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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
1.13.3.2 二、中国绘画

二、中国绘画

中国绘画可回溯到彩陶和青铜纹饰,它们确定了中国绘画从整体着眼,以线为主,平面构图的基本原则。秦瓦当和楚漆画、帛画,都注重人或物的整体形象在画中的位置,具有与韩非的画论和秦兵马俑相通的“写实”性。汉代“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气魄,使汉画象石、画象砖具有汉赋一样的填满画面、线条飞动的满、实、多、动的风神。魏晋六朝是中国绘画的形成期。随人物品藻兴起了“以形写神”的人物画,以顾恺之为代表;随寄情山水产生了使人可“澄怀味象”的山水画,以宗炳、王微为代表;随佛寺佛窟的大量建立,产生了宗教壁画,以敦煌壁画为代表。自此之后的唐宋明清,中国绘画不断丰富又不断变化。特别是明清,随市民思想的壮大,作为戏曲插图的木刻版画,反映了不同于以前的新审美趣味,但其总风格——散点透视,以线为主,以形写神,又完全在中国古代绘画的范畴之内。清代随中西交流,朗士宁等人的画虽然揉进了不少西洋因子,但其总体风格也没有突破中国古典绘画的框架。

中国古代绘画大体可分为宫廷绘画、文人绘画、宗教绘画、市民绘画和民间绘画五类。宫廷绘画有两类:有政教实用性的一类,即绘帝国的重要领导人、具有榜样性的文臣武将和历代帝王,如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也有闲适性的一类,体现所谓内圣外王,身在朝廷之中,心存江湖之远的旨趣。宋代宫廷画院的山水花鸟画很是典型。这类与文人画相交迭,但其审美理想是不同的,宋代画论的神逸之争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3]。文人绘画主要是表现士大夫的情趣,它不是紧跟朝廷的政治伦理要求,而是随士大夫自己的境遇变化,有六朝玄学的心境,宗炳之画是闲情;有以佛教为归旨,王维的画充满禅意。宋代文人“寄至味于淡泊”,它们创造的文人画笔简形具,离形得似,唯心所出。明清有市民氛围,徐渭、石涛、朱耷、郑燮之画,尽抒其压抑不平之气。宗教绘画在寺庙与石窟之壁,画的是佛道人物和佛经道教故事。除一些著名画家如吴道子参与外,多为匠人所绘制,艺术性不高,但随宗教在不同时代人心中的变化,壁画也反映出各自的审美风貌。南北朝的壁画,如敦煌壁画中的割肉贸鸽,舍身饲虎,反映的是面对大苦大难的宁静和崇高。唐代壁画那众多的西方净土世界,反映的是想把现实的欢乐在未来延续的愿望。五代以后壁画则多了市俗性、民间性、戏剧性。市民绘画主要是指的小说戏曲读本中的插图。在世情小说中有各种生活画面,特别是在艳情小说中,以前绘画中极少有的裸露乳房、全裸体、甚至性交场面也间有出现。民间绘画主要与民间习俗有关,如财神、门神、送子图、福寿图之类,反映一般民众趋福避害的心理。

宫廷绘画主要追求的是精巧,其最佳载体是彩墨画。文人绘画的要旨是抒情达意,其最高顶峰是水墨画。宗教绘画的目的是解释宗教内容,多为彩色壁画。市民绘画与表现市民性的小说故事内容相连,在版面上达到妙境。民间绘画表现的是下层民众的愿望,年画为其重要表现形式。

中国绘画从远古到清朝,以至到近代的上海画派和北京画派,每一代都有许多著名大家。六朝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隋有展子度等;唐有吴道子、李思训、阎立本、张萱、王维、韩干。五代有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黄荃、徐熙;宋代有李成、范宽、郭熙、赵佶、李公麟、苏轼、米芾、梁楷;元代有钱选、赵孟頫、黄公玺、王蒙、倪赞、吴镇、陈琳、王冕;明代有王履、边文进、董其昌、徐渭、陈洪绶以及以戴进为首的浙江画派、以文征明为首的吴门画派;清代有四五、四僧、金陵八家、扬州八怪。中国绘画以其众多的光彩和独特的形式,在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占有辉煌的地位。

中国绘画无论哪种类型都显示出共同的美学原则。

1.散点透视

正像西画的焦点透视与西方文化认为从第一原理可以推出整个体系一样,中国文化否认有一个最后视点,只有仰观俯察、远近游目才能味象观道。因此,只有散点透视才能使绘画按照中国文化认为最正确的方式“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王微《叙画》),使画家避免了在一个固定观察点的局限,从而可用文化宇宙的法则和能够体会这文化宇宙法则的心灵去组织对象,表现自己想表现的任何东西。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夏圭的《长江万里图》皆因散点透视而产生。

2.以大观小

中国文化中相信宇宙有一个“道”,中国绘画中也相信有一个最佳视点,只是这视点不是“焦点”,而是“天眼”,即画家要站在一个宏伟的高度,俯察游观自己所表现的对象。因此,中国画家少去写生,而是“饱游饫看”,“收尽奇峰打草稿”,这样作画运思时,就处于一个以大观小、一目了然的境地。这样虽然就细部而言,他是“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宗炳《画山水序》),但一切细部都是从“天眼”去看的,完全同于中国诗人的“乾坤千里眼,时序百年心”(杜甫)。

3.遗貌取神

画是一个小宇宙,所谓天眼,就是要注意画的整体和谐,任何细部必须符合整体性。陕西省博物馆藏两幅竖长方形石刻画,一为《达摩东渡》,一为《达摩面壁》。《东渡》中画的达摩全身行走像,《面壁》画的达摩打坐。两幅画的头一样大,但《东渡》的身长与《面壁》上身比仅略长一点。以《东渡》论,达摩身高仅1.5米,以《面壁》论,则为1.8米。这说明在中国画里,人体比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体长短与整个画面的比例,图画多大决定头部面积多大才恰到好处,身之长短可依其与整个画面的比例来决定。虽然人之外形因此而离形、变形,但却使整个画面获得了和谐的效果。这就是中国美学常讲的“离形得似”。

4.平面色彩与骨法用笔

西画彩色的明暗深度是由焦点产生的光效应决定的,散点透视则使得光效应不可能。中国的彩画基本上是平面色彩,而立体性就主要靠笔法的浓淡枯湿来表现了。晕染法和墨分五彩也是辅助的笔法。绘画气韵生动的气和韵,除了对画面整体和谐的追求外,主要就表现在笔墨线条的运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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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抚琴陶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