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重要社会政治、经济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技术不是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它们与别的社会现象有着复杂的关联，它依赖于社会经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当我们讨论从16世纪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如何逐渐落后于西方时，我们当然要从社会经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探讨这种原因。

1．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

孕育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文艺复兴是从14世纪末的意大利开始，一直绵延至整个欧洲，延续了几个世纪。其间，英国的封建领地经济于15世纪崩溃，16世纪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16世纪后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已趋成熟。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了世界近代史的开始。与此相应的是，哥白尼(1473～1543)于公元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恩格斯语)。之后，经过伽利略(生卒年限)、开普勒(1571～1630)、笛卡儿(1596～1650)、惠更斯(1629～1695)、牛顿(1642～1727)等数代人薪火相传的努力，初步建立了近代经典科学体系，近代科学的主要部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从《天体运行论》出版到《原理》问世，经历了150年的时间，而如果从文艺复兴运动初期算起到《原理》出版，充其量不过300年。原来处于愚昧、落后、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经过约150～300年的社会变革，其科学技术就大大地超过了曾在封建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华帝国”。

如果说在这300年间的明清早期，在科学史上中国还有几件值得一提的科技成就的话，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技术便遥遥领先于封建制度的清朝帝国了。我们不难从人类社会的这二次巨大变革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中看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重大原因之一就在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在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古代的社会就从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进入由秦始皇建立的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封建制度的时间，如果仅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46年统一中国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止，也经历了2000多年。在这2000多年间，虽然风云变幻、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战争(对外战争或内乱)连续不断，但也只是促成王朝的不断更迭，却始终未曾招致社会革命而改变中国的封建制度。马克思说:“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说的亚洲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中国社会且不说16世纪至19世纪中期并未发生如欧洲那样向资本主义的进化，就是在1840年以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也未曾脱离半封建的形态。在辛亥革命以前，王朝变更的政治风云，对中国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并没有引起任何的变革。

2．封建的经济结构与“强本抑末”的政策是近代科技落后的症结

中国科学落后的更直接的或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即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与此相关的是，封建统治者所采取的“强本抑末”的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样的经济结构和政策，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施于顽固的消极影响，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正好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决定科学命运的关键。

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中，村社组织里或自然村里，尽管农民生活了很多世纪，村社的界限却很少改变，虽然有时村社被战争、饥饿、疾病所破坏，但同一名称、同一村界、同一利害关系、甚至同一家族常保存数百年之久。自然村里的居民对于王国的解体或分裂没有任何悬念，只要村社保持完整，他们绝不问自己所属的村社是隶属于何种权力之下，是受哪一种权力支配，他们内部总是被束缚和维持在一个不变的相同的经济结构之中。只要没有天灾人祸和够吃够穿，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就很难促使他们改变过去那种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方式。马克思写道:“这种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组织，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这个秘密就是指社会为什么停滞发展。同样，它也为回答中国近代科技落后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因为在这种经济结构中，科学技术除了在同一水平的发展之外，不存在任何飞跃的条件，也不必做出这种飞跃。

问题还不只是这种经济结构表现出来的极端顽固性，而且它还经常大量地表现出对那种于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有利的因素(如发明创造、大工业产品等)的反抗性和破坏性。马克思写道:“因农业和手工业制造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中国)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很难设想，在这种最顽强的抵抗下它会对近代科学技术有所兴趣，也就不难想到，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把科学技术的发明当成是“奇技淫巧”了:而不少科技发明(如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经历了发明——失传——再发明——又失传的悲惨命运，其原因大抵如此。

应当看到，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之时，封建经济在不断崩溃。因为它的封建的经济结构要比中国弱得多。相反，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很幼小的，它犹如挣扎在巨石下的嫩花弱草，犹如覆盖在无边沙漠中的小小绿洲，它还不可能战胜和取代庞大的封建经济。由于封建的地主经济是封建政治形态的物质基础，由于封建的基本经济结构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有极大的顽固性，而封建社会中的各种政治风云又都在加强这种顽固性，再加上封建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强本抑末”的政策，因此，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后，商人入仕，工业与商业资本转入地租剥削，工业隶属于农业等等，这种萌芽不久就都枯萎了。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农业是本，工商业是末。所谓“强本抑末”，即保护、奖励农业，限制、压制工业和商业。“强本抑末”是维护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基本政策，从汉代起就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采用。虽然一些进步思想家曾经大声疾呼“工商皆本”。但毕竟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包围下，这种呼喊不过是徒劳而已。

