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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困境，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已经成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和发展各自的优秀传统，如何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来说，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更是世人所共同瞩目的对象，如何在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文化思想异彩纷呈的今天保存其价值、发挥其作用、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更是值得广泛研究的。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化一直是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字眼，曾掀动着几代中国人的心扉。自从我们的先辈一接触到它的时候，理论界就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其主要内容是中西、新旧之争，其焦点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百多年来，这场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直至今日亦未彻底解决，每当政策的开放程度发生改变，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就会掀起一次波澜。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的关系及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等进行一番探讨。

1.现代化的概念

关于现代化的概念，说法颇多。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可以指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后所处的状态(完成现代化进程后的状态)，也可以指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所处的状态。由于人们对世界先进水平有不同的认识，高度发达工业社会内部也存在许多弊端，而且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所以对于这种界定理论界异议颇多。许多学者发现，用经典现代化理论解释发达国家18世纪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叶的发展进程是合适的，用它解释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也是合适的，但用它解释发达工业国家将来的发展却不合适。可以肯定地说，工业社会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驿站，那么发达工业国家今后的发展过程是什么呢?

对此，“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1998年，中国学者何传启发表了《知识经济与第二次现代化》一文，随后又出版了《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一书，全面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从人类诞生到2100年，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分为工具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时代等4个时期，每一个时代都包括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过渡期等四个阶段，人类文明进程包括4个时代16个阶段;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变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的转变是第二次现代化;文明发展具有周期性，知识时代不是文明进程的终结，而只是一个点，将来还会有新的现代化。这一理论，不仅成功地解决了经典现代化理论面临的困境，同时也化解了后现代化理论的困境(现代与后现代化的矛盾)，而且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提出了全新的解释，预测了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它从广义上讲是指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大发展，是以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根本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再到知识经济社会以至未来社会的大转变，是使现代化意识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革的过程。从狭义上讲则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以工业革命或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阶段及状态。因此，从其广义概念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化理论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从其狭义概念来看，则更偏向于经典现代化理论。

对我国来说，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尚未达到高度的发达阶段，传统农业文明也尚未完全完成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因此，我国当前所强调的现代化，应偏重于经典现代化理论所称的现代化的理解，这才符合我国的国情。

2.现代化理论的逻辑结构及其特征

(1)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

现代化不是单一的某个领域的现代化，而是社会各方面的现代化，既包括经济政治的现代化，也包括文化的现代化。而且一国的现代化必然要扎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受其制约。恩格斯曾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曾说:“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文化因素和经济、政治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对经济、政治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反作用。现代化必然需要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是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不可逾越的阶段。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而闯入现代化，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越过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而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是题中之意。

对此，我们来回顾一下早期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具有历史特殊意义的运动其实也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当时西欧一些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萌芽时期，由于强大的封建王权统治和经院哲学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文艺复兴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反对封建神学世界观的机会，它的意义远不在于对发掘出的古典文化的鉴赏和追求古典时尚。目的在于古为今用，创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并以此作为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开辟道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它主张社会生活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这是对中世纪以来经院哲学提出的“神学主义”的最大的蔑视和摈弃。人文主义者主张发展科学文化，反对教会的愚民政策，他们相信人的力量，主张发挥人的才能去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号召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可以这么说，正是文艺复兴运动拉开了资产阶级步入现代化的序幕。

(2)现代化最根本的表现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

按照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现代化指的是人类由传统农业文明向更高的文明状态的转化进程及状态。而社会的转型、历史的前进无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现代化的根本特征自然体现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上。

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欧、亚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了解到。英国是欧洲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国家。15世纪末，国际贸易中心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使英国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为了扩大毛纺品的生产和出口，在英国农村推行“圈地运动”(也称之为“以土地换羊毛”)。“圈地运动”使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遭到破坏，它迫使大量农民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马克思曾称之为“羊吃人”)，并影响到封建国家的税收和兵源，因而，激化了农民同地主、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矛盾。但从另一角度看，它有利于破坏旧的生产关系，有利于扩大资本主义手工作坊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建立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初期的现代化形式从反面表现出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亚洲，日本最先踏入现代化进程。从德川幕府末叶起，日本通过留学、洋学开始吸收西方文化，明治维新后推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并提出“脱亚入欧”(脱离亚洲文化，进入欧洲文化)的口号，从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艺、科学技术等方面以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吸收了西方文化。同时，日本在坚持天皇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按照欧洲模式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

(3)现代化还表现为各种制度和管理，以及人的精神状态、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品格等等观念的现代化。

早期的现代化并没有把它们糅合到一起来加以研究，实际上这些都是现代化的软件范畴。现代化必须要有明显的制度特征，这种特征的主要标志就是建立起新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管理及各种观念的现代化都是受制度现代化制约的。魏源可称得上是我国近代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人士，同龚自珍、林则徐等一样，他主张“经世致用”。他继林则徐的《四洲志》辑成《海国图志》，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和风土人情，系统地触及到向西方学习这一重大课题。他痛感投降派误国、鸦片战争失利的现实，响亮地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转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的口号;主张把外国侵略者和他们掌握的科学技术区别开来;希望国人从麻木不仁、夜郎自大的昏睡状态中醒悟，学习西方，学习外来的新鲜事物，有效地抵御外侮，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他甚至疾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魏源的这些思想和观念，是积极向上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是由于它是突现在一个非常昏暗、古老、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中，环境因素极其复杂，因此，难以在国人中激起“振聋发聩”的火花。此外，我们还注意到，管理现代化是西方工业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管理模式的选择是和人们观念更新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对企业管理的认识仅限制在单一的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和成本管理。到了30年代，特别是二战以后，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业组织的调整以及信息业的发展，人们对企业发展的各种因素和各种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分析，把企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归纳为对企业外部产生各种机会的利用能力和企业自身调动职工积极性的能力两个方面，说明观念发生了变化。随之，管理模式发生了“突变”，由过去单一的平面管理转变为立体交叉的战略管理，使现代化管理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

