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楚辞汉赋

《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北方，而当时的中国南方由于保留和残存了原始社会的结构，文学上仍弥漫于一片奇异想像和炽烈情感图腾的神话世界中，这样的文化土壤产生了独具南国文化特色的文人诗歌——“楚辞”。“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是继《诗经》之后一种新的诗体。“楚辞”这一名词，《史记》关于张汤传中就已经提到过，汉朝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

《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78年)，他是楚国的贵族，曾官居要职，参与内政外交等重要活动，后来被谗、放逐，因报国无门而自沉于汨罗江。在长期流放中，诗人写下了不少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和《天问》等25篇，其中最主要的是长达2400多字的《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古今的浪漫主义杰作。这篇动人心魄的诗歌熔铸了诗人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离骚》的基本内容，就是表现诗人对爱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斗争。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媭婵媛兮”到篇末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已往历史的回顾，叙述了诗人自己的世系、天赋、修养和抱负，回顾了自己辅佐楚怀王革除弊政的过程及受谗言被逐的遭遇，同时也表达了惋惜之情。“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但是诗人并没有被这种沉重的感情压倒，也绝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他宁肯承担迫害，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深信自己的正确，要永远坚持自己的道路，忠于理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脩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后一部分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被腐朽的贵族集团排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他苦闷彷徨地面对着未来，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他借与女媭、重华的对话，总结了历史上国家盛衰的经验教训，阐明了“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并以神游天地、上下求索的幻想境界表示自己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最后写自己因苦闷而求神问卜，寻求出路，诗人感到时不待人，留在黑暗的楚国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出走，但是这一行动又与他的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正当他升腾远逝的时候，却看见了祖国的大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终于留了下来。诗人通过这一系列虚构的境界，否定了与爱国感情和实现理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各种道路，最后决心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诗人选择的道路，以死来坚持理想、反抗黑暗的政治现实。

《离骚》是屈原用他整个生命的火焰铸就的伟大诗篇，深挚的爱国情感，执著的人生追求及战斗精神融会成激越的精神力量，加之奇特的想像和瑰丽的语言，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文学风格。它是一篇极具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发展了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直接源头。《离骚》突出地表现出诗人驰骋想像，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如关于神游一段的描写，诗人朝发苍梧，夕至县圃，他以望舒、飞廉、鸾凰、凤鸟、飘风、云霓为侍从仪仗，上叩天阍，下求佚女，想像丰富奇特，境界迷离，场面宏伟壮丽。《离骚》广泛地运用了比兴手法，进一步发展了《诗经》比兴的传统，《离骚》的比兴不像《诗经》的比兴那么单纯，而是具有象征的性质。如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离骚》则在长篇巨制中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起兴，他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等。《离骚》中诗人对来自民间的形式有很大发展，他一面采用民歌的形式，一面又汲取散文的笔法，把诗句加长，大量地吸收楚地方言。此外，《离骚》在诗人内心独白外，还设置主客问答，大段的铺张描写，绘摹声色，对汉代的辞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由于理想的崇高、人格的峻洁，感情的强烈，这个形象就远远地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离骚》通过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感;也表现了他热爱进步、憎恶黑暗光辉峻洁的人格。它虽是一首抒情诗，却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它虽是一首浪漫主义作品，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开创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屈原以他爱祖国、爱人民的高贵品格，以他创作的光辉灿烂的诗篇，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对我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屈原的作品闪耀着伟大人格的光辉和南方楚文化的绮丽色彩，宋玉、贾谊等人的作品都继承了屈原的传统，楚辞成了中国古代文坛一种独特的文体。

楚辞这种独特的文体还直接影响到了赋的产生。赋本是诵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体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兼有散文和韵文的性质，其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赋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它产生于战国后期，受到了纵横家游说之辞及楚辞的巨大影响，到汉代达到鼎盛时期。汉初骚体赋的作者，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样先进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强为呻吟。汉代以后，赋仍然在不断发展，至六朝有骈赋，唐代律赋和宋以后的文赋，但汉代仍为赋的鼎盛时代。

汉初的赋，是由骚体的楚辞逐渐变化而孕育的新赋体。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等。在形式上，贾谊的赋趋向散体化，同时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显示了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

