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哲学根源

中国古代哲学对科学技术的阻滞主要有以下方面:

1．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

中国古代哲学的问题和人文追求，只能孕育古代实用技术，无法成为近现代科学的母体，甚至会扼杀科学的萌芽。

近代西方的科学，特别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植根于古希腊和欧洲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之中，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精神、“理论”理性的哲学传统。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特定形态，许多西方哲学家仍旧试图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所以在西方，科学和哲学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西方古代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传统孕育和催生了西方近代科学。

古希腊哲学提倡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他们认为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古希腊哲学进而认为“理性”就体现在求知之中。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那么，应当知道什么呢?古希腊哲学以为应向自然求知，亚里士多德进而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

希腊哲学是希腊人文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学术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们探索哲理，只是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他们把数学看作是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

可见，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是根源于古希腊的“爱智”、对自然“求知”并由此“追求并获得自由”的哲学传统。由此，西方哲学一直是最高的知识和获得知识的方法的学问，是一切知识、文化的核心和源泉。

古代中国学者的人文理想是成仁和成圣，那么，如何达到这一人文理想，就成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哲学家试图解决的问题。中国古代哲学都认为其根本的途径是个人和宇宙的统一，即达到天人合一。是故中国古代哲学即天人之学。古代哲学各家的分歧在于，人欲达到与宇宙的同一，是不是必须离开社会，或甚至必须否定“生”?佛家和道家都认为，欲达到天人合一，必须脱离尘罗世网，必须脱离社会，甚至必须脱离“生”，这种哲学就是“出世哲学”。儒家等哲学则注重人在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只讲道德价值，不讲或不愿讲超道德价值的实现，这种哲学即所谓“入世哲学”。但是，中国哲学不是可以如此简单地了解的。冯友兰讲:“专就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说，我们若了解它，我们不能说它是入世的，固然也不能说它是出世的。它既是入世的，也是出世的。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新儒家，这样描述:‘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中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个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并不肤浅。”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个人和宇宙、入世和出世的统一，就是圣人，达到了“内圣外王”的品格。入世则可以教化世人，救民于水火，缔造太平盛世，出世则可忘情无我与天地相融一体。要治世，不论哪家都得讲政治，说道德，注重社会而非宇宙，重今生而非来世，重人伦日常而非地狱天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所以，中国古代哲学既不推崇理性自由地探索，也不提倡对自然、宇宙的认知，并从这种认知中发挥和增强人的理性力量，因此无法孕育和催生近代理性自然科学的产生。但它引导人们追逐实用的社会伦理和实践技能，能够促进政治、道德和实用技术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

百家争鸣时期，孔子第一次发现了人，建立了人本主义传统。老子第一次发现了自然，建立了自然主义传统。后经孟子和庄子的阐发，形成了各自的体系。孔孟老庄所奠定的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走向，至战国后期进一步发展，相互影响，各家把二者结合起来观察人事和天道，形成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世界观，具有(在古代)四种涵义:(1)讲人道不能脱离天道，天道与人道之间有内在联系;(2)就理论思维的内容而言，要求以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相结合考察人生和自然，在人与自然之间不做主客二分，不单独为人生和自然设置主宰，各自从这种相互关系中获得动力乃至价值;(3)在这种相互结合中，人本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人具有对自然的超越性内在价值，但这种超越绝不是对自然的背叛，而是与自然的统一——一种从自然的不可违背的道出发在人的体悟中达到天人合一。《易经》的天人观是这种天人合一的代表作，它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4)认为天人存在共同的规律，二者相辅相成。中国哲学家一直将儒家人本主义和道家自然主义传统融合起来，形成较为完善的传统哲学的世界观，使汉代以后的哲学家都把天人关系的问题视为他们的根本问题和任务，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不利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