上述表明，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它是一种文化、生产方式、制度、管理以及各种观念交织在一起的混合体。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由表层深入里层。现代化是一种渐进的、不断向前推演的过程，它既不会由于人们最初的彷徨、惊异而停止下来，也不会离开现实超越时空，现代化必须根植于传统之中。

传统文化现代化也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意在消除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在原有的社会背景及生存境域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和文化间存在着的紧张和对立，使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性，并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真正基础和动力。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时代剧变的大潮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震荡，于坎坷曲折的道路中艰难地一步步向现代化迈进。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程，它始于19世纪40年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此时的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状况日益恶化，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处处表现出了无能与懦弱。在思想文化领域，西风东渐，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价值系统面临着的分崩离析的局面，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苦苦地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未来的命运，企图找到一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正确道路，以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但是，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步履和进程显得沉重而艰难。

一般来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程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84年中法战争结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步伐中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由拒绝西方科技到接受、学习西方科技

如果说鸦片战争正式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那么以龚自珍、魏源、冯桂芬为代表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则奏出了中国近代思潮的前奏。龚自珍首先以其犀利的笔触，向人们摊开了一幅“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的岌岌不可终日的社会图景:“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向年岁?”(《定庵文集·西域置行省议》)同时代思想家魏源，则在其《海国图志》中首次提出了反抗外国侵略的两大纲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具体的建议则是购置制造新式枪炮，学习西方“养法练兵之法”。继承魏源思想的是冯桂芬，冯氏在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祸乱后，看到了中国的“不如人”，他说:“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奇愤”。因此要“知其不如之所在”，以“自强”以“雪耻”。他提出要“博采西学”，要努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他第一次明白具体地提出在内政、外交、军事、文化方面的全面改革的必要性，指出中国“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校庐抗议》卷下《制洋器议》)因此要废八股文，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奖励科技人才，予以科举出身的优遇;要大兴水利，广植桑茶;要“复乡职”(扩大绅士的政治权利)、“复呈诗”(许人民用诗歌表达意见)、“改赋税”、“汰冗员”等。

简而言之，从龚自珍到冯桂芬，都已意识到封建的传统文化体系已经是穷途末路，他们的工作为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积累了大量的思想材料，开辟和指引着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新方向。他们称得上是中国近代思潮的“前驱先路”，是由封建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转型中的一座重要的桥梁。

2.从中法战争失败到戊戌变法结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步伐中的第二阶段，其特点是由学习西方科技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试图改革封建君主专制

1884年中法战争的失败，对于以“强兵”为主的洋务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强兵”不足以“自强”，因此转而求富国。这就是在19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强兵富国之说。但是中国的工商业发展一直是受到压制的，“农本商末”的思想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立国的原则。要富国，必须发展工商业，而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是封建的上层建筑——君主专制制度。因此，中国的开明人士在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同时，要求改革政治制度，上层的工商业经营者也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但他们的改革愿望只是乞求统治者恩赐一点有限的权利，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统治。因此，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一致主张中国采用与专制制度妥协的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他们在思想上依然抱定中国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不放，认为工艺科学以至政治制度都不过是“器”，并不是“道”和“体”。“道”和“体”还是中国“纲常名教”的“圣人之道”。实际上19世纪80年代的改良派在思想文化上还没有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分别开来。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发展，在19世纪90年代达到了它的高潮和顶峰，形成了一个质的飞跃，进入了完全成熟的时期。这就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代表士大夫知识分子利益的变法维新。康有为的变法重在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比前面的改良派更加明确、先进的政纲政策。但是，康有为毕竟是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的，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浸间在传统文化之中，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只是企望能在传统文化的旧瓶中装进一点不伤根基的“洋酒”。康氏一生主张“尊孔”，而且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掺入到他所宣扬的“孔教”中间。变法维新也是主张以不破坏君主为限度，就这点说，他从来没有越出传统的儒家学说的樊篱。

3.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五四运动之前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步伐中的第三阶段，其特点是由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到逐渐接受、吸收、引进西方文化

