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道轻器

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器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诸如在义与利、名与身、主体与客体、社会与自然等关系问题上，均表现出对为人之道、处世之道、治世之道的浓厚兴趣，而对自然科学及技术问题则抱以漠然置之的态度，把“身心性命之学”当成终生追求的大道，而把工艺制造看作是雕虫小技或奇技淫巧。

据有的学者统计，《论语》中涉及自然知识的条目共54处，计有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现象，不可谓不丰富。但究其内容都是“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例如，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后来汉代的学者就把它发挥成如下的对话:“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也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插下勾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徽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色蒙;不清以人，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成折必东，似志。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是知之以乐也。’”(刘向《说苑·杂言》)可见，在孔子那里，本是对自然界水的观察，却看出了德、仁、德义等人的品格。

魏晋时期，学术界曾进行过有关“才”与“性”的辩论，但最终没有解决“智”与“德”的关系问题。唐太宗品评大臣的标准有五条，其顺序是:“一曰德行，二曰忠道，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贞观政要·任贤》)。宋明理学家热衷于心性之学，朱熹虽然也有过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见解，但其主要目标却不在于求知识之真，而在于求道德之善。他对弟子说:“如今为此学而穷天理，明人伦，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之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答陈齐伸》，《朱文公文集》卷39)

这种重道轻器——重人伦轻自然的思想也表现在教育领域，往往是身份较低的才人去学习自然科学。例如唐代的“二馆六学”(弘文馆、崇文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招收弟子依据出身的品次高低，其中“六学”的书、算、律被排在最后，其学生为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及庶人子弟。

应当看到，从汉唐到宋元明，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当16、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的在西方大踏步地前进时，中国却落伍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重道轻器、重人伦轻自然的价值倾向是其原因之一。李约瑟这样评论说:“儒家相信宇宙的道德秩序(天)，他们使用‘道’一词，主要地——当然不是唯一地——是指人类社会里的理想道路或秩序。这在他们对待精神世界和知识的态度上表现得很明显。他们固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分开，也没有把社会人与整个自然界分开，可他们向来主张，研究人类的唯一适当对象就是人本身。”^[2]由于儒家的这种思想的广泛影响，在古代学术史上，关于技术性控制的实验，关于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以及关于二者相互验证的操作，都没能得到充分地重视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