首先，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和归宿，寻求天人合一，侧重于人生哲学和人伦道德哲学，教导人们如何生活于社会之中。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因重天人合一，强调自知体悟天命，而非认知天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认知自我更为根本和重要。这种“天——人”是对立统一体的一种求得统一性的方法。实则失去了追求统一性的意义。是故，中国古代思维和行动趋于保守和尚古，政治、军事、经济发展表现为退忍，闭封和被动——一切“追求和为贵”。对自然的消极被动的统一，首先表现为不主动求知，其次是消极实践，二者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其次，中国古代哲学强调自然无为、无目的、无价值、无主宰。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对自然是无为的，但应在人中(社会)有为，成为圣人、贤人。中国古代哲学不把自然界和人、人类对立起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在几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发展。(1)因为人和自然是非对抗性的，在古代人类活动能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便自觉顺应自然规律的要求，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受自然的庇护(天佑)，而无须超自然神力的护佑(神佑)。是故，中国古代没有发达的西方式的宗教体系，古代哲学一直承担着宗教的使命。中国古代，人性没有像西方中世纪那样受到神性的压抑和扭曲，得到了适度的张扬和发挥，使人本主义文化取得了世界顶级成就，并在实用技术和社会生产方面长期处于领先地位。(2)中国古代不把自然作为对象予以高度关注，只是把人看作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对待，形成了对人和自然整体观照的方法论，这进—步导致人们把智慧和能力的发挥集中于人与人的关系上，而忽视对自然界和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这十分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故发达的人本主义文化的社会成就并没有导致自然科学的显著进步。

再次，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之学，不分主体、客体，较少关注认识论问题，不能促进和引导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进行单独而深入的研究，因而对世界统一性原理和人与自然和谐的论证往往缺乏实证，只在思辨和体悟中掌握，阻碍了这一原理通向具体实践的道路，并在指导具体人生、实践中产生主体间较大偏差，以至于对具体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以指责——因为那些不是自然而是人为的;不是整体的体悟和超越而是局部的外向求知。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中国哲学不是把一个客观真实的充斥着不变规律的自然界摆在人们的对立面，而是把一个理想化的混沌自然界摆在人们的心中，并且告知自然界不可言喻、不可感知，只当遵从之。道家将自然界理想化和神秘化的结果只能是，认识自然既不可能也无用处和必要，这既扼杀了自由探索自然的兴趣，又挤狭了探索的空间，对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障碍。

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明确承认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而客观存在着的自然规律，是认识自然规律的前提。所以当中世纪之后，西方学术摆脱宗教神学的奴役，冲破对圣经教义的盲信之后，摆在西方学者面前的是一个广阔无垠、充满奥秘且独立于认识主体的自然界，它有着永恒不变的规律。达·芬奇、伽利略式的学者把向神求知的热忱，转向人类理性，把理性的目光投向自然界，在“到自然界去”、“读自然界那本书”的时期，西方科学复兴了古希腊理性、自由的求知、爱智的传统和对自由的追求，西方近代科学就此便诞生了。相反儒家哲学的天合一观念，如何能够提供一个充满客观规律所需而又独立于认识主体的西方式的自然界呢?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科学又如何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呢?

2．整体关照的哲学方法论

欧洲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物质和精神的对立，是把世界明确地划分为精神与物质，并提出了认识论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这一思想传统常常使欧洲学术和欧洲社会陷入神秘主义或机械唯物论之中。但它同时也催生了近现代哲学和近代科学。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状态中，西方科学哲学用具体感觉——分析方法达到对具体事物认识成果的同时，由思维——综合赋予它以理论意义，在主体看来，世界是一台巨大而复杂的可以理解和控制的机器，近现代科学正是这台机器的发现者和制造者。

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道家方法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整体关照，它不把世界明确地划分为精神和物质、主体和客体，一直崇尚一种有机整体观念。由此，中国传统哲学也不从身、心的对立看自身，也绝不从主、客对立看世界，而从有、无和名、实这些主客相通的直觉概念看世界，把自己和外部世界构成的整体视为一个笼统对象，不进行分析，而用心感悟，并追求与外部世界的有机和谐，形成了整体关照的方法论原则。