雍正帝发布强本抑末政策的公元1727年，以牛顿公元1687年出版《原理》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40年，而英国此时正处在产业革命的初期。雍正帝此时三令五申抑制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从科技史立场看来，真是不识时务!马克思对比雍正帝发布命令早些时候的科学与工业发展关系，作了如下的叙述:“机器在17世纪的应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为当时的大数学家创立现代力学提供了实际的支点和刺激。”而在中国，由于雍正帝的“强本抑末”政策，结果，工人被强制减少了，机器也被无辜砸碎。封建统治者的这些愚蠢的政策自然也就拔除了近代科学技术有可能在中国诞生的支点。

3．专制的官僚政治是近代科学发展的又一障碍

所谓官僚政治，是指在某一历史阶段存在的特殊的政治，通常是指政府权力完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下的官僚习惯将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际。在极端场合，官僚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

中国最久的政治是封建专制的官僚政治，它是官僚主义发展的顶峰，是科学赖以繁荣的民主制度的死敌。从封建的最高统治者即帝，到一个普通的县丞，构成了中国庞大的封建官僚阶层。在这种政治下，经济与政治、学术大权集于一身，层层官僚的言行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上级要求下级是绝对的孝忠，下级对上级的态度是无耻的恭顺。他们层层保护、官官相卫，无官不贪，无利不图，当官发财是天经地义。这种政治是以农民的贫困无知、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落后因素为条件的。在封建专制的官僚政治下，官吏关心的是财产和寿命。只有与此相关的所谓“科学”才能得到官僚们的重视。如炼金术，官僚幻想其脚下的泥土尽是黄金;又如炼丹术，官僚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永享世间欢乐;还有占星术，因为他们迷信它能预测国君安危、社稷兴衰。他们关心的这些科学实际上是伪科学。建筑学的发展可以为官僚们提供豪华舒适的住房。但是，那些大量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及其技术有关而与官僚的切身利益无多大关系的科学技术，就根本得不到掌握政权的各层官僚的重视，甚至被无端扼杀。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正是诞生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它对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所作的总结在当时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特别是对先进生产技术的介绍更具有时代意义。然而，在不以它为荣的社会中，宋应星不得不在该书序中感慨地声明;“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宋应星还曾考虑过，他的书可供那些“生长深宫”而想知道米饭锦衣是用什么工具生产出来的“王孙帝子”浏览之用，可他的书偏偏在这“王孙帝子”、官僚遍布的时代失传了。伟大的著作，悲惨的命运，在官僚政治统治的地方，是屡见不鲜的。

清康熙年间(1662～1722)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乾隆年间(1736～1795)编纂了《四库全书》。一部《四库全书》，共36，227册，其中包含33590种书，79，897卷。根据不太精确的统计，一部四库全书的字数约700，007，493万字。它几乎搜集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古籍，真可称得上是一部卷帜浩繁的百科全书。在法国，1751～1780年间，以狄德罗(1713～1784)为首的百科全书派编辑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书名为《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百科全书》。前者，在最高统治者的赞赏下，把历代典籍收编成册，并一一加以校勘、注释，对每本书作一个提要。在这里根本谈不上反映当时社会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技术等类似现代百科全书的编辑宗旨。后者，参加编辑的人包括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技师和自然科学家，它的特点是大力宣传自然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尤其是它使得物理学家牛顿的思想首先在法国各阶层广泛地传播。因此，该书的编辑和出版为(1789～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

总之，这两部接近同时的百科全书最大区别是，一部《法国的百科全书》是面向社会发展的前方，朝前看;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是背向社会发展的前方，朝后看。这就再好不过地表明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封建专制性、保守落后性和反动性，它的存在无异于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

