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

1．知足常乐

中国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极易得到满足。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人类自由可以理解为对行为约束的减少或幸福的增加，而这种减少或增加有两个途径，一为增强能力，二为减小欲望，如果说西方人走的是第一条道路，那么中国人则走了第二条道路。正如老子所讲“知足不辱”，又如俗语讲“知足者常乐”。

罗素和林语堂几乎以相同的方式，相同的视角描写过中国人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气喘吁吁的轿夫、汗流浃背的黄包车夫、面带菜色的纤夫……当他们为中国老百姓的苦难、瘟疫感到震惊时，中国人的快乐和满足却使他们不可思议。林语堂写道:“中国人只要那些可以带来幸福的东西，如果无法得到他们也不会死乞白赖地去争。中国人至少要求两件干净的衬衫，然而如果他穷得只配有一件，他也不在乎，中国人希望看一场好戏并尽情地享受，但如果没有条件他也不难过。他希望自己的房子周围有一些高大的古树，但院子里只有一颗枣树，他也感到同样高兴。他希望有许多孩子，有一个妻子亲自动手做他爱吃的佳肴。如果他很富有，可以再请一个高级厨师和一个穿着红裤子的漂亮女仆，这个女仆能在他读书或作画时为他焚香侍候。他还需要一些好朋友，一个能理解他的女人，这个女人最好是他的妻子，如果不是歌妓也行。如果他生来就没有这种‘艳福’，他也不会懊恼。他要吃饱，好在大米稀饭和腌萝卜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希望有一坛好酒，常常自己酿造米酒，或花几个铜板到常去的酒店沽上一碗……”

这种知足心理早在16世纪就被意大利来华人士利玛窦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筋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了达数千年之久。”^[3]

2．乐于田园生活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4]这是人们对尧舜时代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的歌颂，男耕女织的和谐家庭生活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满足方式。

我们的祖先在开创历史的进程中，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低下的生产水平，选择了最有利于生存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带，作为民族的生存依托，“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周原朊朊，堇荼如饴(美食)”(《诗经》)。坦迤的田野，肥美的水草，养育了中华民族。在这个稳定的农业社会里，千百年来培养了中华民族对土地、对山水、对自然的浓厚情感。中国的“中”不仅有“域内”、“正中”之意，而且含有“优越”、“崇高”、“权威”之意。

就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封建士人)而言，普遍地具有寄情山水向往田园生活的思想倾向，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终生处于封建专制王权的淫威之下，目睹了封建官场勾心斗角的险恶风浪，所以到晚年便把山林田园看作保全身心的避难所。行于山间小道之上，他们看到的是“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为难怀”(《世说新语·言语》)，“荡舟于江流之中，他们想到的是江上清风与松间之明月……是造物者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安居于家中或卸职之后，他们必定要在居室周围植木种竹，置石挖池，以“躬耕”薄田，安度晚年。“有儿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牛犊，闲来也教儿子小，读书不为功名，种竹、浇花、酿酒、世家闭户先生。”

关于田园生活中文官士人的悠闲心境有大量的诗词歌赋描写，如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满足“笑谈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及“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的境界。苏东坡在他的日志中写道:“文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入中庭。庭下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唐伯虎在他《爱溪证》中说，官爵珠玉随时可能失去，是不值得爱的，月色也是靠不住的，唯有“天地自然而然者”，才能够“爱之而不失，资之而不穷。”他在文中还对那种终日汲汲于名利地位或财富，甚至不惜出卖原则和人格的人表示极大的轻蔑。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在更多的成分上是希望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林语堂在他的《吾国吾民》一书中说:“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与道德上之健康状态。”他认为追求与赞美朴素的田园生活，对于中华民族之长存，实有微妙而渊博之贡献，可以说中国人真诚淳朴、弃虚去诈、重整体和谐、重人际关系、重义轻利的民族性格正是在这种安静的自然环境中陶冶出来的。

3．中庸处世

“中庸”(moderation)一词最早见于《论语》。意思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走两端、和谐”;凡事适可而止及中和等。可以说坚持中道，是浸透在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张载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可见“中庸”、“中和”、“太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理想追求，整体和谐是世界的最佳状态。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所了。

贵和持中的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对于我们民族有正反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全民族在贵和持中观念上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在复杂的事物面前保持一种冷静、中肯、客观的态度，并长“执两用中”，喜欢“合二而一”;在社会生活中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与循持，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顾全大局。这对于民族统一和国家稳定有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贵和持中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的价值原则，因而它又具有明显的弊端。它造成了个人创造性的萎缩，抑制了竞争性观念，并往往成为统治者维护专制主义等级秩序的工具，“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些对于社会进步与变革无疑是一种顽固的消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