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传统文化现代化也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意在消除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在原有的社会背景及生存境域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和文化间存在着的紧张和对立，使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性，并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真正基础和动力。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时代剧变的大潮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震荡，于坎坷曲折的道路中艰难地一步步向现代化迈进。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程，它始于19世纪40年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此时的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状况日益恶化，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处处表现出了无能与懦弱。在思想文化领域，西风东渐，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价值系统面临着的分崩离析的局面，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苦苦地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未来的命运，企图找到一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正确道路，以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但是，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步履和进程显得沉重而艰难。

一般来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程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84年中法战争结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步伐中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由拒绝西方科技到接受、学习西方科技

如果说鸦片战争正式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那么以龚自珍、魏源、冯桂芬为代表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则奏出了中国近代思潮的前奏。龚自珍首先以其犀利的笔触，向人们摊开了一幅“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的岌岌不可终日的社会图景:“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向年岁?”(《定庵文集·西域置行省议》)同时代思想家魏源，则在其《海国图志》中首次提出了反抗外国侵略的两大纲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具体的建议则是购置制造新式枪炮，学习西方“养法练兵之法”。继承魏源思想的是冯桂芬，冯氏在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祸乱后，看到了中国的“不如人”，他说:“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奇愤”。因此要“知其不如之所在”，以“自强”以“雪耻”。他提出要“博采西学”，要努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他第一次明白具体地提出在内政、外交、军事、文化方面的全面改革的必要性，指出中国“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校庐抗议》卷下《制洋器议》)因此要废八股文，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奖励科技人才，予以科举出身的优遇;要大兴水利，广植桑茶;要“复乡职”(扩大绅士的政治权利)、“复呈诗”(许人民用诗歌表达意见)、“改赋税”、“汰冗员”等。

八国联军图

简而言之，从龚自珍到冯桂芬，都已意识到封建的传统文化体系已经是穷途末路，他们的工作为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积累了大量的思想材料，开辟和指引着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新方向。他们称得上是中国近代思潮的“前驱先路”，是由封建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转型中的一座重要的桥梁。

清·虎门横档炮台

2.从中法战争失败到戊戌变法结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步伐中的第二阶段，其特点是由学习西方科技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试图改革封建君主专制

1884年中法战争的失败，对于以“强兵”为主的洋务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强兵”不足以“自强”，因此转而求富国。这就是在19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强兵富国之说。但是中国的工商业发展一直是受到压制的，“农本商末”的思想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立国的原则。要富国，必须发展工商业，而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是封建的上层建筑——君主专制制度。因此，中国的开明人士在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同时，要求改革政治制度，上层的工商业经营者也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但他们的改革愿望只是乞求统治者恩赐一点有限的权利，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统治。因此，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一致主张中国采用与专制制度妥协的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他们在思想上依然抱定中国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不放，认为工艺科学以至政治制度都不过是“器”，并不是“道”和“体”。“道”和“体”还是中国“纲常名教”的“圣人之道”。实际上19世纪80年代的改良派在思想文化上还没有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分别开来。

康有为·上摄政王书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发展，在19世纪90年代达到了它的高潮和顶峰，形成了一个质的飞跃，进入了完全成熟的时期。这就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代表士大夫知识分子利益的变法维新。康有为的变法重在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比前面的改良派更加明确、先进的政纲政策。但是，康有为毕竟是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的，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浸间在传统文化之中，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只是企望能在传统文化的旧瓶中装进一点不伤根基的“洋酒”。康氏一生主张“尊孔”，而且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掺入到他所宣扬的“孔教”中间。变法维新也是主张以不破坏君主为限度，就这点说，他从来没有越出传统的儒家学说的樊篱。

3.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五四运动之前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步伐中的第三阶段，其特点是由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到逐渐接受、吸收、引进西方文化

谭嗣同像

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发生重大转折。变法运动失败后，改良派本身起了巨大的分化，有的被吓得一蹶不振，从此消极;有的顽固地坚守原有的主张，寸步不前;有的则从血的教训中开始从思想文化上思考、寻找新的出路。这部分人，以青年知识分子居多，他们接受了改良主义的启蒙洗礼，无科第、无官阶、声名也不显著，而且其中大部分日后都去日本留学，如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太炎、朱执信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最早的一批活动家。辛亥革命的胜利，标明了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的成功。但是他们在反思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把目光投向了统治中国上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所以戊戌变法从文化史的角度讲，也标志着传统文化的彻底解体，同时也在寻求着中国新文化的重建。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已经意识到国民素质在政治改革中的重要性，重君轻民、从上而下的维新变法，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因此梁启超等人把维新运动转向了对国民的教育。他认为，决定社会政治的优劣在于国民文明素质的高低，低素质的国民，即使是明君贤相，也只能政明于一时;高素质的国民，即使是暴君污吏得逞于一时，国民亦可救国。这种转向，说明维新派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意识到要挽救国家、民族，必须输入新思想、新道德，以提高国民素质。

4.五四文化运动思潮兴起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步伐中的第四阶段，其特点是由接受西方文化到全盘反传统

在五四文化运动兴起和形成过程中，首先涉及到的便是人们在文化问题上所惯常采用的调和论的态度。这种调和论认为精神同物质是截然对立的，大凡物质的进步必然带来精神的堕落，而科学的倡明又会导致道德人心的沦丧。因此，持这种论调的人们便主张“一面开新”(发展物质)，“一面复旧”(维护国粹国故)，最终得出结论说，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在于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化去追求现代化，而在于“统整”传统中国文化去救济全世界。

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一与中国现代化相逆向的文化背景下勃兴的，也是在其激发和冲突中深入展开的。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文化旗手们，之所以那么敏锐地要与形形色色的调和论、折中论者展开论争，正是因为他们一眼就识破了隐藏在调和论背后的复古保守的态度和立场。陈、李慷慨直言，痛陈调和派不必拿什么折中的话来捣乱，胡适则联想到洋务时期的“中体西用”，以为调和论者不过是它的故伎重演，而鲁迅除写下了大量辛辣的揭露折中派的文字外，则更直接地从历史文化的演化规律的高度去反对调和论，确认文化的演进机制是“偏至”的，而不是折中的。基于此，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开始了其彻底反传统的努力。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的区别，不仅是类型和趋向上的不同，更本质地表现为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对立。陈独秀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宗法本位特征，去比较中西文化的异质，李大钊用物质生活的演进来确立中西文化相别的时代特征，胡适通过强调“科学”与“实证”，来揭发传统理学的虚妄和凶残，鲁迅则通过高扬主观意志和个性主义去揭发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都说明他们全面的反传统，是从传统文化的过时性和落伍性上切入的。因此，五四文化思潮从其基本价值取向上，第一次全面地从文化学的意义上将自己与传统文化真正地自觉地对立了起来，五四的反传统主义也就获得了整体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