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元曲和明清小说

元曲是元朝文学的最高代表，人们历来将元曲与唐诗宋词并举。元曲从形式上看，包括两种——散曲与杂剧。

散曲，是诗歌的一种新形式，与杂剧相比较，它不具备表演的内容。将散曲与词相比较，一是句式不同，二是音律不同。散曲又分小令和套数，小令是单支曲子，套数是两支以上的同一宫调的曲子联缀而成的。元散曲作家有据可考的有200多人，其中以关汉卿、马致远和张养浩等为代表。散曲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优良传统，反映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或表现男女恋情;或抒写离愁别恨，真切而自然。

元代的杂剧是融合了歌唱、舞蹈、说白和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而形成的一种综合艺术，是我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发展的结果，也是元朝时期的产物。元杂剧在结构上一般是一本四折(四场)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杂剧的剧本主要由曲宾、词、白和动作四部分组成。角色分工更加细致，它是在金院本和说唱诸宫调的基础上，由于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是我国戏曲史上辉煌的一页。当时有姓名可考的作家就有80多人，见于记载的戏曲剧目有500余种，产生了被后人称为“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和以《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王实甫等著名作家。

元杂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生活。主要有以下几类题材:一是爱情剧。主要描写青年男女对爱情婚姻的自由追求，体现了作品反封建、反礼教的倾向，其代表作有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尚仲贤的《柳毅传书》;二是公案剧。通过刑事案件审判，歌颂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揭露社会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了当时尖锐阶级矛盾的作品，如《窦娥冤》《鲁斋郎》，无名氏的《陈州粜米》;三是水浒剧。它们主要描写梁山英雄除暴安良的侠义行为。李逵是元代水浒戏中出现最多的重要角色，半数以上的水浒戏是以他为主人公的，代表作有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四是世情剧。主要揭露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剖析批判了像负心郎、守财奴、败家子、伪君子之类的人物性格。关汉卿《救风尘》、《望江亭》，杨显之《潇湘雨》，郑廷立的《看钱奴》;五是历史剧。歌颂英雄救世，谴责叛臣逆子，代表作有关汉卿的《单刀会》，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马致远的《汉宫秋》，高文秀的《渑池会》。

元代杂剧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首先是充分发挥戏剧艺术的特点，以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窦娥、红娘、程婴、屠岸贾等人物，善恶忠奸，形象鲜明;第二是鲜明的人物形象与情感色彩。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演述春秋晋灵公时赵盾与屠岸贾两个家族的矛盾斗争，《史记·赵世家》以及刘向的《新序》、《说苑》都有关于这一史实的记载。作品写权奸屠岸贾将忠良赵盾满门杀绝，并诈传灵公之命害死驸马赵朔，囚禁公主，公主在禁中生了赵氏孤儿，然后围绕孤儿命运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通过屠岸贾的“搜孤”与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的“救孤”，既揭露了屠岸贾的凶残，又突出了程婴等人的义烈，构成一部表现忠臣义士和权奸斗争的壮烈悲剧。这正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精神的艺术再现;第三，在语言运用上，元杂剧作家善于融化古代诗词里优美的诗句、吸收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熔铸成自然而华美的曲词。如关汉卿的《单刀会》中，就用了孔子的话、杜牧的诗、苏轼的词和散文以及民间口语，从而形成了质朴自然、生动泼辣的特点。词、诗句法的运用使语言更加优美。

元代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元代之前，古文诗词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元代将大众文学散曲与杂剧发展为文学的主流形式，取代了传统上正统文学的地位，这一转变表明叙事通俗文学开始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元杂剧的作者大多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文人或演员，观众更是遍及社会各阶层。元杂剧的兴盛表明作者与观众都进一步走向大众化、民间化。

到了明代，由于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市民势力不断增长，为通俗文学，如小说戏曲这些形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土壤。中国的小说，在经历了先唐笔记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和宋代话本小说三个发展阶段后到了明代已渐趋成熟。首先是在宋元话本基础上发展成熟的短篇小说，以《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初刻、二刻《拍案惊奇》为代表。这些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将当时被商业冲击和改变的封建社会作了广泛的描绘。各种各样具有现实人情味的人物故事，立体情节都被揭示出来，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作品对人情世俗的津津玩味;对荣华富贵的钦慕渴望;对性解放的企望渴求。尽管作品中充满了小市民的种种庸俗、低级、无聊和浅薄，但同样充满了生命力与活力，是对封建正统儒学的摧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中大量地描写了男女性爱，从《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到《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从《玉堂春落难寻夫》到《任君用恣乐深闺》，形形色色，有对献身纯真爱情的歌颂赞扬;有对封建婚姻的嘲笑讽刺;有对负心汉的鞭挞谴责，也有对色情的品赏与玩味。这表明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和城市生活的高度繁荣，自然生理的性爱日益冲破禁欲，取得社会性的意义和内容。

长篇小说创作的领域中，开山之作是明朝初年罗贯中在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品以宏大的结构和曲折的情节，展现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期，各封建军事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和外交等内容。“拥刘反曹”的观念，有为偏安的汉族王朝争正统地位的历史思想背景，也表现了封建时代人民拥护明君、憎恶暴君的愿望。《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根据正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加以扩展，估计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具有的言语行动，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使历史人物性格更完整、更充实、更鲜明。如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三气周瑜、七擒孟获等事件中料事如神的智慧，关羽在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中威风凛凛的英雄气概，以及张飞喝退百万曹兵，赵云单骑救主等情节，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三国演义》通过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绚烂多彩的画卷，丰富了我国的艺术宝库。此书不仅在中国影响广泛，在日本、亚洲诸国也颇具影响。

