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礼仪与宗法制度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重血缘、重宗亲的国家。宗法制度(参见第四章，第二节:分封制度与宗法制度)是为维护上下尊卑等级秩序服务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稳定的主要因素。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中，宗法思想、宗族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大。中国古代礼仪的产生和发展与宗法制度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是相伴相生，水乳交融的。

宗族是宗法制的核心概念。所谓宗族就是源于同一祖先的后代的总称。同出于一个远祖的叫宗，同出于一个近祖的叫族。宗族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基础，诸如宗庙社稷、刑罚礼乐都是在尊祖敬宗的血缘纽带关系上建立和产生的，所尊的祖就是已去世的远近祖先，所敬的宗就是宗亲的维系者——宗子。

宗法制有祖、宗之制，百世不迁、五世则迁之辩，及九族、五服之说和昭穆之论。

《礼记·大传》中说:“别子^[3]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就是说:别子做了太祖，继承别子的就是宗子，继承别子的其他儿子就是小宗。有百世不变易的宗系，有五世就变迁的宗系。百世不变易的，是别子的后嗣，继承别子后嗣的宗系，是百世不变易的;继承高祖后嗣的宗系，是五世就变迁的。宗法制的特点是君统、宗统合而为一，大宗与小宗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一个宗族延续许多代后，人口众多，此系难以辨别清楚，就需用宗法制去规范。大宗、小宗以及“五世则迁之宗”，都以原来的“百世不迁之宗”为自己的血脉根基。

所谓九族与五服就是对亲属关系远近的确定，从直系来说，本身上有父、下有子，是最亲的三代;上推到父之父(祖)，下推到子之子(孙)，是近亲的五代，这就是“以三为五”。再上推到祖之祖(高祖)，下推到孙之孙(玄孙)，是远亲的九代，这就是“以五为九”。从旁系来说，同父为兄弟，同祖为堂兄弟，是近亲;同曾祖为从兄弟，同高祖为再从兄弟，是远亲。“五服”(指五种丧服等级)制就是由此而定的，这五种服制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五服体现了亲情的薄厚，其应用已超出丧服的范畴，而成为亲缘关系的代称。

所谓昭穆制度，就是辈次排列的方法。它包括宗庙的排列、宗庙中牌位的排列，墓地的排列，祭祀者顺序的排列等内容。

所有这些规定，目的都是为了明世系、别亲疏，最终达到尊祖、敬宗、收族的目的。

《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所谓礼，就是用以确定人际关系的亲疏，解决其间疑虑难明之处，分别今昔的异同、明辨行为的正误。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本质是维护等级制度，其基础就是宗法思想。

在诸多古代礼仪中，古人特别重视祭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而祭祀活动中，祭祖又最重要。因为祖宗是凝聚宗族的灵魂，人们祭祀祖先，并不是笃信祖宗神灵，而是教导人们知道自己的来源，因而敬重自己的祖先，联络族人的感情，亲近自己的族人，从而自觉地遵从宗法原则。

中国古代礼仪有无数繁文缛节，从中提炼出来的核心精神，就是基于宗族伦理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四条总纲，由此派生出各种亲疏尊卑贵贱的人际关系和相应的道德标准，应用在直系亲属间就是“父慈子孝”，在旁系血亲间就是“兄良弟弟”，在婚姻上是“男女有别”、“夫义妇听”，在政治上是“君仁臣忠”，在社会上是“长惠妇顺”，并据此决定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行为规范。

礼仪中把孝道作为伦理道德之首，提倡“大孝尊亲”，视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为最高孝道，“丑莫大于辱先”，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能给祖先脸上抹黑等等，就是基于中国宗法的血缘、家庭的实际。如讲子女孝敬父母，是因为父母生育抚养他成人。子女要为父母行三年之孝，是因为“子生三年，方免于父母之怀”，孝是一种回报。读书做官是最大的荣耀，因为是对祖先神灵最大的慰藉，一人做官，家门有庆。再如，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思想与宗法社会男子传宗接代的要求有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只有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才能防止淫乱，保证血统的纯洁;另一方面，“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效”(《礼记·昏义》)。汉儒据此阐发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女子是一切等级的基石，妻对夫的依附关系建立起来，父子、君臣的尊卑关系便都依次顺理成章地确立了。

如果人人不违反自己应具有的道德准则，不逾越自己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就可以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维系住“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的等级制度，正是因为这些东西符合统治阶层的长远利益，礼仪才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