枚乘的《七发》是新体赋——汉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此赋假设楚太子与吴客的问答，以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饮食、漫游、田猎等盛况，辞采富丽，气势宏阔。《七发》在艺术上的特色是铺张，但它并不像后来的大赋那样堆砌奇僻词汇，读起来较为平易，而且不乏精彩片段。例如:“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用各种比况描写涛状，奇观满目，音声盈耳，使读者精神震荡，有如身临其境。《七发》奠定了新体赋的形式，促进了汉代辞赋的发展。它引起后代许多作者的模仿，在赋中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林”。例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等，但都不及枚乘的《七发》。

新体赋在内容上主要是对帝王的歌功颂德，劝百而讽一;形式上改变楚辞句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样式。到了西汉中期，经济发达，国势强盛，武帝等君主又好大喜功，雅好文艺，于是以“润色鸿业”，即歌功颂德为主要目的大赋就应运而生了。司马相如是这个时期最大的辞赋家。他的作品歌颂了统一帝国伟大的气魄和声威，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无比的骄奢和荒乐，有一定时代意义。他的作品代表着新体赋发展的成熟阶段，其代表作是《子虚》和《上林》，这两篇赋假托子虚、乌有、亡是公三人的对话，对天子、诸侯的田猎盛况与宫苑之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并归结于对帝国和天子的歌颂。赋末虽委婉致讽，即认为过分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但实际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在铺张这一点上，《子虚》和《上林》比枚乘的《七发》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以大量的连词、对偶、排句，而且层层渲染，使文章气势磅礴，波澜壮阔。赋中以子虚夸楚开始，说“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特其小者耳，名曰云梦”，并乘势大力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规模。哪知乌有却以齐国的渤澥、孟诸可以“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啻芥”，压倒了楚国。最后亡是公才以天子上林的巨丽、游猎的壮观，又压倒了齐楚。这样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文章壮阔的气势。但往往夸张失实，虚而无证，铺张过分，转成累赘，而且由于层层排比，板滞少变，堆砌词藻，好用奇词僻字，读之令人生厌。

西汉后期的文学呈现着停滞或衰落的状态，一般政论文(如奏疏)，大都蒙着神秘的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缺少生气。宣帝时，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是惟一可贵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西汉中叶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形式新颖，语言流畅，通过对话论辩，刻画了不切实际、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宣帝效武帝，亦好辞赋，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因而辞赋又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实际此时辞赋已成为帝王贵族的娱乐品，如倡优博弈之类，极少文学价值，今存王褒《洞箫赋》一篇，可见一斑。西汉后期最大的辞赋家是杨雄，他侍从成帝祭祀游猎，作了《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等，四赋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但主要都是歌颂汉朝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又处处仿效司马相如，使辞赋创作走上了模拟因袭之路。

东汉的赋不如西汉的兴盛。班固的《两都赋》，虽然体制宏大，也有不少警句，但他竭力模仿司马相如，仍旧是西汉大赋的继续，没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亦开始转变，张衡的《二京赋》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作者并不愿完全抄袭前人，而有意同他们竞赛，务求“出于其上”，因此，他不能不“逐句琢磨，逐节锻炼”，所以他的《二京赋》与班固的《两都赋》虽然都以汉东都和西都为描写对象，相比之下，《二京赋》的铺叙夸张则更加厉害，它的篇幅加长，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在夸张铺叙中引入说理和针砭现实的议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汉代的辞赋历来就提倡“讽”，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虽也有讽喻之辞，但由于赋的传统写法，常常是欲讽反谀，很难有“讽”的效果。但《二京赋》的规讽和议论是切实而鲜明的，这是在赋中贯注了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的结果。《二京赋》、《归田赋》突破了旧传统，抒发抑郁的感情，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桓、灵之世，一些愤世嫉俗的士人，更多地创作一些批判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抒情短赋，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和蔡邕的《述行赋》等。赵壹是汉末名士，他的《刺世疾邪赋》表达了作者对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同情，指斥统治阶级“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的贪婪本性和他们“舐痔结驷”、“抚拍豪强”的丑行。其作品愤世嫉俗，感情激烈，态度鲜明，信念坚定，这可以看作当时少数疾恶如仇的“党人”反抗精神的表现。蔡邕的《述行赋》记叙了他的行途中所见，并联想到许多古人古事，借古刺今，抒发对人民贫困生活的同情和仁人志士被压抑的愤慨。抒情小赋的出现，进一步突破了赋颂传统，但它毕竟数量不多，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抒情赋一直到魏晋才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汉赋产生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汉，汉赋的恢弘气度正是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和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的艺术再现。汉赋铺采摛文的表现形式虽然有呆滞堆砌的缺点，但那种重视客观世界的整体性，重视审美对象对称性的特征，事实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整体把握的思维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