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学说，它渗透于中国几千年社会的方方面面，自然也深深地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儒学对政治教化的极端重视和以文学为政治工具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以及文学发展的方向与历程，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显著的特质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家都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是作家共同的人生目标，儒家历来注重以诗文为教化手段的文学功用。早在2000多年前，《论语·阳货》中孔子就说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文，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将文学作为政治的辅助工具。到了汉朝儒学，更把诗歌功能衍化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大序》)这样一整套纲领，赋予诗的教化说以完备的形式。此后2000年的文学创作，都是在儒家文学实用观的指导下产生的，儒家这一文学观的基本思想原则，后来被唐宋古文学家概括为“文以载道”，贯穿于整个古代文学中。这与西方文学公开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宗旨，显然大相径庭。

“文”与“道”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心问题之一，不论如何，“道”离不开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相对于“文”来说，“道”永远处于中心，是主宰地位，“文”只是手段，是为“道”服务的。

“文以载道”的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客观上产生了两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为古代文学表达的思想内容注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作家的社会使命感，使作家时刻不忘社稷百姓，有些纯属个人抒情的作品也不忘记追求积极有为的人生目标，已经变成作家自觉的人生追求。像杜甫忧国忧民，终生追求儒家的仁政理想，成为其诗作的核心内容;即使浪迹五岳、神游九州的“诗仙”李白，也明确地以孔子的《春秋》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典范，追求建功立业;唐宋的古文运动，更是“文以载道”的典范;即使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一旦剥去其历史的、传奇的、神魔的外衣，呈现给人们的仍不脱忠奸、正邪、善恶之间的斗争，显示了作家执著于现实社会的伦常。中国古代文学的思考命题离不开现实的政教伦理。

“文以载道”也给中国古代文学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与政治过于直接贴近的关系和单纯急切的教化目的，使中国古代文学中一部分作品充满了枯燥的说教内容，严重地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它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彻底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削弱了其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文人士大夫的诗文作品中，而且在比较大众化的叙事文学小说、戏曲中也有所表现。例如元杂剧中，往往以道德判断代替审美判断，以封建伦理说教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及其思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