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然性

1.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动力因素

(1)经济全球化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外部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外部动力，来自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击和碰撞。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文化发展角度看，其作用有正反两个方面:

首先，积极的正面作用主要是:①全球化拓宽了文化的视野，推动人们从全球(世界)的视角审视自身，构筑新的文化形态;②全球化强化了“文化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观念，提高了人类整体文化意识;③全球化缔造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各民族文化借助全球化的有利时机，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发展自身，从而形成了更具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多元文化。

其次，全球化也对文化产生了消极的效应:①全球化带来的各民族文化的普遍相关性，促使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影响、依存、冲突和斗争日趋明朗化、激烈化;②全球化促进了文化更新加快，使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们普遍感到无所适从，对传统文化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加重;③全球化使精英文化的地位一落千丈，造成了大众文化的泛滥;④全球化使在经济等方面具有发展优势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本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甚至时时出现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主义的现象。

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趋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吸收外来文化、更新和发展自身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遇;另一方面又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痼疾暴露无遗，带来了全方位、多层面的挑战和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使之陷入了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唯有紧跟时代的脉搏，加快向现代化更新的步伐，方能在潮起潮落中“稳坐钓鱼船”。

(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其中最根本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线和主脉的文化，儒家思想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内涵，即高扬道德理性主义的人文精神以及追求和谐与秩序统一的理想目标。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又往往以此为基本内核衍化出许多具体的文化意识形态。儒家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值得肯定其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面。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取得的显著成果，自然有传统文化的一份功绩，人们还常援引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来旁证中国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性。韩国学者金日坤曾就儒家文化对韩日经济的作用有过如下概括(是否值得商榷在此不去讨论):①集权化的儒教秩序维护了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的整体性;②忠孝一致的儒教家庭主义行为模式有利于企业的集团管理，消除劳资对立;③健康的劳动观和耐劳精神是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④儒教修身立世的传统使人们乐于学习、接受教育，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吴光远教授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所体现的强大生命力:①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植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是根是本，是建设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去挖掘，寻找活水源头;②优秀的传统道德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传统道德教育结合革命传统教育可以振奋我国的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可以丰富社会主义道德的内涵，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成为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可以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③传统文化中的义利并举、德法互补、以民为本等若干重要思想于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要求的十大冲突

(1)传统的垂直隶属型社会结构同现代化的网络型结构的冲突。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垂直型的结构，其基本特征，一是从形式上看，从下而上层层隶属高度集中，从而作为社会结构内部的组织单位和个人失去他所应有的自主权和独立地位，整个社会缺乏动力;二是在它的横向上看，由于它实际发生联系的是一种从上至下的垂直关系，因而横向关系有名无实，社会组织单位及个人之间由于缺乏实际的关联，从而使整个社会失去生机。这种传统社会结构既不是商品经济的产生物，又不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实际上是自然经济农业文明的社会结构形式，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一定要打破它、否定它和改造它。这种打破和改造，实际上又是肃清新民主主义时代应该解决而不曾解决的所谓封建主义在社会结构方面的影响的问题。破除垂直隶属型社会结构形式，代之以网络型社会结构，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必然结果。网络型社会结构要求整个社会如网络般组织起来，它不仅仅是从纵向上削弱垂直隶属性质，更为主要的，它是通过横向关系的真正确立，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组成单位和个人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利。这种要求不是将社会引向一盘散沙，而正是通过社会结构方式的重新整合使整个社会充满动力和焕发生机。但是，就我们的文化传统而言，却不能给网络型社会结构提供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方面的保护。恰好相反的是，在封建集权专制主义的历史土壤中酿就的文化，所要维护的正是这种专制大一统，而不是相反。应该正视的是，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格局在特定的民主革命时期不是被否定了而是在革命纪律和有关原则中被保留下来。因此，一旦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着手建立网络型社会结构，就必然会遇到这一固有传统的反对。中国文化传统不能为建立网络型社会结构提供思想武器从而使自己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现实要求发生严重冲突。

(2)中国传统的贵贱等级原则同现代化社会的平等原则的冲突。

现代化社会之所以要求平等原则的贯彻，是因为现代化社会是以商品经济为内容的社会，其一般社会关系的原则当然就应该反映作为商品交换的平等原则，从而这一原则也就自然成为社会整个关系的一般原则。它受中国现代化经济生活要求的制约，同时又反过来为这种经济生活服务。相反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般社会关系原则却是所谓礼的传统和规范，即所谓“尊卑有序，贵贱不衍”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意识中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相反，却在“加强纪律”、政治化的一元社会结构中得以保留和发展。这种贵贱等级关系原则原本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反映的是自然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某种原因，这一关系反映了封建时代的人对自然物(土地)的依赖关系，从而表现为人的自主性的丧失，所以它从根本上来说排斥了平等原则。并未加以改造但却得以保留下来的这种反映着血缘宗法观念的人身依附关系原则与中国现代化事业所要求的平等原则水火不容。因此，如果依照传统的文化精神去涉足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势必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建设。