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发生重大转折。变法运动失败后，改良派本身起了巨大的分化，有的被吓得一蹶不振，从此消极;有的顽固地坚守原有的主张，寸步不前;有的则从血的教训中开始从思想文化上思考、寻找新的出路。这部分人，以青年知识分子居多，他们接受了改良主义的启蒙洗礼，无科第、无官阶、声名也不显著，而且其中大部分日后都去日本留学，如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太炎、朱执信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最早的一批活动家。辛亥革命的胜利，标明了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的成功。但是他们在反思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把目光投向了统治中国上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所以戊戌变法从文化史的角度讲，也标志着传统文化的彻底解体，同时也在寻求着中国新文化的重建。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已经意识到国民素质在政治改革中的重要性，重君轻民、从上而下的维新变法，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因此梁启超等人把维新运动转向了对国民的教育。他认为，决定社会政治的优劣在于国民文明素质的高低，低素质的国民，即使是明君贤相，也只能政明于一时;高素质的国民，即使是暴君污吏得逞于一时，国民亦可救国。这种转向，说明维新派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意识到要挽救国家、民族，必须输入新思想、新道德，以提高国民素质。

4.五四文化运动思潮兴起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步伐中的第四阶段，其特点是由接受西方文化到全盘反传统

在五四文化运动兴起和形成过程中，首先涉及到的便是人们在文化问题上所惯常采用的调和论的态度。这种调和论认为精神同物质是截然对立的，大凡物质的进步必然带来精神的堕落，而科学的倡明又会导致道德人心的沦丧。因此，持这种论调的人们便主张“一面开新”(发展物质)，“一面复旧”(维护国粹国故)，最终得出结论说，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在于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化去追求现代化，而在于“统整”传统中国文化去救济全世界。

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一与中国现代化相逆向的文化背景下勃兴的，也是在其激发和冲突中深入展开的。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文化旗手们，之所以那么敏锐地要与形形色色的调和论、折中论者展开论争，正是因为他们一眼就识破了隐藏在调和论背后的复古保守的态度和立场。陈、李慷慨直言，痛陈调和派不必拿什么折中的话来捣乱，胡适则联想到洋务时期的“中体西用”，以为调和论者不过是它的故伎重演，而鲁迅除写下了大量辛辣的揭露折中派的文字外，则更直接地从历史文化的演化规律的高度去反对调和论，确认文化的演进机制是“偏至”的，而不是折中的。基于此，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开始了其彻底反传统的努力。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的区别，不仅是类型和趋向上的不同，更本质地表现为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对立。陈独秀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宗法本位特征，去比较中西文化的异质，李大钊用物质生活的演进来确立中西文化相别的时代特征，胡适通过强调“科学”与“实证”，来揭发传统理学的虚妄和凶残，鲁迅则通过高扬主观意志和个性主义去揭发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都说明他们全面的反传统，是从传统文化的过时性和落伍性上切入的。因此，五四文化思潮从其基本价值取向上，第一次全面地从文化学的意义上将自己与传统文化真正地自觉地对立了起来，五四的反传统主义也就获得了整体的含义。

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片面倾向: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前者极力美化本国传统文化，后者彻底否定本国传统文化。这两种倾向，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它们都不利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近年来文化问题讨论的实际情况看，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是目前的主要错误倾向，其突出表现是极力贬低本国传统文化，积极宣扬外来文化的优越，要求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实行全面开放。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封闭性文化，甚至是属于“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的逻辑成了社会的逻辑，动物的逻辑成了人的逻辑”，它所“闪现的都是各种动物式的自然色彩”，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传统文化并非自古就有，也并非一成不变，它是在中国5000余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一个发展的、多元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干，汉族文化是由华夏族和夷狄族文化融合而成的，在此基础上汉族文化又同其他兄弟民族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国人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逐渐趋于一致，这正是中国文化内部开放的结果。同时，中国文化还在同域外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及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因素。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开放的、流动的，它不仅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而且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中国文化自先秦以来历经数千年，其中虽有历史积淀而成的恒常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时代精神，有着不断更新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文化能延续几千年而经久不衰。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百余年的半殖民地社会中形成的，它不能不被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正如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可以区分出精华和糟粕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并非尽善尽美，它的糟粕是不容掩盖的。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采取极端的民族文化中心主义态度，一味地吹嘘和美化，那是完全错误和极其有害的。而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采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态度，一概地贬斥和丑化，那同样是完全错误和极其有害的。

尽管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对于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一切优秀内容，我们不应该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该进行认真的学习，这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规律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大量存在的腐朽及丑恶的内容，更不应该用令人目眩的物质文明成就来掩盖这些内容。例如，在美国文化中，既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教育和文化设施，又有强调独立性反对依附性、重视现实讲求实际、赞赏创造性奋斗精神反对墨守成规不求进取的价值观念，这些都应该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化内容。但在美国文化中同时还存在着大量腐朽观念和丑恶现象，且不说尽人皆知的吸毒、赌博、卖淫和高犯罪率，仅就文化心理形态来说，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蒙昧主义，以及各种变态心理和颓废思想，正在给美国社会带来深深的危机。不承认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腐朽一面，而对它作全面肯定和美化，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有极大危害的。

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西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后果，使之在取得科技发展的同时，却陷入了传统美德荒废和生活意义丧失的困惑，这种“无家”可归的精神状态，使西方人一度迷失人类进步的合理性目标和方向。这种状况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现代化思想历程的参照系。近百年来，中国也一直被现代化与历史传统的矛盾问题所困扰。在现代化思想史上，东西方类似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轨迹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如何科学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注定会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

