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春秋战国:中国传统文化的“雏形”期

公元前722年，以周平王迁都洛邑为标志，拉开了我国春秋战国的帷幕。

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据文献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250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

社会的大裂变、大重组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主要表现在:(1)变革社会的人才需求为士阶层的解放和崛起创造了条件(社会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士本处于社会底层)。(2)激烈的兼并战争为文化的交融、渗透提供了机会。(3)天下分裂状态为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刺激了一批学者著书立论以救时敝(老子、孔子等均是其例)。(4)世守专职的宫廷文人转移到民间，直接推动了私家学者集团的兴起。

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其中主要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家，现从简介绍。

(1)儒家。从亲亲有术的“仁”出发，展开自己的理论:①在天道观上，承西周“天命”与“人德”相配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作淡化处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②在政治方面仁是礼的精神支柱。③在血缘关系上孝悌为仁之本。④在人际关系上，忠恕为仁之道。孔子以后，孟子发展了仁的学说并将之具体化为“仁政说”和“性善论”。可以说，儒家重视的是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讲求的是人道而非天道。⑤在主体修养方面:恭、宽、信、敏、惠是实现仁的具体要求。

(2)法家。与儒家一样，法家也重人道而不重天道，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可谓是现实主义或功利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生最大的现实莫过于功和利，他们除了现实和实用之目的外，没有什么理想，没有什么境界。韩非说:“计功而行赏”，“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还说:“赏必出于公利”(《韩非子·八经》)，这里的公利是指封建国家之利，也可以说是皇帝的私利。“赏功罚过”是法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功用”是法家提倡的最高价值标准，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罚，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尽管法家在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问题上与儒家尖锐地对立，但二者在重人道而轻天道，倾心于社会人生问题方面却相辅相成，成为二者共同的追求和理论特点。

(3)道家。与儒法二家相反，道家是一种出世哲学，不像儒、法家那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道家重天道而轻人道，把“自然无为”作为其价值取向。其基本精神是，在义与利，理与欲的冲突面前，不要纵欲妄为，盲动逐利，应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老子所说“无为而无不为”、“不与人争，莫能与之争”，是其社会价值观的表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其世界观的最好说明，也就是说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二而一，人道与天道的同一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4)墨家。墨家的情况与道家又有所不同，墨家主张兼爱、互利，反对攻人之国，攻人之身。要求人们在利欲与义理的冲突面前，放弃私利、私欲，选择公利、公欲。墨子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社会的一切灾难都来源于“不相爱”。因此，“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上》)就成为墨家提倡的最高价值标准。他说“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墨子·法仪》)。墨家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但另一方面却具有浓厚的尚同思想，要求百姓上同于天子，而天子最终上同于天。