然而，现代对科学思想方法的研究表明，单单从事物的联系而形成的整体认识事物是不够的，要真正把握事物，就必须以明确的主体假设的概念和概念体系把事物的相互区别表示出来，即主体在明晰概念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中把握事物及其变化。

中国古代哲学家把对于事物整体的直接领悟作为他们哲学的出发点，他们使用直接领悟的概念对自己和外部的普遍联系不加区别地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却始终不能构建关于自己和外部的概念理论体系(主体对客体的概念构建)。从中国古代哲学家从未加区分的、直接领悟的直觉价值出发，认为无和无限高于有和有限;而希腊、西方哲学家从主体假设(创造)的概念出发，偏爱有区别的、明晰的概念，认为有和有限高于无和无限(如果我们仅在哲学思辨的意义上看有和无、有限和无限之辨，东西方不分高低上下)。西方哲学注重区分和分析，以演绎方法构建理论，概念明晰，表述准确;中国哲学注重联系和综合，以直觉流变构建理论，概念灵活，表述言简意丰，富有暗示。但是，从近代科学的思维特征来看，西方科学是关于有限的具体事物的明晰知识，注重区分和分析，以演绎方法构建理论体系，并以实验观察加以实证，可以说是西方哲学方法的具体应用和延伸，并以实验观察方法克服了哲学的思辨性。反观中国古代哲学的整体关照方法论，根本上和近现代科学的基本思维特征是相悖的，根本无法孕育和催生科学。

中庸之道是儒道两家共同的方法论。“毋太过”历来是两家共同的格言，这一格言出自整体关照的方法论原则，它的准确意义是不及比太过要好，不做比做得太多好。因为从整体的观点看，任何局部的太过和做得太多，对整体就有适得其反的危险。对近现代科学的深入研究表明，科学是穷究真理的思维和实践活动，它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整体极端分析和实验基础之上，理论要达到无与伦比，实验要在极端理想化条件下观察自然对象，这些无疑是“为得太过、太多”，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格格不入。

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对道的追求不是通过五官去认识它、把握它，而是要放弃任何主观目的性、主动性的感官知觉。为了与“大一”合一，圣人必须超越并忘记事物的区别，即“弃知”。这也是道家求得“内圣”的方法。认识事物或知识就是作出区别，知道一个事物就是知道它与其他事物的区别。所以，弃知就意味着忘记事物间的区别。一切区别一旦都忘了，就只剩下混沌的整体，这就是“大一”，这就达到了道家所说更高层次的知，即“不知之知。”所以道家的自然是一个(肉体的和心灵的)循世的处所，而非一个认识的对象，是一个充斥着、流动着“道”的不可知的世界，而非感觉上可以感知的实在的、有相互区别的事物构成的物质世界。

在对中国古代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利影响的探讨结束时，还须指出两点。首先，中国哲学的作用和表现形态的复杂性告诉我们，虽然中国古代哲学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孕育出近现代科学。这不等于说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与近现代科学无法相融，以致必须彻底抛弃、全盘西化。刚好相反，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以其兼收并蓄，在对“人道”的追求中获得了异常的生气和动力，它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西方文化冲击、自我批判的洗礼之后，在吸收、改造和发展西方思想、价值观念、科学理论和技术成就，促进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异常成功。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在抛弃或修正了它的反科学的成分之后，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并不构成永久性障碍。其次，从20世纪末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潮的发展趋势看，西方思想界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对抗，已经造成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危机，西方科学史学家萨顿指出，孔子早就指出了人类知识的两个方面:“仁”和“知”(知人)。现代科学知识把知的意义加宽了，但却把最基本的东西“仁”给丢掉了。他认为要解决西方现代文化和社会发展所面临危机和诸多问题，一方面要注意挖掘西方科学史中“仁”的成分，另一方面要注意发现和汲取中国古代哲学的启示。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以便将中国传统哲学推陈出新、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警惕两种虚假的道路;一种是唯西方而唯科学主义;一种是企求于纯粹的情感和非理性的内省。这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发展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应清醒认识它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更不能忘记我们的先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