1.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看，“传统”与“现代”实为一个有机整体

过去我们常常简单直观地理解“传统”，往往把传统归结为历史的“过去时”，传统是已消失的存在，现代才是真实的存在。这种看法的思想根源是把传统视为实体性的存在，把生成某一传统的时代及生活其中的人的消失等同于传统的消亡。持这种观点的人自然不会去重视传统与探寻传统，更无法理解与现代和未来的有机联系。传统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传统中的“传”是人类历史的延伸、延续、承袭。传统中的“统”是传的精神整体。古人是在前人所创、主导人伦、后人继承的意义上理解所传之统，把“统”作为文明与发展的方向。把“传”与“统”的含义结合起来，传统就是人类生活中前后相继，主导人类文明的文化灵魂与精神整体，是在历史进程中延伸着的思想纲领和生活主题。传统对于人类来说，发生于过去但却永恒地生成于现在和未来，显现于日常生活但却深藏于人的本性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与现代实为一有机整体，体现为共时性关系，而非历史上的时间先后关系。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对现代化具有建设性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

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原型的“天人合一”观念，对于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危机有着不容忽视的范导和启示作用。

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文化中，“天”、“人”关系并不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天和人并不对应于客体和主体，因此它不是一个知识论框架。在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意味着人道顺应天道，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本体澄明之绝对境界。这种境界使人的存在获得了诗意，即“诗意地栖居于世”。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中，那种西方文化的戡天役物的知识论取向将受到根本的抑制和消解。在“天人合一”的模式下，技术有可能走向诗化或艺术化。技术的艺术化，或许是技术摆脱自身异化的一条可能的途径。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也有“技术”，但它本质上就像《庄子》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所谓的“因其固然”、“依乎天理”，超越了功利的态度和对象化的视野，达到了一种“自律”的状态。倾慕东方智慧、特别是欣赏并认同老子哲学的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在海氏看来，只有使技术艺术化，才能使技术不仅是手段和工具，而且是“一种解蔽方式”。他认为，同古代技术相比，现代技术作为一种“自然”的“展现”方式，则并没有使人远离“大地”。这种取向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相贯通。可见，如果把“天人合一”的文化原型贯穿于现代化的技术方式之中，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有可能得到改善和优化。也许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一个建设性的方面所在。

其次，在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现代化也不失其积极价值。

我们知道，现代化是以商品经济的广泛社会化为其历史前提的。商品经济一方面使得人的利益相互独立，另一方面又使得人的利益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因此，在商业社会，人的道德感和伦理意识受到遮蔽。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是“重义轻利”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中国文化历来崇尚的观念。这一价值取向有助于抑制商品经济所诱发和强化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从而与商品经济形成一种两极之间的必要的张力。这有助于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人格的健全和社会发展的均衡。这一点，已经由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实践所证明。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相反，它也有其内在的张力结构。例如，齐鲁文化就是具有不同风格的两种文化传统。由于“齐在海滨”，齐国的商业比较发达，所谓“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这种商业传统孕育了齐文化的功利追求、革新精神和开放意识。与此不同，鲁文化则典型地体现着以血缘关系为枢纽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它以农业经济为其内在基础，从而表现出浓厚的伦理本位主义和封闭保守的特征。在“义”与“利”的关系上，齐文化更侧重于“利”，而鲁文化则更侧重于“义”。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核的齐鲁文化，经过“扬弃”，有可能成为现代化的有益的精神资源。一方面齐文化传统有助于人们培养一种正视物质利益的意识，培养一种改革开放的意识，从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另一方面，鲁文化则有助于人们培养一种健全的人格意识和深沉的道德感，以便使人们在商业活动中的功利行为能够始终受到道德规则的内在约束，而不至于在“物”的“沉沦”中丧失自己的灵性和德性。事实上，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化也越来越需要“儒商”式的人物，那种靠践踏德性而发财致富的做法，将变得越来越无效。现代化对儒商的呼唤，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潜在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

3.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证明传统文化对于促进本国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英国是现代西方国家中最早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国家之一，众所周知，它同时又是西方国家中保存传统文化最多的国家之一。发生在17世纪中叶的革命，没有割断向近代发展的英国同它的传统文化的联系，革命后的英国在外表上几乎一切都照旧。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都保存了下来，旧日的司法制度也保留了下来，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时至今日，国王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依然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作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在社会发生危机和国家遭到威胁时，国王甚至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和作用。再说，英国在教育方面保存的传统也是十分显著的，例如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至今还保留着很多11、12世纪创建时的制度和风格。在英国，保存传统文化的事实是不胜枚举的，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它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相反，这些传统的保存在一定程度上还保证了英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日本，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它在保存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表现，比英国更为突出。今天没有谁能否认日本的现代化发展的水平。然而，即使在现代化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今天的日本，古老的传统文化依然大量地存在，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不少古代中国的文化现象，在今日中国的土地上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现代化的日本却还能见到，而且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在日本人的家族和家庭生活中，长幼辈之间，夫妇之间，兄弟姊妹之间，依然保存着许多古老传统的关系，这种关系扩而大之甚至成为今日维系日本民族团结的纽带。事实证明，传统文化的部分保存，并不妨碍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化的实现，重要的是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同其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传统密不可分。19世纪初，德意志民族处于政治、经济的四分五裂之中，几十个小王国各自独立，当拿破仑的军队到来的时候，这些德意志国家根本无力抵抗，只能纷纷跪倒在拿破仑的宝剑之下。就是在这时候，德意志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提高德意志民族的自信心，要实现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必须从发掘德意志的传统文化和建立德意志的文化传统着手。代表资产阶级的开明政治家巴隆·冯·斯泰因，在1819年筹集起一笔巨款，建立德意志历史学会，组织一批历史学家专门整理和出版中世纪的德意志史料，用传统来激发德意志人的民族自豪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振兴民族文化的口号下，普鲁士创立了柏林大学，集中了一大批德意志学者，树起德意志民族文化的旗帜，有力地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的发展。整个19世纪，有远见的德国人都在致力于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事业，正是这一事业的成功，既保证了德国统一的实现，又保证了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德国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越高，就越能发掘并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且也越是珍惜自己的传统，一个国家对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尊重程度，正在日益成为这个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是否达到高水平的标志。

