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散文与《诗经》

先秦是指秦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以前，先秦文学主要包括夏、商、西周和东周(春秋战国)几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散文的形成是以《尚书》作为标志的，《尚书》即上古之书，旧称“书经”，是记言的古史，《尚书》之后的散文分别向偏重于记述的历史散文和偏重于论说的诸子散文两方面发展。

在历史散文方面，有编年体的《春秋》、《左传》;有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也有专记个人言行的《晏子春秋》等。从文学的角度看，特点显著、成就较高的应首推《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又名《左氏春秋》。它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记事比《春秋》多13年，同时详细记载了重大事件本末及有关轶闻琐事，广泛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诸侯角逐，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进程。《左传》通过人物言行表现出的民本思想，反对用人祭祀和殉葬的进步思想以及历史学家“不隐恶”的原则都是显著的。在艺术上，《左传》善于描写战争，作者将许多重大战役的起因、双方的谋划、战场内外的斗争和战役的结果叙述得异常清楚。并且语言多变，善于在具体事件的叙述中刻画人物形象，如《郑伯克段于鄢》中郑伯、共叔段、颖考叔等人物就写得栩栩如生，在叙事上也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

从文学的成就看，《国语》不如《左传》，但《国语》记言之文也有风趣绝佳的篇章，如《晋语》记姜氏与子犯谋醉重耳一段，重耳和子犯二人对话，幽默生动。《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因而保存了不少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战国策》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春秋战国之交所产生的“士”，是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的特殊角色，他们是社会巨变时期颇具活力的重要社会力量。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就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他们由于出身不同，立场不同，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从代表各自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出发，对政治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要求，并且著书立说，各抒己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散文因此蓬勃发展起来。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在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篇章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它们在先秦散文中达到了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阶段的散文特点。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教育、伦理、文化等各方面。

《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提倡“仁者爱人”，孔子所谓“仁”的概念，是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差别之爱。这个“爱”又是体现在孝、弟、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上，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论语》是语录体散文，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文字明白易懂，寓意深刻，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这里不仅是对松柏的礼赞，而且还概括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又如孔子的弟子端木赐看见孔子有道不仕，设问道:“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干罕》)把当时孔门弟子间的亲切谈话婉转曲折地表达出来，言简意赅，耐人寻味。《论语》同时还能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如《先进》篇弟子侍坐章仲由的坦率，冉求、公西赤的谦逊，曾点的洒脱，以及《微子》篇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具体生动。《论语》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孟子》是孟轲及其门人所作，其中心思想是“仁义”，乃孔子学说的发展。孟子主张施“仁政”，行王道，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反对暴政虐民，反对掠夺战争，重视后天教化和环境对人的影响。《孟子》气势澎湃，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的气概。例如“许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问明许行一切生活资料的来源，以见社会分工的必要;进而论治天下之不可耕且为，列举尧、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后斥责陈相背师说而学许行之道为用夷变夏，“下乔木而入于幽谷”，声色俱厉，气盛言宜。《孟子》运用风格独特的比喻来陈说事理，辩论是非，既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又加强了说服力。文章善于采用欲擒故纵，引君入毂的论辩手法，并运用大量整齐对称的排偶句，使论理具有难以阻挡的气势。总之，《孟子》的散文虽然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语录体，比之《论语》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先师孔子行数像碑，唐代，吴道子。“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

《庄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是庄周及其门徒或后学者所作。《庄子》主张顺应自然，提倡“无为而无所不为”，希望人类社会返璞归真，回到清静无为的太古时代去。《庄子》吸收了神话创作的精神，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在他笔下，蝉、斑鸠、小雀、蛤蟆、甲鱼、风、栋树、铜铁等等都会说话、辩论。《庄子》散文还善用譬喻，几乎任何情况、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作譬喻，如庖丁解牛《养生主》喻养生之理;轮扁斫轮(《天道》)喻读书之法;佝偻承蜩(《达生》)喻专心致志之道;匠石运斤(《徐无鬼》)喻知音难觅之感久;蜗角触蛮(《则阳》)喻诸侯的战争等。《庄子》多用韵，声调铿锵，使读者感受到和谐的节奏感，有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有时像万斛源泉，随地涌出;汪洋恣肆，妙趣横生，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荀子》和《韩非子》则是比较严谨的学术论文集。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天论》指出“天行有常”，本是一种自然规律;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不迷信鬼神天道，强调人事的重要性。荀子长于论辩，故其文多为长篇大论，发挥尽致、畅所欲言，他的《劝学篇》比喻层出不穷，前半篇几乎全用譬喻重叠构成，辞采缤纷，令人应接不暇。韩非子是战国后期的法家，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锋芒锐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其篇幅长者如《五蠹》近七千言，是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荀子》和《韩非子》中每一篇文章都中心明确，条理清晰，逻辑严密，《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荀子》的譬喻及排偶句法，都具有较强的文学意味。