(3)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科学价值观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说绝对地以道德文化为显著特征，道德的力量非常巨大，以至于社会可以不靠武力不靠宗教，乃至不靠法律而维系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大一统”局面。以德治天下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把道德作为最高价值的传统价值观，有其合理的、有益的一面。重视道德可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崇尚道德，使中国获得了“礼仪之邦”、“温文尔雅”的美誉，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道德遗产。但是，以伦理原则为绝对价值尺度，以它作为衡量一切事物、行为的第一标准，就会走向极端，与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标准相冲突;其次，把人世的伦理道德原则绝对化，也就贬低了真理的意义，影响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科学探讨，妨碍了科技的发展;再次，道德尺度绝对化，易于使法律观念淡薄，使人治政治排斥法的权威;最后，这种道德意识“越位”、“扩张”的结果，便使中国文化带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僵化性和只向道德方面着力的单向性。而现代文化，随着国际交流和交往范围的扩大，每个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都处于开放状态之下，人们不再盲目地追随某一先验的文化模式而要求打破某一文化一统天下的刻板局面，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如此种种，说明不改造这种道德至上观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4)整体直观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知识论的冲突。

思维方式问题，是处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核心的问题。就整个文化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中那种重视逻辑分析来观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表现得很不充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重从整体角度把握事物，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统一，并且崇尚以经验为基础的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这表现于主客体关系时，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在于体悟，而不是明晰的逻辑把握。中国古代传统的整体直观思维只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具有直观性和模糊性。它虽然强调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做总体性的把握，但这种整体性认识不以对整体各个细节的清楚认识为基础，所依靠的只是人的直观能力。结果，虽然认识到事物的普遍联系，但不能较正确地把握具体事物的性质和事物间的具体的联系方式，因而不可能真正把握世界的总体，它往往不重视对事物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这很不利于我们向现代科学的过渡。从科学发展来看，没有科学的实证精神是不可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整体的，不经过“点”的分析而去把握事物的全体，总带有猜测、独断的色彩。对对象的认识模糊而不明确，其结论会有很大的或然性。

(5)缺乏民主的传统与现代民主精神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什么没有民主传统，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与西方比较来说，中国的古代封建制度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系统的惯性显得特别大，走向民主的道路也格外漫长。第一，封建经济高度发达使封建王朝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为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提供物质保障。中国没有一块让市民自治政体生长起来的空隙之地;第二，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所仰仗的两支力量——军队、法庭、官僚机构等物质力量和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等精神力量是高度统一的，这对民主力量的形成和发展非常不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封建专制主义坚强有力的统治和沉重的剥削阻碍了市民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总之，充分发达的封建专制制度为封建主义提供了物质、制度、思想文化各方面的有力支持，阻碍了民主力量的发展。它的突出表现:一是家长制传统;二是尊官贵长的权威主义传统;三是人治传统。缺乏民主的传统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更加缓慢。

(6)根深蒂固的国民品性与现代人格的冲突。

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民性”问题是中国文化问题讨论中的热门话题。其中鲁迅先生以小说的形式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揭露，试图“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在鲁迅笔下，这个集懒惰、怯懦、散漫、迟缓、守旧、屈服于旧势力等不良习惯于一身的阿Q成了某些中国人的典型写照。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提出中国民族品性方面的十个特点: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与残忍、韧性与弹性、圆熟老道，他认为这些特点，大多是由民族文化陶铸而成。从20世纪20年代到当代，人们所说的国民劣根性，大都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小农经济养成的不良习惯，如愚昧、守旧、怯懦、盲从、散漫、迟缓、安土重迁、没有时间观念、没有效率观念等等;二是封建专制主义压迫下形成的不良习惯，例如:讲亲戚、重亲属关系、亲朋之间拉关系的风气，尊官贵长的风气等，以上这些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打破常规的懒惰心理、往往满足于一孔之见，不仅缺乏对未知事物的强烈兴趣和对新知识的渴望，而且懒于变革，“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现代人有创造、革新精神，能够不断向未知领域进军，不断地弃旧图新，不囿于传统成见，包括对各种价值的容纳和欣赏。而有因循守旧思想和习惯的人，与上述现代人的要求格格不入，这就会与现代化所要求的革新精神发生严重冲突。

