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礼仪与农耕文化的关系

文化研究者一般把人类文化的源头分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以放牧和狩猎为主的游牧民族属于游牧文化，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的农业民族属于农耕文化。以经商为主的民族属于商业文化。每一种文化的不同，究其根源最先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影响到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

传统中国属于农耕文化，全国75%以上的人都居住在农村，乡村居民的主要职业为务农。社会职业等级排序中最高的“士”与农民也是相互流通的。无论是个人、社区、还是国家，都带有浓浓的乡土气。这一切都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所决定。中国幅员辽阔，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和太平洋的西岸，大部分地区处于中纬度)。东部地区，气候温暖多雨、季风发达、夏季与雨季同步，黄河中下游地区，没有海浸和河流改道的威胁，都比较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活。我们先民的生活方式一直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经济一直是国家经济的主体。

在这种背景下土地的有无和多寡是人们最关切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问题。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对于土地的争夺往往成为各诸侯国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引发战争、斗争的主要原因，对于每个家庭和每个人来说，有无土地也是能否生存下去的先决条件，拥有土地的多少则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贫富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因为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所需几乎全部来源于土地。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土地或失去土地就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无论哪个家庭，一旦有了金钱，首先想到的是购买土地，这种重土地的观念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土地情结”。

中国的传统礼仪文化就是在农耕文化的氛围中孕育、生长、发展壮大的。中国的传统礼仪文化就带有浓浓的“土地情结”。

首先表现在礼仪祭祀上。早在周朝，人们就尊称土地神为地祗、社神等，并把地祗和代表五谷的稷神合称为社稷神。国家有专门负责祭祀社稷神的机构和官员。祭典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分别叫春社和秋社。国家设有专坛叫社稷坛，它是国家的象征。社稷坛中级别最高的是太社，是帝王祭祀地祗之所，供奉的是总管全国的土地大神。在未实行郡县制以前，天子以下各级都有社稷坛，最低等级的是乡村社稷坛(宋代以后代之以土地庙)，而且一般家庭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在中国人眼里，土地神既掌管着国家的存亡，又掌管着家庭的大事。如在婚礼上，拜堂仪式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拜天地，第二才是拜父母高堂。

中国古代崇尚礼乐教化，也是农耕文化所决定的。农耕文化是建立在土地基础之上的，而土地是不能迁移的，这就决定了人们必须采用“定居”的生活方式。“定居”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长期存在，这种生活方式要求人际关系以长期、稳定与和谐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人特别重视血缘关系中的亲情，讲究人伦和家族至上。这种浓厚的血缘亲情不容许国家用强制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刑罚。在古代西方文化的原生形态中，从未存在过礼乐教化，而是法律管制的传统。如:古希腊、古罗马属于商业文化。外来商人、工匠与本地氏族杂居共处，都比较彻底地打破了传统血缘关系来确定居民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不能用传统的血缘亲情来处理居民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只能诉诸明文的法律。我国古代社会的礼乐教化正是在血缘关系和血缘亲情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国古代礼教中的“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孝”思想也是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生产决定了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需要劳动力的体力和数量。中国的农耕文化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每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有人称为“家庭自然经济单位”。这种自然经济单位，劳动力的强弱与多寡将决定家族或家庭的兴衰甚至存亡，因此，人们都希望家庭或家庭“男丁”兴旺，因此，“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便油然而生了。

中国礼仪文化中重视敬老与养老的“孝”观念，也与农耕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在游牧部族，由于打猎放牧的技术较易掌握，需要的是力气与勇敢，丧失了劳动力的老人便被轻视。而在农业生产中，许多知识与经验需要掌握，因此，在农业社会人们常常很看重老人的经验与智能，从而有助于敬老风气的形成。在中国历朝历代，“敬老”观念深入人心，不但圣君贤相无不施行养老的德政，昏主奸臣也不敢不作一点表面文章。“孝”的观念在中国如此深入人心，就是由于小农经济维持的时间相当长。

总之，中国古代礼仪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其丰富的内涵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