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西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后果，使之在取得科技发展的同时，却陷入了传统美德荒废和生活意义丧失的困惑，这种“无家”可归的精神状态，使西方人一度迷失人类进步的合理性目标和方向。这种状况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现代化思想历程的参照系。近百年来，中国也一直被现代化与历史传统的矛盾问题所困扰。在现代化思想史上，东西方类似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轨迹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如何科学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注定会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

1.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看，“传统”与“现代”实为一个有机整体

过去我们常常简单直观地理解“传统”，往往把传统归结为历史的“过去时”，传统是已消失的存在，现代才是真实的存在。这种看法的思想根源是把传统视为实体性的存在，把生成某一传统的时代及生活其中的人的消失等同于传统的消亡。持这种观点的人自然不会去重视传统与探寻传统，更无法理解与现代和未来的有机联系。传统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传统中的“传”是人类历史的延伸、延续、承袭。传统中的“统”是传的精神整体。古人是在前人所创、主导人伦、后人继承的意义上理解所传之统，把“统”作为文明与发展的方向。把“传”与“统”的含义结合起来，传统就是人类生活中前后相继，主导人类文明的文化灵魂与精神整体，是在历史进程中延伸着的思想纲领和生活主题。传统对于人类来说，发生于过去但却永恒地生成于现在和未来，显现于日常生活但却深藏于人的本性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与现代实为一有机整体，体现为共时性关系，而非历史上的时间先后关系。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对现代化具有建设性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

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原型的“天人合一”观念，对于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危机有着不容忽视的范导和启示作用。

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文化中，“天”、“人”关系并不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天和人并不对应于客体和主体，因此它不是一个知识论框架。在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意味着人道顺应天道，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本体澄明之绝对境界。这种境界使人的存在获得了诗意，即“诗意地栖居于世”。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中，那种西方文化的戡天役物的知识论取向将受到根本的抑制和消解。在“天人合一”的模式下，技术有可能走向诗化或艺术化。技术的艺术化，或许是技术摆脱自身异化的一条可能的途径。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也有“技术”，但它本质上就像《庄子》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所谓的“因其固然”、“依乎天理”，超越了功利的态度和对象化的视野，达到了一种“自律”的状态。倾慕东方智慧、特别是欣赏并认同老子哲学的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在海氏看来，只有使技术艺术化，才能使技术不仅是手段和工具，而且是“一种解蔽方式”。他认为，同古代技术相比，现代技术作为一种“自然”的“展现”方式，则并没有使人远离“大地”。这种取向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相贯通。可见，如果把“天人合一”的文化原型贯穿于现代化的技术方式之中，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有可能得到改善和优化。也许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一个建设性的方面所在。

其次，在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现代化也不失其积极价值。

我们知道，现代化是以商品经济的广泛社会化为其历史前提的。商品经济一方面使得人的利益相互独立，另一方面又使得人的利益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因此，在商业社会，人的道德感和伦理意识受到遮蔽。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是“重义轻利”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中国文化历来崇尚的观念。这一价值取向有助于抑制商品经济所诱发和强化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从而与商品经济形成一种两极之间的必要的张力。这有助于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人格的健全和社会发展的均衡。这一点，已经由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实践所证明。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相反，它也有其内在的张力结构。例如，齐鲁文化就是具有不同风格的两种文化传统。由于“齐在海滨”，齐国的商业比较发达，所谓“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这种商业传统孕育了齐文化的功利追求、革新精神和开放意识。与此不同，鲁文化则典型地体现着以血缘关系为枢纽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它以农业经济为其内在基础，从而表现出浓厚的伦理本位主义和封闭保守的特征。在“义”与“利”的关系上，齐文化更侧重于“利”，而鲁文化则更侧重于“义”。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核的齐鲁文化，经过“扬弃”，有可能成为现代化的有益的精神资源。一方面齐文化传统有助于人们培养一种正视物质利益的意识，培养一种改革开放的意识，从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另一方面，鲁文化则有助于人们培养一种健全的人格意识和深沉的道德感，以便使人们在商业活动中的功利行为能够始终受到道德规则的内在约束，而不至于在“物”的“沉沦”中丧失自己的灵性和德性。事实上，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化也越来越需要“儒商”式的人物，那种靠践踏德性而发财致富的做法，将变得越来越无效。现代化对儒商的呼唤，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潜在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

3.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证明传统文化对于促进本国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英国是现代西方国家中最早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国家之一，众所周知，它同时又是西方国家中保存传统文化最多的国家之一。发生在17世纪中叶的革命，没有割断向近代发展的英国同它的传统文化的联系，革命后的英国在外表上几乎一切都照旧。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都保存了下来，旧日的司法制度也保留了下来，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时至今日，国王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依然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作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在社会发生危机和国家遭到威胁时，国王甚至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和作用。再说，英国在教育方面保存的传统也是十分显著的，例如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至今还保留着很多11、12世纪创建时的制度和风格。在英国，保存传统文化的事实是不胜枚举的，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它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相反，这些传统的保存在一定程度上还保证了英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日本，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它在保存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表现，比英国更为突出。今天没有谁能否认日本的现代化发展的水平。然而，即使在现代化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今天的日本，古老的传统文化依然大量地存在，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不少古代中国的文化现象，在今日中国的土地上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现代化的日本却还能见到，而且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在日本人的家族和家庭生活中，长幼辈之间，夫妇之间，兄弟姊妹之间，依然保存着许多古老传统的关系，这种关系扩而大之甚至成为今日维系日本民族团结的纽带。事实证明，传统文化的部分保存，并不妨碍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化的实现，重要的是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同其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传统密不可分。19世纪初，德意志民族处于政治、经济的四分五裂之中，几十个小王国各自独立，当拿破仑的军队到来的时候，这些德意志国家根本无力抵抗，只能纷纷跪倒在拿破仑的宝剑之下。就是在这时候，德意志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提高德意志民族的自信心，要实现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必须从发掘德意志的传统文化和建立德意志的文化传统着手。代表资产阶级的开明政治家巴隆·冯·斯泰因，在1819年筹集起一笔巨款，建立德意志历史学会，组织一批历史学家专门整理和出版中世纪的德意志史料，用传统来激发德意志人的民族自豪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振兴民族文化的口号下，普鲁士创立了柏林大学，集中了一大批德意志学者，树起德意志民族文化的旗帜，有力地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的发展。整个19世纪，有远见的德国人都在致力于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事业，正是这一事业的成功，既保证了德国统一的实现，又保证了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德国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越高，就越能发掘并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且也越是珍惜自己的传统，一个国家对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尊重程度，正在日益成为这个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是否达到高水平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