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学作为人学的一般本质和文学的源流关系

1.文学作为人学的一般本质

以上，我们分别从文学的反映对象和文学的反映者两个方面，讨论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文学的反映对象而论，我们说，文学是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其中主要是人的精神和感情生活的反映;其次，第二个方面，就文学的反映者而论，我们说，文学又是作家对人与人的精神和感情生活的心灵化的能动反映。

如果把上面的有关表述加以简化，前一方面是说，文学的反映对象是人;后一方面是说，文学的反映者也是人。因而，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讨论，归结到一处，文学不就可以理解为人对于人的一种反映吗?在这一说法中，第一个“人”，指作为反映者的作家，无疑是个体的人;而第二个“人”，指作为反映对象的人的生活及人的世界，应该是以类的方式存在的群体的、社会的人。而且，我们在诠释反映的概念时，说反映在哲学里指认识，而一旦用于文学，则主要是感应、感受的意思。缘于此，如上将文学归结为人对于人的反映，从表达的准确性考虑，到这里，就须进一步补充并修正为:文学是人对于自身及其族类的一种基于人性的生命感应与感受。由于此处讲的感应与感受，广义上都属于人的意识的范畴，所以，文学究其实，乃是人对于自身及其族类的意识，即所谓人的自我意识。而这一点，恰恰正是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中的要义所在。

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盛传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提出来的。但经俄罗斯学者多方查证，在翻阅了《高尔基文集》和所有相关的文献资料之后，确认高尔基不曾说过类似于文学是人学一类的话。其实，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到底是不是由高尔基提出，这一点并不特别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命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文学的实际，或者说它到底有多大的真理性。正是在这一被我们称为关键的地方，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由于它对文学总体把握的正确，而显示出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们之所以这样讲，当然，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是因为文学的反映对象是人。钱谷融先生在1956年写《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其切入点就在于此。后来，围绕着钱先生的文章所展开的争论，其着眼点也在于此。但是，在今天重新审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时，我们发现，这一命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文学的反映对象是人，也不仅仅在于文学的反映者也是人，因而像上文所表述的，文学是人对于人的反映。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最关紧要处在于，它抓住了文学对人及其族类充满温暖的关爱，对人生存状况的关切，对人之为人的人性的关注，对民族、国家乃至于全人类的历史命运的关怀等等，表达了一种建基于人道主义的人文精神或人文观念。我们认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最大意义应该在这里。

我们在本章一开始，曾经以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把文学定位于社会意识的层面。这样的定位，自然是正确的。但是，为了凸显文学的人学特征，可否在此基础上更细化一点，把文学当作社会意识中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或人文观念)来看待呢?我们以为是可行的。据《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关于“人文学科”这一条目的解释:

人文学科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知识领域，即人道主义的知识领域。例如，它研究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表现，从而形成了有别于科学的范围。

“人文学科”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学科: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以及含有人道主义内容并运用人道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23]

文学作为人学，以其对人自身及族类的关爱，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切，对人之为人的人性的关注，对民族、国家乃至于全人类的历史命运的关怀，体现的正是《大英百科全书》把它当作构成“人文学科”的标志的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因此，尽管在通常的反映论中没有论及人文意识，但我们却完全有理由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一般社会意识的人文意识加以定位。

如果把上述的这样一种定位贯彻在反映对象和反映者的关系里，那么，文学作为人文意识，一方面，它是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主要是人的精神和感情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这种反映又不能不通过作家心灵化的创造，通过想象和幻想来完成。从前者推论，文学的反映，要受社会生活的客观现实的决定和制约，有其非反映不可的必然性;从后者推论，文学的反映，又要由人的想象和幻想来创造，又有其可以这样反映也可以那样反映的自由，亦即能动性。文学作为人文意识的一般本质，就在于反映社会生活的必然性和能动性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之中。

这里，必然性是第一位的，能动性是第二位的。说到底，所谓能动性，不过是人的心灵的创造性，在对必然性的尊重、适应和认识的基点上所作的充分发挥而已。要说二者统一，能动性只能统一在必然性之中。由此就要求作家，任何能动性的发挥，任何心灵的创造，不管是想象，还是幻想，都必须从客观现实出发，尊重和依据社会生活。海涅说:“巨人安泰只有在脚踏着母亲大地之时，才坚强无比不可征服，一旦被赫库勒斯举到空中，便失去力量;同样，诗人也只有在不离客观现实的土地之时，才坚强有力，一旦神思恍惚地在蓝色太空中东飘西荡，便变得软弱无比。”^[24]这是海涅的经验之谈，也可以作为所有作家认识文学的一般本质，处理反映社会生活的必然性和能动性关系的共同准则。

2.文学的源与流

弄清楚了文学作为人文意识的一般本质，回过头来再看文学的源流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社会生活既然以它的必然性最终地决定和制约着文学的整个反映过程，无疑是文学的源泉所在;作家的心灵(包括由这种心灵所创造的形形色色的精神产品)，尽管在文学的反映中有其不可忽视的能动性，但相对于社会生活而言，它们只是流，而不是源。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论述，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是最明确、最彻底的，因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说: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从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25]

对毛泽东在以上所作的关于社会生活是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一论断，应该着重地理解下列几点:

第一，从事文学反映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反映对象、反映动机，以及作为反映者的作家本身，都是由社会生活提供和造就的。离开了社会生活，反映对象固然无从说起，反映动机也无以产生，就连作为反映者的作家本身也都无法存在，所以，也就谈不到文学反映了。所谓“源泉”，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文学的源泉只有一个，不能有第二个。除社会生活而外的其他方面，如作家的才能、灵感、创造性和其他心灵因素，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学作品，这一切对于文学来说，固然有很大的作用，但这个作用绝不能与社会生活对于文学的最终决定作用相抗衡。因而它们不是源而是流。所谓“唯一”，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社会生活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存在并且运动。从空间上看，社会生活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是一个无限广大的整体;从时间上看，社会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社会生活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这种无限性，决定了它作为文学源泉，有丰富多彩、不可穷尽的好处。所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既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原则性，又体现了辩证法的灵活性。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学观，它在文学的源流关系问题上，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文学观，以及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文学观，彻底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