鲁迅(1881～1936年)浙江绍兴人

(7)竞争与中庸信条的冲突。

倡导竞争之所以成为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口号，原因就在于竞争带来繁荣，竞争带来进步。相反，如果维护平均、吃大锅饭，只能导致贫穷落后。所以，竞争完全符合现代化的要求，人们只有通过竞争来激发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高度发展。没有竞争，死水一潭，只能捆在一起受苦受穷，它正是现代化事业所要埋葬的东西。但是，中国文化传统却倡导“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把“过犹不及”的中庸观作为自己的忠诚信条。这一信条由于把不偏不倚、不过又能及的“致中和”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道德境地，因而它是极端排斥出头、先富、冒尖、竞争的。这同现代化要求的冲突是极为严重的。

(8)创造需求和保守心理的冲突。

我们所要进行的现代化事业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开拓和创造。这不仅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事业前无古人，而且还因为我们先前业已酿就的僵化模式已经束缚着我们前进的步伐，因而必须在开拓和创造中打破它。所以，中国现代化唯有在开拓和创造中才能实现，不仅社会团体，而且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以创造为自己的责任，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创造新生活开拓新道路的潮流。在这里，任何因循、守旧、陈规、固执和保守都将因为与现代化要求格格不入而被抛弃。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民族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恰恰缺乏进取开拓和创造的人格特质。中国传统的追求和谐平衡的文化机制，曾经栽培了人们安稳、求中、捍卫和保守的心理习惯，养成了循古复旧的性格趋向。很明显，这种经过历史沉淀而成的保守型心理习惯和性格特征，跟现代化的创造型要求相距甚远。不能果敢地克服各种各样的保守心理和循古习惯，人们乃至整个社会的创造特征便无从展现，这是中国建设现代化所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

(9)法制社会要求与人治传统的冲突。

法制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使每个社会个体反映它自己利益的意志通过对社会关系原则的理解和把握以法制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主观个体的意志通过超越了他们自己的客观的形式体现出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人文明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这样的法制社会中，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国家、团体和个人，不仅对于社会以及与它发生关系的对象拥有一定的权利，而且对于社会以及与它发生关系的对象负有一定的义务。现代文明正是通过这种法制形式展现着和确证了人的正当权利。但是，中国作为在古老农业文明中浸泡过几千年的历史大国所具有的仅仅是人治的传统。中国封建时代虽然历代均有无数刑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但由于它是在“君权神授”的宗法专制主义的总制约之下，又加之“君子口出法随”的实际情况，所以，中国封建法制从本质上并没有脱出人治的窠臼，它是与现代文明的法制社会大相径庭的。实际上，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所实行的不过是王霸道杂之的贤人政治，在这种制度规范里，除了皇帝一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外，老百姓是无所谓权力而言的。所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正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规范，从而就整个社会而言，权利和义务便不可避免地分离着。现代文明的法制社会以其明确的权利义务统一论，将封建文明权利义务相分离的统治者随心所欲的人治本质揭露得一清二楚。这种传统是与现代法制社会以每个个体权利为根基的治世原则格格不入的，因而它在中国现代化的征途中起到了阻碍和反对建立现代法制社会的作用。人治传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之一。

(10)开放与封闭的冲突。

中国现代化应把开放作为使自己步入世界一体化发展的轨道的内在要求。历史证明，凡是能够自觉将自己纳入世界发展轨道的国家，其发展和进步就快，反之则慢。开放作为现代化的一个要求，实质上就是大力加强国家、团体、个人之间的交互发生的横向和纵向关系，从而正是在这种普遍的联系交往之中，国家、团体、个人才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发展自己，人类才能在各种不同层次的开放中获得新的飞跃。因此可以说，所谓现代化，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建立开放型的社会，造就开放型的人才。然而，我们的文化传统却正好是反对和抵制开放的。我们不仅有“夷夏之大防”的古老传统，曾经造成长期闭关锁国的孤立局面，它是“世界主义”的大帝国文明根据之一。而且我们的文化中，又一再确认敬畏和盲从的道德价值，从而造成民族过分内向的性格心理。这种夜郎自大自命清高的立国原则和洁身自好不敢出先的处世态度虽然自有其长处所在，但它发展到今天，却是在开放中走向现代化的天然屏障。开放与封闭的冲突于是构成中国现代化事业中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