又把他所了解到的文本的形象内容,与自我的人生体验,与类似的形象积累相联系,复合成一种隐隐约约的表象。在这时候,文学欣赏就已经由阅读感知阶段转入感受复现阶段了。随着阅读感知的反复进行,读者的情感活动和表象活动也一步步地趋于深化。如果说,表象活动深化的标志在于,读者对文本内容开始有了由表及里的认识的话,那么,情感活动深化的标志则在于,读者对文本内容开始有了由此及彼的想象。通过认识和想象的交互作用,读者逐步领悟到渗透在文本情感当中的思想和包含在文本形象里面的概念所在,并且进一步用这种思想和概念,来校正自己的情感活动和表象活动;与此同时,读者又不断地发掘自我的内心需要以及相应的情感记忆,不断地调动自我的人生体验以及相应的形象积累,并且进一步用这种记忆和积累,来补充自己的情感活动和表象活动。正是在这样的交互作用下,读者的情感渐渐地由模糊变得明朗起来,表象也渐渐地由隐约变得清晰起来,从而构成为对于文本的情感和形象内容的一种复现。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阶段是感受阶段,也是复现阶段。还以《白鹿原》为例。我们在反复地阅读和感知这部小说以后,原先对白嘉轩、鹿子霖等形象仅仅只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现在,则由于我们已经领悟到了这些形象的概念内核,而且把这些形象跟我们熟悉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这些形象在我们的脑海里便一下子显得清晰了。不仅如此,原先我们对作家所持的情感态度仅仅只有一个约略的体会,而现在,则由于我们已经领悟到了这种情感的思想内涵,而且又在这种情感中注入了我们自己的内心需要,因此,这种情感在我们脑海里便一下子显得明朗了。我们的这种情感活动和形象表象活动,就是所谓的感受复现。

然而,话还得说回来。读者脑海里产生的情感和形象,作为对文学文本情感和形象内容的一种复现,二者仅只是大体类似而已,而不会完全类同。这是因为,读者进行情感和形象活动,一方面,固然要以文本本身的情感和形象内容为蓝图,为依据;另一方面,又必然要有读者自我的内心需要和人生体验的加入以及参与。而读者作为独立的个体,其内心需要和人生体验,无论与作家自我的内心需要和人生体验如何类似,也绝不可能完全类同。正是缘于此,这才使得读者的情感和形象与文本的情感和形象,同而有异,似又不似。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这才把读者的情感活动,称为情感的再体验;把读者的形象活动,称为形象的再创造。西方有句谚语,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也说,《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民国人所想象的往往是“剪头发,穿印度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7]。他们在这里强调情感再体验和形象再创造同中有异的一面,即所谓主观差异性,自然是有道理的。然而,也需补充一点,尽管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尽管不同人心目中有不同的林黛玉,但他们毕竟是哈姆雷特和林黛玉,而不是霍拉旭和薛宝钗。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情感再体验和形象再创造异中有同的一面,即所谓客观一致性。全面地看待问题,应该说,读者的情感再体验和形象再创造,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是主观差异性与客观一致性的统一。

2.文本意义的合理误读

当读者以各自不同的主观视角,对文本的情感和形象内容,在主观差异性和客观一致性的统一中,进行既因人而异,又凡人相通的具体化复现时,其中实际上已经包含文本意义误读的因素了。美国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鲁姆在其所著《影响与焦虑》一书里,明确地提出“影响即误读”的命题,意思是读者受文本的影响,是通过误读实现的。这番话多少失之偏激,但也说明,意义误读之于文学欣赏,确实并非个别现象,它作为创造性解读的重要一环,与情感和形象的具体化复现相伴随,是一种带规律性的普遍存在。因为读者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对文本的理解,永远也不可能与作家赋予文本的原意完全重合。如果说,英加登所谓的“虚假的具体化”是绝对的,那么,他所谓的“恰当的具体化”则是相对的。因为要完全按作者的原意来复现文本的情感和形象内容,既无必要,又不可能。以上我们说过,文本是一个具有未定性和多义性的召唤结构。读者的误读,实际上也就是他们基于各自的期待视野,对文本所做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意义阐释。有人(如英国作家王尔德)因此而把读者的文本解读视为“灵魂的冒险”,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即便是读者的误读,也应具有合理性,需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那些彻底背离文本、完全自由发挥的叛逆性误读,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是不可取的。合理而有限度的误读,应该是读者对文本潜在含义的富有创造性的理解与发挥,它既不受文本或者作家创作谈之类的束缚,又在原文基础上提出了某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新解与异义。而这一点,正如上一个环节所讲的情感和形象内容的具体化复现一样,无论从哪个意义上,都应该被视为读者在文学欣赏中的创造性的高度发挥。

在文学的接受史上,围绕着误读,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是:读者的文化素养越高,主体性越强,其误读的可能性往往也就越大。例如毛泽东便是如此。他主张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从中了解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这是人所共知的。对于这样的误读,我们虽然不必完全认同,但似乎也无须视为谬论。因为毛泽东本人,从他作为政治家的特定视角出发,为此作了大体上能自圆其说的论证。毛泽东读《西游记》,产生的感受也多有与众不同之处。他就该书第28回,专门写了一个批语: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8]

正是基于对《西游记》的如上误读,毛泽东不同意郭沫若在看了戏曲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后用七律诗的形式、对唐僧所表达的意见:“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千刀当刮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他在和诗中认为: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相对于郭沫若的情绪化的意见,毛泽东的看法似乎更符合他本人从《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所一以贯之地坚持的对于敌、我、友的政策,因而也就更富于政治性和策略性。

当然,碰到像毛泽东这样主体性极强的读者,对他们的误读,必须一分为二地加以看待。如果其误读属于合理性误读,不管你是否赞成,都可以存而不论;反之,如果其误读已经超越了合理性的尺度,就不能盲目认同和跟随,而应该有所分析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