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诗歌及南朝文论

汉朝末年天下大乱到隋朝的重新统一，中国社会经历了近400多年的分裂与动荡。复杂的历史，也产生了相应的文学现象。较为显著的是，儒学受到冲击后，纯文学理论开始觉醒，并进入建构阶段，这种变化是从建安文学开始的。

汉末魏初的建安时代，文学受到动荡社会现实的影响，形成了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是“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女诗人蔡琰。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坚固的地位。

曹操的诗有一种悲凉沉雄的独特艺术风格。动荡的时局，戎马倥偬的经历，统一天下的雄心，交织在曹操的诗歌中，形成了他古直悲凉、慷慨沉雄的艺术风格。曹操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是开创了文人“拟乐府”诗歌创作的全盛局面。曹丕博学多识，情感敏锐细腻，对人生苦短有特别强烈的凄怆感受，诗作中更倾向于对个体感情的体会与抒发。曹丕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他的《燕歌行》两首，不仅为乐府诗产生一种新体式，并且为中国诗学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到曹丕形成了纯粹的七言诗。曹丕诗歌语言绮丽工练，抒情深婉细腻，形成一种婉约纤丽的清新风格。他的一些述怀之作，则写得清峻悲凉。

曹植从小被曹操所喜爱，但受到曹丕的嫉恨。超凡的才华与不羁的性格，使他一方面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却因恃才傲物而饱受压抑，这两个方面在他的作品中都充分表现出来。曹植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抒发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之作，如《白马篇》;后期的作品则多表现自己壮志难酬，备受压抑的郁愤心情，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曹植的诗歌被誉为“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他的诗内容充实丰富，多慷慨悲愤之气，在艺术表现上又生动形象，注意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和音韵流畅。形成了既华丽绮焕又浑厚雄健的独特艺术风格，达到了建安诗歌的顶峰。

“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是王粲，《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他能诗善赋，诗以《七哀诗》为最有名，其第一首是汉末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诗中通过“白骨蔽平原”的概括描写和饥妇弃子的特写场面，深刻地揭示出当时战乱所造成的凄惨景象和人民的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

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在文学史上也有它的显著地位，代表作家有阮籍和嵇康。在艺术表现方式上，阮籍用典颇多，多用比兴手法，或用自然事物象征，或用神话游仙暗示，表达自己的深切情思，显得意蕴深沉。他不仅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而且能吸收多方面的影响，创造独特的风格，在五言诗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阮籍所作的《咏怀诗》，表达了生活在黑暗现实里诗人内心的苦闷以及在暴虐的现实政治面前刚正不阿的品格，并且融哲理、情思与意象为一炉，意蕴深沉，清逸玄远，不但成为正始时代诗歌的高峰，而且创造了抒情组诗的新形式。

嵇康的诗歌着重表现清逸脱俗的境界，他的诗歌创造了一个诗化了的人生理想境界，叙述了他托好老庄不附流俗的志趣和耿直的性格。他的诗风峻切，锋利洒脱，很能表现他刚烈的性格。另外，嵇康还能脱开《诗经》，在四言诗中另辟蹊径。《诗经》的古朴写实之风，在嵇康诗中不见了，而取之为清远之意境，隽秀之语言，别具一格。

东晋时期，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盛行，玄言文学占了文坛的统治地位。这种文学在内容上“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严重地脱离现实。在艺术上则“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失去了艺术的形象性和生动性。直到东晋末的陶渊明，才给文坛带来了富于现实内容、具有独特风格的田园山水题材的诗歌创作，并且对唐代的山水田园诗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365～427年)，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人。诗人生活在极端黑暗的乱世，却坚守理想和节操，作品表现出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另一方面，也对污浊的现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陶渊明的志趣与性格，终于使他同统治阶级上层社会完全决裂，回归田园，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他的田园诗充满对污浊官场的憎恶和对淳朴率真田园生活的热爱。《桃花源诗并记》标志了诗人思想发展的高度，诗中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这是一个与秦汉魏晋等封建主义社会相对立的理想世界。陶渊明在壮志不得伸展而转托田园之后，虽然努力使自己满足于田园生活的乐趣，有时甚至企图以醉酒忘世，“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或用道家顺应自然的态度对待人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但都不能完全消除他壮志未遂的苦闷。同时他诗中的“通靡所虚，憔悴由化迁”，也表现了他的委运乘化、乐天知命的消极的人生观。

陶渊明的诗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恬淡自然。诗歌大多描写田园风光及恬静的村居生活情趣，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惬意闲适的心境;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觉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平淡，但绝不浅薄，相反，他的诗诗味颇浓，淳厚有味，耐人品评。他的诗歌语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写意、传神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形象，并且这些形象都来自于深厚的现实生活。他把那些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摄取到诗中来，在平凡的生活素材中含有极不平凡的思想意境，使人感到既亲切又崇高。陶渊明的诗歌内容不同，风格也不完全一样，比如他的田园诗多半萧散冲澹，而《咏荆轲》等诗却豪放有力。

陶渊明的诗歌，内容是复杂的。他诗歌中所表现的光明峻洁的人格和坚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教育了后代文人不屈服于权贵，不随波逐流。另一方面，陶渊明诗中平静安谧的境界，逃避现实的思想也对一些作家起了消极的作用。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这一流派，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以后，田园诗不断得到发展，到了唐代就已经形成了颇具影响的田园山水诗派，宋以后，描写田园的诗人更是不可胜数。

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先秦的著作里都只散存着一些有关文学的言论。建安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曹丕在《论文》里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曹丕这篇《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建安到西晋，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陆机《文赋》论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比曹丕的文体四科区分更细化，标准也有所不同了。在《文赋》里，陆机生动地描述了作家创作的过程，并详细地研究了立意、修辞的问题。陆机第一个把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的问题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功不可没。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不朽的文学批评论著。它分为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总论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文体论二十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创作论十九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类的问题。批评论五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专门探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这部书内容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其体大思精，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

《文心雕龙》的价值，在于他在宗经的神圣外衣下所独立创造发展的一系列文学批评的观点。他的观点，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他初步地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用他的话说，就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在《时序篇》里，他首先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盛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在《通变篇》里他又系统地论到历代文风先后继承变革的关系。第二，他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质先于文、质文并重的文学主张，比较全面地说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情采篇》中，他指出:“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盻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生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因此，他认为创作应该“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在《风骨篇》里，他更强调文章要有风有骨。所谓风，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所谓骨，是指坚实的事理内容及清晰的结构条理。在《定势篇》里，他指出要“因情立体，即体成势”，要适应不同的内容来选择文体形式，并适应不同的文体来确定文章的风格面目。第三，他从创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总结了创作的经验。在《神思篇》里，他认为，创作构思一方面要“虚静”，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平时的学识、才能修养和生活阅历的准备，因为它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第四，他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认为正确的批评态度，应该“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还指出批评家应该有深广的学识修养。他提出了六观的方法:“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只有全面地观察形式才能深入内容。《文心雕龙》的理论对唐以后的作家批评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钟嵘的《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后出现的又一部品评论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122人。他对诗的看法，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钟嵘论诗坚决反对用典，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刘勰并不一味地反对用典，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钟嵘论诗还积极主张文章要讲究声律，但坚决反对刻意追逐，“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钟嵘还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三是重视诗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专著的出现，体现了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成就。在我国古代文学中，它不仅是空前的，后世也难与其媲美。它们由单篇而发展到整部的著作，由一般的文学批评发展到系统理论的建树。《文心雕龙》和《诗品》尤其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展的高峰，并且对后代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