1.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动力因素

(1)经济全球化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外部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外部动力，来自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击和碰撞。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文化发展角度看，其作用有正反两个方面:

首先，积极的正面作用主要是:①全球化拓宽了文化的视野，推动人们从全球(世界)的视角审视自身，构筑新的文化形态;②全球化强化了“文化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观念，提高了人类整体文化意识;③全球化缔造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各民族文化借助全球化的有利时机，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发展自身，从而形成了更具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多元文化。

其次，全球化也对文化产生了消极的效应:①全球化带来的各民族文化的普遍相关性，促使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影响、依存、冲突和斗争日趋明朗化、激烈化;②全球化促进了文化更新加快，使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们普遍感到无所适从，对传统文化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加重;③全球化使精英文化的地位一落千丈，造成了大众文化的泛滥;④全球化使在经济等方面具有发展优势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本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甚至时时出现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主义的现象。

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趋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吸收外来文化、更新和发展自身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遇;另一方面又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痼疾暴露无遗，带来了全方位、多层面的挑战和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使之陷入了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唯有紧跟时代的脉搏，加快向现代化更新的步伐，方能在潮起潮落中“稳坐钓鱼船”。

(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其中最根本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线和主脉的文化，儒家思想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内涵，即高扬道德理性主义的人文精神以及追求和谐与秩序统一的理想目标。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又往往以此为基本内核衍化出许多具体的文化意识形态。儒家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值得肯定其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面。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取得的显著成果，自然有传统文化的一份功绩，人们还常援引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来旁证中国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性。韩国学者金日坤曾就儒家文化对韩日经济的作用有过如下概括(是否值得商榷在此不去讨论):①集权化的儒教秩序维护了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的整体性;②忠孝一致的儒教家庭主义行为模式有利于企业的集团管理，消除劳资对立;③健康的劳动观和耐劳精神是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④儒教修身立世的传统使人们乐于学习、接受教育，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吴光远教授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所体现的强大生命力:①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植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是根是本，是建设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去挖掘，寻找活水源头;②优秀的传统道德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传统道德教育结合革命传统教育可以振奋我国的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可以丰富社会主义道德的内涵，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成为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可以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③传统文化中的义利并举、德法互补、以民为本等若干重要思想于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要求的十大冲突

(1)传统的垂直隶属型社会结构同现代化的网络型结构的冲突。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垂直型的结构，其基本特征，一是从形式上看，从下而上层层隶属高度集中，从而作为社会结构内部的组织单位和个人失去他所应有的自主权和独立地位，整个社会缺乏动力;二是在它的横向上看，由于它实际发生联系的是一种从上至下的垂直关系，因而横向关系有名无实，社会组织单位及个人之间由于缺乏实际的关联，从而使整个社会失去生机。这种传统社会结构既不是商品经济的产生物，又不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实际上是自然经济农业文明的社会结构形式，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一定要打破它、否定它和改造它。这种打破和改造，实际上又是肃清新民主主义时代应该解决而不曾解决的所谓封建主义在社会结构方面的影响的问题。破除垂直隶属型社会结构形式，代之以网络型社会结构，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必然结果。网络型社会结构要求整个社会如网络般组织起来，它不仅仅是从纵向上削弱垂直隶属性质，更为主要的，它是通过横向关系的真正确立，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组成单位和个人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利。这种要求不是将社会引向一盘散沙，而正是通过社会结构方式的重新整合使整个社会充满动力和焕发生机。但是，就我们的文化传统而言，却不能给网络型社会结构提供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方面的保护。恰好相反的是，在封建集权专制主义的历史土壤中酿就的文化，所要维护的正是这种专制大一统，而不是相反。应该正视的是，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格局在特定的民主革命时期不是被否定了而是在革命纪律和有关原则中被保留下来。因此，一旦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着手建立网络型社会结构，就必然会遇到这一固有传统的反对。中国文化传统不能为建立网络型社会结构提供思想武器从而使自己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现实要求发生严重冲突。

(2)中国传统的贵贱等级原则同现代化社会的平等原则的冲突。

现代化社会之所以要求平等原则的贯彻，是因为现代化社会是以商品经济为内容的社会，其一般社会关系的原则当然就应该反映作为商品交换的平等原则，从而这一原则也就自然成为社会整个关系的一般原则。它受中国现代化经济生活要求的制约，同时又反过来为这种经济生活服务。相反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般社会关系原则却是所谓礼的传统和规范，即所谓“尊卑有序，贵贱不衍”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意识中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相反，却在“加强纪律”、政治化的一元社会结构中得以保留和发展。这种贵贱等级关系原则原本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反映的是自然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某种原因，这一关系反映了封建时代的人对自然物(土地)的依赖关系，从而表现为人的自主性的丧失，所以它从根本上来说排斥了平等原则。并未加以改造但却得以保留下来的这种反映着血缘宗法观念的人身依附关系原则与中国现代化事业所要求的平等原则水火不容。因此，如果依照传统的文化精神去涉足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势必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建设。