先秦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不仅此时的散文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先秦诗歌也同样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源头，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间的诗歌305五篇，分成风、雅、颂三部分。“雅”有正的意思，当时人们把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看成正声，故“雅”即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有形容之义，是一种宗庙祭祀用的舞曲，它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三部分，有诗40篇;“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有十五“国风”，共160篇。“国风”中保存了许多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们在最后写定时，虽然可能有所润色，但依然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这些周代民歌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同时也显示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

《诗经》的内容非常丰富，305首诗从各个角度反映了500多年广阔的社会生活。具体地说，《诗经》主要描写了下列内容:首先是记录了周部族的历史，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些诗叙述了自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歌颂了周王朝祖先的功德。其次是描写战争及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像《鸨羽》(唐风)、《何草不黄》(小雅)、《东山》(豳风)等。其中《东山》写役夫长久出门后，归家途中对亲人的怀念和向往，深切表达了在长期的劳役中，人民渴望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另外，还有控诉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讽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表达人民对压迫、剥削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信念的诗歌，如《七月》(豳风)、《相鼠》(縖风)、《伐檀》和《硕鼠》(魏风)等。《七月》用素描手法叙述了农奴一年四季的辛勤劳动过程以及“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贫困处境。而女农奴的境况更惨，“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她们不仅要参加劳动，连身体也被奴隶主占有。

另外，叙述爱情和婚姻的诗歌在国风中占有很大的篇幅。《溱洧》(郑风)表现了在溪水潺潺的春天里，青年男女群游嬉戏的欢乐;《静女》(邶风)、《女曰鸡鸣》(郑风)等诗歌则表现了生动泼辣的爱情生活的欢乐。这些诗歌为我们展示了他们纯洁的内心世界、开朗乐观的胸怀，即使那些表现曲折的爱情生活也是如此，像《狡童》(郑风)、《褰裳》(郑风)，它们或表现内心的苦闷，或表现欢乐的嘲戏，也都显得那么直率大胆，毫不忸怩作态。在“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相思中，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昏夜相会中，可以想见他们爱情的真挚，那“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曒月”的誓言，更显示了诗中主人公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相爱决心。还有以女子为主人公来抒写，表现不合理的婚姻带给她们的痛苦的诗歌，《氓》(卫风)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弃妇诗，女主人公在诗中谴责了丈夫的负心，“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在“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呼喊中，包含着自己的血泪教训。反映妇女这种悲惨遭遇的还有《谷风》(邶风)、《中谷有蓷》(王风)、《遵大路》(郑风)等，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再现了春秋时期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显示了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诗经》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劳动人民善于以简朴的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国风”中有较好的体现，并成为《诗经》的艺术特点。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它可以在极短的篇幅里构成动人的艺术形象和境界。《诗经》在形式上多为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并不拘泥，富于变化。“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特别是由于它们的作者根据汉语音韵配合的特点，运用了双声如“参差”、“玄黄”、“踟蹰”，叠韵如“崔嵬”、“窈窕”，叠字如“夭夭”、“趯趯”、“忡忡”等词语来描摹细致曲折的感情和自然景象的特征，收到了较大的艺术效果。另外，章节的重复也是《诗经》形式上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不仅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也更好地表达了诗作的感情和诗歌的韵味。《诗经》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

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剧变的时期，先秦文学以理性的原则，用散文和诗歌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

先秦历史散文中，《春秋》褒贬是非以及《左传》直书无隐的理性精神，一直为司马迁以来的“良史”所继承，成为史家撰著的原则。《左传》的作者常常通过君子或他人之口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批评，这正是作者理性批判精神的体现，它对后世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写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秦诸子散文从根本上看，是当时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学术著作，但由于他们说理、论证的风格气势，使得诸子散文成为后世文学的范本。如《孟子》和《庄子》，目的是要谈政治之理，或言哲学之道，但他们的说理充满了丰富饱满的感情，运用了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从而使说理、辩论的文字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在弥漫着哲理美的同时，具有极强的文学感染力。诸子散文以各自不同的思想观点和风格特点，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

《诗经》同样以艺术的形式，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理性精神。“国风”中的恋歌以及氏族贵族的某些咏叹，奠定了中国诗歌以抒情为主的美学特征。它们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长篇叙事诗，而是一开始就以虽短小却深沉的实践理性的抒情艺术，感染、激励着人们，它们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着历代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