《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再创作写成的长篇小说。《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同时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水浒传》紧紧围绕“官逼民反”这条总的线索来展开情节，结构完整而又富于变化，书中人物与情节的安排，主要是单线发展，每组情节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一环紧扣一环，互相勾连。《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鸿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具体表现出来的，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几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尤其是李逵、鲁智深、林冲、武松等等，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水浒传》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当然，作品中所大力宣扬的“忠”、“义”思想同时也显示了作者的时代局限性。

吴承恩以他天才的学识和丰富的想像力写成了《西游记》，它是我国空前绝后、奇思幻构、浪漫诙谐的伟大杰作。《西游记》所描写的幻想世界和神话人物，大都有现实生活基础，同时在神奇的形态下体现了作家与人民的美好愿望。它通过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艰难历程，特别是通过寓神于人，人神合一的孙悟空形象，表现了人民企图摆脱封建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以及战胜困难、克服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西游记》不仅集取经故事之大成，而且还汇集了不少加工创造:如大闹天宫、偷吃人参果、车迟国斗法、大战红孩儿、三调芭蕉扇等精彩章回，有的源自传统的取经故事，有的则是取经故事以外的民间传说，但经作者精妙的艺术加工，就使它们面目一新，精神迥异。《西游记》中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及严峻的批判艺术，使不少章回妙趣横生，深刻地表达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怀。

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直接取材于明代社会生活，显示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金瓶梅》取名于西门庆三个妻妾——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作者通过西门庆一生罪恶的生活史，对晚明社会丑恶的社会本质和当时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作了比较全面的暴露。书中描写了多起无告的沉冤、难雪的不平，显示了中国小说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金瓶梅》以描写人物形象为主，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主要人物:如西门庆“害死人还要看出殡”的狠毒性格;潘金莲淫荡泼辣的心理;应伯爵打诨趋时的帮闲嘴脸。小说把庞杂的故事情节组织得有条有理，语言酣畅明快。书中大量出现的色情描写，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它不仅是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反映，也与当时以李贽为代表的“好货好色”的思想有关。

清代乾隆年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先后问世。《儒林外史》刻画了一批面目各异的封建知识分子形象，显示了社会的种种形态，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科举制度本身。作者认为在科举制度禁锢思想、毒害心灵的引诱下，本性善良的读书人一个个变成了不学无术的腐朽官僚或无耻小人。《儒林外史》除了刻画群丑图外，还揭露了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以及封建道德的虚伪和残酷。同时作者也塑造了一批寄托理想的正面人物，如贵公子杜少卿，慷慨好施，轻视功名、富贵与科举制度，骂学里的秀才为奴才，具有一定程度的叛逆性格。《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少有的讽刺作品杰作，作者针对不同的人物形象作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作者擅长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如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等，精彩地进行了合理的夸张想像，从而取得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到了深刻的批判作用。《儒林外史》在小说发展史上，奠定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基础，对晚清的谴责小说具有极其深刻的确影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顶峰。曹雪芹在“乾隆盛世”敏锐地感到时代风雨的来临，在自己丰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创作了《红楼梦》。这部不朽的巨著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清王朝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盛极而衰的时代特征。

《红楼梦》描写的，不是“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式的爱情故事，而是写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小说巨大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不是孤立地去描写这个爱情悲剧，而是以这个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都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同时，小说对贵族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作者朦胧的新理想。在我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把爱情的悲剧写得像《红楼梦》那样具有振魂摄魄的力量，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像它那样把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得如此全面、深刻。

《红楼梦》巨大的艺术魅力在于作者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活动的精微、深刻地描写，塑造了一批活生生的艺术形象。《红楼梦》看似描写家庭琐事、吃喝玩乐，实则深刻细腻地剖析社会现实，使人读之精微入理、不嫌厌烦。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同是中年贵妇，刑夫人与薛姨妈就有显然不同的个性;同是纨绔公子，贾珍、贾琏、贾蓉又各不相同;小姐中的黛玉、宝钗、湘云，丫环中的袭人、晴雯、平儿、鸳鸯，无不描写得各有个性，各有特征。通过贾宝玉形象的刻画，作者对封建的国家政治制度、家庭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封建的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规范进行了大胆的否定、批判。他把封建正统思想程朱理学斥为“杜撰”;把“仕途经济”斥为“混账话”;把科举制度斥为“诓功名混饭吃”;把“文死谏，武死战”的封建道德斥为“胡闹”。他大胆否定“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认为“天地之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又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得浊臭逼人。”宝玉的种种叛逆的言行，自然使封建家长将他看作是“不肖孽障”、“混世魔王”。林黛玉是作品中另一个贵族叛逆者形象，大观园里只有林黛玉在一切价值观念上与他持相同的观点，他们相互了解、思想一致，在此基础上彼此相爱，引为知己。因此，这种爱情愈发展就和封建势力的矛盾愈尖锐，宝黛对爱情的追求，实际上是年轻的叛逆者在追求个人自由和尊严时，对封建腐朽势力的殊死反抗。

曹雪芹虽然不满封建贵族家庭的种种腐朽和罪恶，对它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对自己的阶级仍抱有同情，因此作品在写出那个封建贵族大家庭没落的同时，也流露出作者惋惜和感伤的情绪。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一曲为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所唱的挽歌，但同时也对封建制度，传统文化作了深刻的反思，对新的社会力量、新的文化类型提出了朦胧的希望。这些反思与愿望，表现出作者在当时已具有一定的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