(3)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科学价值观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说绝对地以道德文化为显著特征，道德的力量非常巨大，以至于社会可以不靠武力不靠宗教，乃至不靠法律而维系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大一统”局面。以德治天下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把道德作为最高价值的传统价值观，有其合理的、有益的一面。重视道德可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崇尚道德，使中国获得了“礼仪之邦”、“温文尔雅”的美誉，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道德遗产。但是，以伦理原则为绝对价值尺度，以它作为衡量一切事物、行为的第一标准，就会走向极端，与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标准相冲突;其次，把人世的伦理道德原则绝对化，也就贬低了真理的意义，影响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科学探讨，妨碍了科技的发展;再次，道德尺度绝对化，易于使法律观念淡薄，使人治政治排斥法的权威;最后，这种道德意识“越位”、“扩张”的结果，便使中国文化带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僵化性和只向道德方面着力的单向性。而现代文化，随着国际交流和交往范围的扩大，每个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都处于开放状态之下，人们不再盲目地追随某一先验的文化模式而要求打破某一文化一统天下的刻板局面，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如此种种，说明不改造这种道德至上观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4)整体直观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知识论的冲突。

思维方式问题，是处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核心的问题。就整个文化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中那种重视逻辑分析来观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表现得很不充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重从整体角度把握事物，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统一，并且崇尚以经验为基础的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这表现于主客体关系时，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在于体悟，而不是明晰的逻辑把握。中国古代传统的整体直观思维只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具有直观性和模糊性。它虽然强调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做总体性的把握，但这种整体性认识不以对整体各个细节的清楚认识为基础，所依靠的只是人的直观能力。结果，虽然认识到事物的普遍联系，但不能较正确地把握具体事物的性质和事物间的具体的联系方式，因而不可能真正把握世界的总体，它往往不重视对事物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这很不利于我们向现代科学的过渡。从科学发展来看，没有科学的实证精神是不可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整体的，不经过“点”的分析而去把握事物的全体，总带有猜测、独断的色彩。对对象的认识模糊而不明确，其结论会有很大的或然性。

(5)缺乏民主的传统与现代民主精神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什么没有民主传统，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与西方比较来说，中国的古代封建制度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系统的惯性显得特别大，走向民主的道路也格外漫长。第一，封建经济高度发达使封建王朝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为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提供物质保障。中国没有一块让市民自治政体生长起来的空隙之地;第二，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所仰仗的两支力量——军队、法庭、官僚机构等物质力量和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等精神力量是高度统一的，这对民主力量的形成和发展非常不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封建专制主义坚强有力的统治和沉重的剥削阻碍了市民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总之，充分发达的封建专制制度为封建主义提供了物质、制度、思想文化各方面的有力支持，阻碍了民主力量的发展。它的突出表现:一是家长制传统;二是尊官贵长的权威主义传统;三是人治传统。缺乏民主的传统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更加缓慢。

(6)根深蒂固的国民品性与现代人格的冲突。

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民性”问题是中国文化问题讨论中的热门话题。其中鲁迅先生以小说的形式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揭露，试图“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在鲁迅笔下，这个集懒惰、怯懦、散漫、迟缓、守旧、屈服于旧势力等不良习惯于一身的阿Q成了某些中国人的典型写照。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提出中国民族品性方面的十个特点: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与残忍、韧性与弹性、圆熟老道，他认为这些特点，大多是由民族文化陶铸而成。从20世纪20年代到当代，人们所说的国民劣根性，大都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小农经济养成的不良习惯，如愚昧、守旧、怯懦、盲从、散漫、迟缓、安土重迁、没有时间观念、没有效率观念等等;二是封建专制主义压迫下形成的不良习惯，例如:讲亲戚、重亲属关系、亲朋之间拉关系的风气，尊官贵长的风气等，以上这些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打破常规的懒惰心理、往往满足于一孔之见，不仅缺乏对未知事物的强烈兴趣和对新知识的渴望，而且懒于变革，“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现代人有创造、革新精神，能够不断向未知领域进军，不断地弃旧图新，不囿于传统成见，包括对各种价值的容纳和欣赏。而有因循守旧思想和习惯的人，与上述现代人的要求格格不入，这就会与现代化所要求的革新精神发生严重冲突。

(7)竞争与中庸信条的冲突。

倡导竞争之所以成为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口号，原因就在于竞争带来繁荣，竞争带来进步。相反，如果维护平均、吃大锅饭，只能导致贫穷落后。所以，竞争完全符合现代化的要求，人们只有通过竞争来激发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高度发展。没有竞争，死水一潭，只能捆在一起受苦受穷，它正是现代化事业所要埋葬的东西。但是，中国文化传统却倡导“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把“过犹不及”的中庸观作为自己的忠诚信条。这一信条由于把不偏不倚、不过又能及的“致中和”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道德境地，因而它是极端排斥出头、先富、冒尖、竞争的。这同现代化要求的冲突是极为严重的。

