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学优先的治学传统

所谓经学优先的治学传统，即以儒家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治学方向。

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以至医学、科学与艺术均与经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论他们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如何，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并且没有其他选择。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可见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不能脱离“经”的指导。经，本来是孔子所整理的古代文化典籍。孔子是中国首位创立科学的伟大教育家，他对古代文献的搜集整理，成为他进行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延续和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孔子编辑整理的古代文献称之为“六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乐》、《春秋》在这些古代文献典籍中，包容了古代的政治、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典章制度等丰富的文化内涵。

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在对六经的继承和阐述方面，出现了种种复杂的情况，在先秦诸子中，儒家是“显学”，其他各家，也与六经有着密切的关系，荀子是先秦诸子中的总结性人物，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古代经典文献在春秋战国时的地位和影响可窥一斑。

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经”的地位被大大地提高了，训解阐释六经及儒家经典蔚然成风，压倒了一切学问，成为汉以后的官学。“经”的内容也不断扩充，由汉的“七经”——唐的“九经”——宋“十三经”，十三经成为一切文化学术的指导性经典，十三经往往被刻在石碑上以显示其不可更改的权威性。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七次刻经。如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还完整地保存着唐代的“开成石经”，在中国历史上，对十三经的注疏、训解、发挥、层出不穷。据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的著录就有1773部，20427卷。可以说汉代以后经学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

这种经学优先的传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崇古、守旧的观念弥漫

古代学者往往以“代圣人立言”为铭言，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儒生伏案劳形、皓首穷经，并非为了新思想、新体系的创立，而是为了注释前人的思想，及至宋明，多数学者认为“伏羲以至孔孟，言道已尽，后学宜世世守之”(《恕谷文集·论宋人分体用之讹》)。朱熹讲“曾经圣人之乎，议论安敢到?”充分表现了历代儒生们拘执于旧义，不谋创新的思想倾向。反之像王安石那样倡言“祖宗不足法”者，被视为大逆不道，为社会所不容。

2．自然科学受到压抑

尽管中国的经学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义，它不排斥自然科学，但经学凌驾一切学问之上的地位却影响了自然科学的独立与发展，有人以中国古代融会各门知识的“类书”与西方的“百科全书”进行比较得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结论。例如，在唐代的《艺文类聚》中，共有46个“部”，其中以自然为主题的，按字面含义，只有天、地、山、火、木、兽、鸟等16部，其余都是关于人和人的创造物的，其他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渊鉴类函》等也都大体如此。关于自然的知识不仅所占比例很小，而且地位远在经学之下。而在西方情况就大不相同。从西方的早期百科全书《学问之阶》起，就贯穿着古希腊“说明自然”的主导思想，基本上以事物的客观本质及其相关关系的逻辑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

3．抑制了宗教的发展

在中国从未出现过一元化宗教统治文化各领域的现象。其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经学优先的这一事实却不可忽略。由于以儒家为主体的经学得到历代统治着的大力扶植，佛、道两教始终未能居于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像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居于国教地位的那种情形，在中国最大也是最后一部丛书《四库全书》中，共有93551卷，其中经学占20427卷，而佛道典籍总共不过57部742卷。这与西方许多国家馆中所藏的浩如烟海的宗教类图书形成了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