4．封建教育制度和“八股”取士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关键2000多年来的封建社会，中国封建官僚政府只举办各级考试，并没有举办各级学校，更没有自然科学、数学的教育，这和西方政府、教会有着鲜明的不同，这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公元1556年一个名叫加斯帕·达·克鲁兹的传教士就说:“尽管有一些葡萄牙人曾经报道说中国人懂得自然科学，但事实上在中国既没有人研究自然科学，也未设有高等学校，甚至连民办小学也没有，只有讲授王朝法制的皇家学校而已。可是，曾发现有些人具有天体运行的知识，因而晓得日、月食的道理。但是，如果说他们的知识是来自某些著作的话，也是私人互相传授的，并没有这种学校。”

诚然，我国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一套教育理论和方法，也培养了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学者与诗人;但我国传统教育中传授知识的结构有着明显的缺陷。一切教育都围绕着八股考试，名义上是发挥“圣人”的经义，但实际上是经义中明显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因此参加八股考试是用不着准备自然科学知识的。中国的教育制度与欧洲的教育制度迥然不同。欧洲，即便是中世纪，在教会学校中虽以神学教育为主，但也有“七种自然艺术”，所谓“七艺”包含有“三科”和“四学”: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和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理论。大学则有“自由艺术”学系、法学系、医学系、神学系，然后还增加了物理学系。总之，倾向于分科学习。恩格斯曾称这期间的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在中国，公元1866年设立“天文算学馆”之前，科学在儒教的教育制度里，甚至连“婢女”的地位都没有争取到。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围绕着道德伦理而设计的，不论是“社学”、“儒学”和“国子学(监)”，学习的范围都统一在四书五经之内。学习的范围决定着知识的结构。教育较为发达的宋代已明显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到八股盛行的明代更谈不上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了，从这种知识范畴挣扎出来的虽然亦不乏其人，如沈括、徐光启等，但终究是少数，他们不是教育制度保证的产物，而是自学有成的代表。其他如李时珍、徐霞客、宋应星、李善兰、顾观光、徐寿等人则是与科举无缘的。

清王朝没有改变以八股为内容的科举制度，仍旧继承明代旧规。康熙皇帝本人重视自然科学曾为人们所称赞，却没有如明治天皇那样，去改革学制，重视建立自然科学的教育制度。尤其关键的是，没有改革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即便是清末设立的一些新式学堂，因为没有提供如科举一样的出路，所以一般士子只要有“办法”就不愿去进新式学堂。“学堂虽立，无晋身之阶，人不乐为也”，“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正由于封建统治者对新式学堂不重视，因此清末的新式学堂并未获得多少成果。

“八股”取士制度严重阻碍了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破坏了我国近代科技队伍的形成和发展。明末，我国在若干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的帮助下，开始引进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次引进的倡导人和先驱者是徐光启，他与李之藻等人承担着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的工作，王征承担着物理学、力学和机械学的介绍，而孙元化和焦易则在火器方面做了出色的贡献。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把我国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领域推向当时世界近代科学所具有的水平。他们一批人的相继逝世，致使他们所代表的近代科学夭折。因为当时没有自然科学的教育，也就没有科学的有效继承。我国曾出现过接近世界近代科学的趋势，但不久后就这样停顿下来，并日渐退步。于是徐光启等人的“超胜”希望变成了后人的抱恨。雍正、乾隆乃至嘉庆、道光各朝日见森严的闭关自守政策，“非我族类”均在排斥之列，中外文化科学的交流停顿了。

晚清以来，兴教育、废科举一直是进步人士斗争的目标之一，“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经过几次反复，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总算颁布了教育官制、章程及法令。同年上谕宣布教育宗旨。至这时，新式学校才在各地普遍设立。但仍然坚持旧学、新学(科学)、中学(四书五经)、西学(科学)等兼学地设立课程，“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如是，在几个世纪间西方科学技术长足发展，中国文化却抱守残缺，拒绝在交流中创新、发展，落后也就自在其中了。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内在特质，与近现代科技文化少有共同之处，但中外学界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特质并不能构成中国接受和发展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永久性障碍，对发展后现代科技文化则可能有很多启迪。因此，中国在发展现代科学文明的过程中，应该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成就，与此同时，必须重视后现代科技文化精神与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契合之处，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成果，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科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