(8)创造需求和保守心理的冲突。

我们所要进行的现代化事业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开拓和创造。这不仅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事业前无古人，而且还因为我们先前业已酿就的僵化模式已经束缚着我们前进的步伐，因而必须在开拓和创造中打破它。所以，中国现代化唯有在开拓和创造中才能实现，不仅社会团体，而且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以创造为自己的责任，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创造新生活开拓新道路的潮流。在这里，任何因循、守旧、陈规、固执和保守都将因为与现代化要求格格不入而被抛弃。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民族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恰恰缺乏进取开拓和创造的人格特质。中国传统的追求和谐平衡的文化机制，曾经栽培了人们安稳、求中、捍卫和保守的心理习惯，养成了循古复旧的性格趋向。很明显，这种经过历史沉淀而成的保守型心理习惯和性格特征，跟现代化的创造型要求相距甚远。不能果敢地克服各种各样的保守心理和循古习惯，人们乃至整个社会的创造特征便无从展现，这是中国建设现代化所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

(9)法制社会要求与人治传统的冲突。

法制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使每个社会个体反映它自己利益的意志通过对社会关系原则的理解和把握以法制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主观个体的意志通过超越了他们自己的客观的形式体现出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人文明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这样的法制社会中，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国家、团体和个人，不仅对于社会以及与它发生关系的对象拥有一定的权利，而且对于社会以及与它发生关系的对象负有一定的义务。现代文明正是通过这种法制形式展现着和确证了人的正当权利。但是，中国作为在古老农业文明中浸泡过几千年的历史大国所具有的仅仅是人治的传统。中国封建时代虽然历代均有无数刑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但由于它是在“君权神授”的宗法专制主义的总制约之下，又加之“君子口出法随”的实际情况，所以，中国封建法制从本质上并没有脱出人治的窠臼，它是与现代文明的法制社会大相径庭的。实际上，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所实行的不过是王霸道杂之的贤人政治，在这种制度规范里，除了皇帝一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外，老百姓是无所谓权力而言的。所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正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规范，从而就整个社会而言，权利和义务便不可避免地分离着。现代文明的法制社会以其明确的权利义务统一论，将封建文明权利义务相分离的统治者随心所欲的人治本质揭露得一清二楚。这种传统是与现代法制社会以每个个体权利为根基的治世原则格格不入的，因而它在中国现代化的征途中起到了阻碍和反对建立现代法制社会的作用。人治传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之一。

(10)开放与封闭的冲突。

中国现代化应把开放作为使自己步入世界一体化发展的轨道的内在要求。历史证明，凡是能够自觉将自己纳入世界发展轨道的国家，其发展和进步就快，反之则慢。开放作为现代化的一个要求，实质上就是大力加强国家、团体、个人之间的交互发生的横向和纵向关系，从而正是在这种普遍的联系交往之中，国家、团体、个人才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发展自己，人类才能在各种不同层次的开放中获得新的飞跃。因此可以说，所谓现代化，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建立开放型的社会，造就开放型的人才。然而，我们的文化传统却正好是反对和抵制开放的。我们不仅有“夷夏之大防”的古老传统，曾经造成长期闭关锁国的孤立局面，它是“世界主义”的大帝国文明根据之一。而且我们的文化中，又一再确认敬畏和盲从的道德价值，从而造成民族过分内向的性格心理。这种夜郎自大自命清高的立国原则和洁身自好不敢出先的处世态度虽然自有其长处所在，但它发展到今天，却是在开放中走向现代化的天然屏障。开放与封闭的冲突于是构成中国现代化事业中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

自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被迫开始了向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的艰难转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交流网络化的大趋势已使民族文化赖以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不是孤悬于历史进程之外的。因此，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在当代就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有史以来惟一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先进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当前非常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要保证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传统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造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文化是民族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体，其先进性最集中最具体地表现在，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西方国家搞强权政治，其基本手段之一就是运用思想文化的方式干涉别国内政。如果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不能呈现强势状态，我们在国际斗争中就难以掌握主动权。因此，我们必须把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中来考察，放到整个世界的大局中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重视它、实践它，使之真正成为我们的精神力量、文化动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国内改革的深入和群众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我们的文化不前进就意味着落伍，不发展就意味着倒退。我们一定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增强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探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原则和根本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因此，即使是其中优秀的精华，也不能不带上时代的痕迹，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并非都是适用的。必须进行认真选择，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选择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真正有益和有用的东西。例如，中国人在长期的农业社会生活中养成了墨守成规和勤劳俭朴的习惯和作风，对于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墨守成规是必须反对和抛弃的，因为它是改革开放的障碍。但是，勤劳俭朴却是应该保存和发扬的，没有这种作风就不可能在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应依据一条基本的标准，那就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能否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当然在考察效果时，不仅要注重眼前，而且必须注意到长远的将来。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历史上全新的事业，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不能照搬来运用于今天的现实，我们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创新。在进行这种改造和创新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的精华放射出新的光芒。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脱离当代中国的国情来完成。“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错误的实质，就在于脱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脱离了当代中国的国情。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问题。它的提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它的解决，同样不可能依靠少数学者在书斋里找到切实的途径，只能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认真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创造出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国新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提出，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在当今的中国，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摆脱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影响而采取封闭的方式。没有中外文化的交流，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同外来文化的相互交流中，才能找到传统文化的弱点和不足，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和长处，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距，明确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目标，促使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很显然，一味排斥外来文化或盲目崇拜外来文化，都不可能有真正现代化的中国文化。

