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整体和谐

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之一，就在于中国文化重和谐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

容人难，容一个直傲的人更难，容一个直傲而又不为所用的人难上加难。然而，汉光武帝却做到了，所以古人说他“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

1．思想表述

早在西周末年，便有了所谓“和同之辩”。史伯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不同的元素相配合，才能使矛盾均衡统一，收到和谐的效果。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善倾听正反之言的君王，才能有“和乐如一”的局面。

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提出了“相济”、“相成”的政治思想。强调君王在处理政务上要“否可相济”、“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左传·昭公二十年》)可否相济便是“和”，孔子继承了这种“和”的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易传》提出了“太和”的概念，“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彖传》)“太和”，即至高无上的和谐、最好的和谐状态。《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宋代哲学家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人与自然相和谐，二是人与人相和谐，并且认为，后一种和谐较前一种和谐更为重要。“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所谓人和，即人民之间的团结一致、统治者和人民的和谐相处，“得多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

2．意义

重整体和谐的民族精神，其积极意义有如下两方面:

(1)促进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易传》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系辞下》)的主张，便是重和去同思想的体现。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区域、不同类别、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在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援阴阳五行入儒，儒佛道三教合一，以致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抱以容忍和吸收的态度，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尽管其间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中国文化在各种不同价值系统的区域文化冲击、碰撞下，逐步走向融合统一，表现出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2)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对待民族及民族文化的态度上，兼容并包是中华民族一贯的指导思想。《尚书·尧典》赞颂古代圣王的德行时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等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春秋》大一统”、“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等众所皆知的名言，是中华民族实现大统一的精神基础。汉武帝时，提出了“兼容并包，遐迩一体”的指导思想，使汉王朝把不同的民族(所谓“东夷”、“南蛮”、“西戒”、“北狄”)融为一体，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以后又逐渐形成以汉民族为主的蒙、藏、回、满、维吾尔、布衣、撒拉、朝鲜、哈撒克等56个民族融为一体的多民族国家。这56个民族长期以来在这块土地上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统一的物质基础在于共同的大陆型、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除此之外，还应看到，这些民族还有大体相同的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家庭伦理、思维模式，其中所蕴含的是几千年来造就的重整体和谐的精神。

【注释】

[1]此段中的种种谈论均转引自中国思想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088页。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8页。

[3]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59页。

[4]古诗源·击壤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