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持中贵和”的美学风格

儒家倡导的“中庸”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庸”之道反映在文艺观上，便是倡导文艺作品的“中和”之美。我们从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便可以感受到最早形成的这种冷静深思，重视克制自己，排斥感性狂欢的文化特征。孔子称赞《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为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即主张在文学作品中有节制地宣泄情感，而不宜把情感表达得过分强烈。至于那奔放的情欲、本能的冲动、强烈的激情、狂暴、绝望等等情感表达都统统排斥于作品之外。在这种文学观念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持中贵和”的美学风格。中国古代抒情文学作品中，少有狂喜狂怒的文学作品，大多数古代诗人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守“诗教”传统，以“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方式来批判现实，即便是表现爱情的诗，也写得含蓄深沉，委婉曲折，像民歌汉乐府“上邪”那样的感情奔放的作品少之又少。中国古代诗歌由于情感的适度宣泄和表达方式的简约，才使它从未到达西方诗歌那种“酒神型”的狂迷程度，从而形成了含蓄深沉，温柔敦厚的“中和”风格。《毛诗序》所言“发乎情，止乎礼义”，正是“持中贵和”美学风格的具体体现。

“持中贵和”的美学风格，也给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比于抒情文学，这种影响的消极性就稍多一些。中国古代的戏曲和小说，少有西方文学中以英雄为主角，以英雄和正义的毁灭来显示崇高的、恐怖、美的悲剧，中国戏剧多采用喜剧或大团圆的形式来结尾，即使是悲剧也要留下一线希望，要么让受尽磨难的恋人在虚幻的仙境相会，要么受害人日后有人报仇，或是清官为自己伸冤等等。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使故事的悲剧色彩大大降低了，也使作品失去了惊心动魄的悲剧美。鲁迅先生对此曾批评说:“中国悲剧不敢写实的团圆主义乃是国民性弱点的一种表现，是掩饰缺陷和粉饰现实的病态心理。其表现在思想上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病，表现在艺术上就是掩盖矛盾的浅薄病。”这是“中和”思想的消极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具有含蓄深沉、意味隽永的艺术特征，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平和、宽容、偏重理性的文化性格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具体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