很长时间以来在现代化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种不被人们注意的理论误区，这就是:把传统文化放入理想中的现代社会，特别是比照着西方最发达的社会来考察。而不是把它放入具体国家具体的现代化进程中来考察，把居于现代化进程中最高目标的那些特质误认为是现代化进程中每一阶段都应具有的特质。在这种虚幻的、反差巨大的比照中，传统文化几乎一无是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种种对策，由于脱离了现实社会和文化连续体本身，最多也只能是貌似诱人而毫无实用价值的漂亮词句。所以正确的方式应当是:任何一个社会和民族在筛选和改造传统文化时，首先必须审慎地判定自身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具体位置，并切实地站在这一位置上来考察、分析、筛选和整合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所做出的选择，才有可能保证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现实主义基础上，与现实社会的其他特质充分整合。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完成这一伟业，有赖于我们做出多方面的积极探索。

1.直面历史，承袭传统文化优秀成果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本源根基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西化”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反传统”即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亦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历史是割不断的，传统与现代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任何发展只能是内在于文化传统的历史演进之中，文化传统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和灵魂。一旦脱离文化传统，任何善良的设想和行为都会获得相反的结果。因为人既是文化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存在，文化在历史中凝聚为思想与实践。这个逻辑表明人的确是传统的存在，是在传统精神的推动下自己发展自己的存在。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传统，同样也不可能有离开传统的人。从根本意义上说，传统是现代化的根基和发展的新起点。

直面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或精华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文化存在。传统伦理文化肯定精神生活的崇高价值;提倡个人向群体负责的义务感;重视人以及人的重要意义;珍惜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等等，这一切只要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对社会的进步都将产生积极作用。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发展，竞争机制引入经济和生活领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人际关系总不能也不会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利害关系。儒家讲的利义之辨、推己及人、敬老爱幼、先忧后乐、勤俭自持、廉洁奉公等，这些文化精华经过调整、转化是可以与现代化相契合相适应的，而且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也正是由于吸收和继承了传统文化精华的缘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直面历史，承袭和弘扬传统文化优秀遗产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根基。一个没有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的内聚力，正是一个国家能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保证和精神文化动力。

2.正视历史，剔除传统文化糟粕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历史的实践证明:抱残守缺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有所谓“国粹派”，他们视传统文化为一个不含糟粕的真理体系，认为拿过来就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甚至可以从中找到现代化建设面临问题的所有答案。实质上，这是与传统虚无主义相对应的传统绝对主义。因为任何传统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的混合体，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即所谓糟粕是客观的历史存在，不可视而不见;它对现代化建设的消极阻碍作用更不容低估。我们在迈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与精华相伴的糟粕也总是混合而来，有时甚至势头凶猛，但肯定是暂时的、浅薄而没有生命力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文化精华是永存的、丰富而深邃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尽管如此，文化糟粕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诸如平均主义、保守思想、否定个性的群体本位主义、家长作风和宗法观念、封建的等级特权思想、权大于法等等。这些文化糟粕与现代化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奔向现代化的征程上予以抛弃，中国的现代化大业必然会遭受历史性的损失。

3.放眼世界，熔铸具有现代性的新质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这种开放应该是真实的、全方位的。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的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共同的精神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毛泽东亦曾明确地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我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诸如四大发明等早就远传日本、印度及西方国家，并为他们所利用和改造。同样，别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我们也可以并且应当吸收和借鉴。历史上，我们对佛教的吸收和融合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我们不仅要吸收外国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义文化，而且要吸收外国进步的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只有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我国的文化才能在保持民族特质的同时，走向现代化之路并铸造出现代化的新质。同样，我们吸收的只是外国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对于其中的腐朽东西我们拒绝吸纳。诸如:极端个人主义文化、拜金主义文化、暴力文化以及色情文化等，我们坚决予以拒绝。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我们也应该将其与中国革命实践和民族文化特色结合起来，绝不能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地套用。

4.改革创新，积极主动构建合理的新文化体制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文化的兴衰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兴衰与否决定于能否创新。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上看，自我封闭，缺乏创新，固守僵化是文化走向没落与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古埃及文化、玛雅文化等。而中华民族文化绵延几千年不衰，除了中华文化的丰厚底蕴，还得益于其一定程度的吸纳和融合各种文化的创新能力。因此，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高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文化创新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初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我国的文化体制也应该走出自我封闭的模式并主动走向市场。这就需要政府在文化管理上从实际出发，运用有效的手段，进行积极的引导和规范。首先要充分地提高利用现代化大众传媒手段的能力，更多地借助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大众电子传媒提高宣传效率，尽可能地扩大覆盖面，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来传播法制思想、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高新科技对文化的渗入，也为精神垃圾的制造和流传提供了方便。为此政府还应该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加大对文化市场的监管力度，使文化市场竞争规范、有序，为我国新兴的各类文化产业在文化市场中大显身手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世界并参与世界文化建设，才能更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